二、隋、唐、宋各朝爵制

“隋唐的封爵制度基本上一脉相承”(30)。隋开皇中“制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凡九等”(31)。又有散郡公、散县公、散县侯、散县伯、散县子、散县男等虚封爵位(32)。隋炀帝即位后，封爵制度又有变革，“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33)。隋短命而亡，继之而起的唐王朝封爵制度则更加完备。

唐朝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万户。二曰郡王，从一品，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五曰县公，从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六曰县侯，从三品，食邑一千户。七曰县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户。八曰县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户。九曰县男，从五品，食邑三百户”(34)。《旧唐书·职官志一》官品表“开国郡公”下注：“爵，《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加开国之称。”(35)《新唐书·百官志》所列郡公以下封爵便加“开国”字样(36)。

唐朝后期又出现冠以“某某郡”封号的侯、伯、子、男爵称。如：

郡侯：唐懿宗即位封夏侯孜“谯郡侯”(37)；唐僖宗朝王徽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38)；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十月“制以特进、太子少师、博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崔安潜检校太傅、兼侍中、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39)；昭宗乾宁二年（895）六月“以太子宾客张濬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侯、食邑二千户”(40)。此外，还有冯翊郡开国侯、河南郡开国侯、兰陵郡开国侯，等等。

郡伯：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正月“以诸道盐铁转运使、正议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宏农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杨嗣复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1)；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李石“加检校司空、平章事、陇西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42)。另有太原郡开国伯、河间郡开国伯等。

郡子：《新唐书·韦凑传》载虚心“累封南皮郡子”(43)。

郡男：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二月，“以荆南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功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苏涤为太常卿”(44)。

另外，隋唐爵制中还有“嗣王”爵称，“亲王之子承嫡者”(45)为嗣王，即亲王之子有一人承嗣其王爵，封爵为嗣王，这在《隋书》、两《唐书》中较为多见。“嗣王”爵级为此后的宋代所继承。

总之，唐代确立了以王和五等爵为内容的封爵体系，唐代五等爵中的侯、伯、子、男又增加了冠以“郡”命名的爵称，影响后世。

宋代的爵制，史籍记载多有不同。《宋史·职官志九》记载宋代爵制为：“爵一十二：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46)

《宋史·职官志三》又载：“列爵九等：曰王，曰郡王，曰国公，曰郡公，曰县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分国三等：大国二十七，次国二十，小国二百二十。”(47)

哲宗朝《元祐官品令》又有：“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郡公，从一品；开国县公，从二品；开国侯，正三品；开国伯，正四品；开国子，正五品；开国男，从五品”(48)，爵封十等。

《宋史·职官志八》载南宋封爵十等：王为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开国郡公为正二品，开国县公为从二品，开国侯为从三品，开国伯为正四品，开国子为正五品，开国男为从五品(49)。

文献记载的差异，也使学者不断对其进行探究，力图厘清制度的内涵。龚延明先生在其《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爵制”中指出“宋代爵名沿唐五代之制，其等级屡有变化”。上述文献中的“爵一十二”是北宋前期的封爵等级；《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列爵九等”则是神宗时期封爵，《宋会要辑稿》亦有神宗朝“列爵有九：曰王、曰郡王、曰国公、曰郡公、曰县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50)的记载。哲宗朝则爵分十等；南宋爵亦为十等(51)。然而对于这种以北宋前期、神宗朝、哲宗朝和南宋四个时期的编排架构，学界认为仍有疏误。李昌宪认为：“《宋史·职官九》，列爵十二等，有嗣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但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应是同一爵位，而嗣王北宋元丰前未曾授人，故而从略，则所谓十二等爵位，为修史者不谙宋制而误甚明。宋爵实为九等。”(52)郭桂坤指出《宋史·职官志》“‘爵一十二’当解作‘十二爵称’”，其中郡公与开国公是开国郡公的简称，而开国县公和开国（县）侯两爵，在两宋时期也一直没有封授，取代这两个爵位的是开国郡侯(53)。陈希丰《再谈宋代爵的等级》一文则通过宋代制告文书、碑刻墓志等资料的研究，认为“制度条文所载爵的等级与实际行用的爵等并非全然一致，宋代爵等很难说存在时间上的变化。以往学者在处理宋代爵等问题时，未充分考虑到封爵授予对象上的区别，即宋代一般官员与宗室既使用同一套爵等体系，其中又存在一些差异。而唐宋时期有关爵等的省称（省写）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现代学者辨析宋代爵等的难度”(54)。该文指出“若我们将‘郡公’与‘开国公’理解为‘开国郡公’的省称，则《官品令》或《国史职官志》所载爵等序列恐怕不会在已经列出‘开国郡公”的同时，又将作为其省称的‘开国公’、‘郡公’列于其中；若我们将这里的‘郡公’理解为专门用作宗室追封的爵级，则又无法解释同样用作宗室追封的‘侯’爵却未被列入其中的事实。‘开国公’与其后的‘开国郡公’、‘开国县公’显然不是并级而应为包含的关系”。因此，作者“怀疑《宋史·职官志九》中的十二等爵可能不是宋代品令原貌，而是后人（如南宋中后期所流行的诸家类书）根据自己的理解将‘郡公’与‘开国公’两个爵称植入其中拼凑而成，最后被元代史臣引入到《宋史·职官志》中的”(55)。此文从爵位封授对象的不同来分析宋代爵位名称和等级，最后通过表格的方式指出宋代宗室追封、宗室生封和一般官员封爵的异同。

关于宋代爵制的不同认识，龚延明先生在《宋代爵制的名与实》一文中再次阐发对宋代爵制的认识，指出：“宋代爵制与宋王朝命运共始终，行用三百年而不废，但呈现前后不一致的阶段性变化”，认为《宋史·职官九》所载十二等爵，在北宋前期确实存在于令文中，“不过在执行过程中，‘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三等爵并未行封，徒具于令文中。元丰改制，九等爵与南宋令文中十等爵，在实际实行中仍有令文之外的封爵或徒具令文中之爵等”。文中最后又指出“面对名与实不完全相符、复杂的宋代爵制，需要将法定、固定的制度，与在执行令文中实际行用变化相结合，即将令文中之名与实际执行情况之实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求得相对接近于宋代爵制的全面认识”(56)。这种从“活”的制度史视角，关注制度的名与实，对辽金爵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