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高净值人群成为财富纷争的“高危人群”

虽然财富本身并不是灾难发生的直接动因，但高净值人群往往是财富纷争的高危人群。以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为例，他去世时留下的资产价值达600多亿元人民币，由于他既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其他安排，子女之间的抢班夺权、大兴诉讼在他去世后不久就争相上演。他的3房太太以及膝下10多名子女相继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起诉要求分割遗产。

除此之外，为了分割财产，继承人需要抵押家产筹集资金用以缴纳高达110多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创造了中国台湾地区最高遗产税金额纪录。王永庆于2008年10月15日病逝，彼时遗产继承在台湾仍然适用50%的税率——然而，就在他去世后3个月（自2009年1月开始），该地区的遗产税税率下调为10%。王永庆跑赢市场成为首富，却没有“跑赢时间”——“早去世”仅仅3个月，遗产却面临“多缴”税80亿元新台币的局面。

据了解，他在美国的投资，经过提前的信托架构安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高达40%的遗产税征收。但是即便如此，他位于美国的遗产仍然引起了美国税务部门的关注，美国税务部门试图就该部分征收遗产税。其继承人紧急聘请了美国华尔街一家知名律所的律师进行抗辩，仅仅两周，就耗费了数百万美元律师费。前述部分信息并非来自公开的报道，而是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和一位美国律师聊天时获悉的消息。也许这位律师的描述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但是这足以说明“跑输时间”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想必一生节俭并且热衷公益的王永庆并不愿意看到如此巨额的财富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再分配”。[1]

从资产传承的角度看，去世之后即引发遗产诉讼的商业富豪包括香港的龚如心、霍英东，以及尚未去世就发生妻室子女资产争夺大战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等。而文艺界名人的遗产纠纷同样很多，如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著名画家陈逸飞、李可染、刘海粟、许麟庐，著名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特型演员古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等。

从资产管理和保护的角度看，诸如离婚所导致的家变破坏力不容小觑——夫妻或者家人反目导致著名公司遭受重创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如传媒大亨默多克第二次婚姻结束时的离婚财产分割，导致对方分走了约17亿美元的资产。而中国的企业真功夫、土豆网也都因为创始人离婚事件而错过上市的最好时机，甚至逐渐走下坡路。而同样遭遇创始人离婚，龙湖地产结果却不同。采纳了财富安全筹划、使用了信托工具的龙湖地产创始人吴亚军、蔡奎夫妇分手，虽然导致龙湖股价一度下挫4%，市值蒸发43亿港元，但在公众得知他们所持上市公司股票分别由两家家族信托持有后，股价在3天内止跌反弹，恢复到他们宣布离婚前的水平。

除此以外，还有“治家”不力所导致的问题。例如，GUCCI（古驰）家族犹如莎士比亚戏剧的家族斗争和败局，新鸿基家族兄弟纷争导致的支付了约10亿港元天价律师费的诉讼和牢狱之灾，香港镛记酒家兄弟不和导致的司法清盘案，李锦记家族早期的兄弟纷争和拆家，以及台湾新光集团的母子、兄弟纷争等。

有的财富人士已经通过专业人士安排了信托等传承筹划工具，但是仍然无法逃过一劫。例如，梅艳芳母亲起诉某知名银行要求撤销梅艳芳生前所立之信托但最终败诉等一系列事件。

本书会对这些案例加以分析和阐述。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些杰出人物的“创富”能力，然而在守富和传承方面，由诸多因素导致的悲剧却让人扼腕叹息。这些悲剧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所涉及争议甚至诉讼都是因巨额财富而起，所以，财富人士如果没有妥当的财富保护措施，就可能招来是非。第二，所涉及争议往往是传承安排缺乏周密筹划所致，或者是因为有些传承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例如，二代的能力问题和传承人格的分析问题等。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巨额的财富往往吸引各种人的注意。我们在为一些财富家族提供咨询的时候发现，缺乏自我约束的富有家族二代成员身边常有一群处心积虑希望攫取财富的“朋友”，他们通过借款、项目合作、谈恋爱、游玩、赌博、放高利贷等各种方法来谋取利益，虽然创富一代对这样的家族二代成员有怒其不争之感，但是也非常无奈。

针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财富家族领袖必须做好“自检”的工作，通过和专业人士合作，梳理家族和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并合理进行资产保护和传承的布局；另一方面，家族领袖需要对财富进行一些隔离安排，以化解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而我们正是希望通过揭开世界成功财富家族管理和传承的神秘面纱，让中国的富裕人群能够了解、实践这些家族背后的人生智慧，从而真正找到“富过三代”、财富永续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