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和演进
一、城市的起源
（一）城市的概念
城市，如今已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承载着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并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正因为城市既是个历史概念和空间概念，又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因而长期以来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对城市每一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视角，但每个学科对城市不同理解的不断汇集又都增加了统一“城市”概念的难度。因此，需要跳出每个学科的既有边界和既定思维逻辑，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看待城市，才能勾勒出城市的画像。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动，是城市出现的根本原因。从城市最基础的空间结构特征来看，城市首先是聚落，其次是固定场所下的聚落。当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尚处于狩猎与采集阶段时，人类群体只有非定居和非定居聚落这两种空间结构。一方面，为了应对生物群体变迁和气候变迁下自然资源分布的变化，人类群体长期处于不停的迁徙中；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人类群体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点建立了临时的聚落，并在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后废弃离去。这一阶段的生产力所塑造的是一种平等化、分散化的生产关系，无法形成城市。当生产力水平逐渐由狩猎与采集阶段向农业社会过渡时，固定场所下的聚落开始出现，这缘于农业生产必须建立在一定规模的人力在固定土地上集聚劳作的基础之上。因此，新的生产关系要求定居生活，从而出现农业社会结构，而这是城市历史的开端。
但并非所有定居聚落都可被称为城市，人类最初的定居聚落是乡村聚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的聚居地。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概念，是具有更高级形态的聚落。对于如何定义这种高级聚落，学术界存在着多种声音。从中文的“城市”来看，它由“城”和“市”二字组成，“城”一般指城墙，“市”一般指市集，因而很多国内学者认为拥有市集且有城墙的聚落才能被称为城市。比如有人指出可考的最早拥有集市的城市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雍城19，这可能是有争议的。相比之下，国外学者更多地从功能上界定城市，包括人口、宗教、财富、文字、艺术、贸易、建筑等，如马克思就认为，城市是生产力变革的产物，其最大特征是功能的集中和需求的集中。
综合来看，只有当聚落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时，才可被称为城市。第一是集中，指人口、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形成了一定密度的集中。全世界人口密度本身差异较大，为城市设置一个通用集中度标准并不现实。但正如城市概念是相对乡村而言，乡村不会允许人口过度集中以危害其农业供应能力或自给自足状态，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则不会考虑城市居民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城市规模的扩大更多是源于非农因素。第二是中心，城市社会需要具有层次性，形成一定的“中心—外围”结构。城市里的居民分化为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前者通过从事生产实现族群和个人生命延续，后者则从事超脱于生产的其他工作，如宗教活动、祭祀活动、治理活动、军事活动等。这些活动所依附的不是基本生存需求，而是精神需求和保护需求。同时城市建设也存在区域上的差异化，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区域的空间构成都有所不同。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心，而一般居民则散落在城市的外围。第三是建筑，城市应形成高于生存功能的建筑，包括大型公共建筑、祭祀场所、宗教场所、统治者的宫殿庙宇和象征权力的奇观，等等。20这些建筑昭示着城市形成了成熟的多层社会，城市居民笼聚了农业生产者无法获得的巨大财富，城市管理者具有组织化的社会动员能力。建筑特征是考古学家勘探确定古老城市存在的重要依据。
（二）城市的起源及其基础
城市出现的根源性需求是安全需求，根源性物质基础是剩余资料。安全需求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产生了，因为人类族群一直以来遭受自然威胁，之后又开始面对非自然威胁。自然威胁来自气候、自然灾难和自然资源枯竭，非自然威胁来自原始部落之间对有限资源的抢夺。为了抵抗以上威胁，人类部族开始聚居，建立诸如洞穴、草屋、栅栏等简陋的居住场所和防御设施，形成了聚落。剩余资料则来自于农业生产对生产力的极大推进。一方面，农业的效率远高于狩猎和采集，能够显著增加可供养人口，从而促进部落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农业要求人类部族必须采取长期定居方式，从而促进了大规模定居形态的产生。随着各部族规模的扩张，部落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加剧，为了争夺双方定居区域之间的土地资源，部落战争出现了，人类的安全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就这样，城市诞生的根源性需求和物质基础都成熟了，而推动城市最终出现的是来自于社会分工细化所衍生出的统治者。
社会分工细化首先出自人类族群内经济职能多元化而形成的农业、手工业与贸易部门的分野，城市通过建立专业化、职业性、集体性的社会分工来解决人类的各种细化需求，从而成为一个综合功能体。但是，对于城市来说，最关键的社会分工细化是统治者的出现。统治者最早可被视为管理者，其诞生是用以满足来自剩余资料和剩余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管理需求，支撑复杂的资源和人力调配。后来，掌握物权的管理者自然成了族群的权力核心，可以向全族群施加个人影响，集众力建造规模空前的大型设施，于是城市成为可能。在英语中，统治（governance）一词和政府（government）一词共用词根，而政治性社会（civitas）一词和公民（civilian）一词同根，说明了统治者和城市在根源上的关系。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来源于人类的政治需求。中国学者俞金尧和刘健也提出，政治所塑造的权势才是城市创造的根本动力。21
和统治者共同成长的是宗教阶层。宗教是政治和文化共同融合的产物，一方面来自于人类对宗教文化的诉求，另一方面来自于统治者对宗教权威的重视。宗教文化上的诉求来自于普通人类的一种礼仪性的排解，植根于人类对大自然威力和未知现象的恐惧。人类将难以解释的现象归结为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并希望通过礼仪来展现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以祈求多福和安抚情绪。为了满足这一文化需求，专职于这类礼仪活动的人超脱于生产之外，形成了独特的宗教阶层。很难确定统治者和宗教阶层到底谁先出现，但是两者是难以分割的，甚至最初的统治者可能就脱胎于宗教阶层，因为宗教阶层往往能够通过宗教表达实现统治目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和宗教阶层合作，以达到巩固统治和维系族群团结的效果。
于是，军事防御、宗教建设、统治需要的结合，共同形成了城市得以建立的基础。在这个生产显著发展、人类族群间安全危机严重恶化、统治阶层和宗教阶层能统一调配族群资源的时代，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批城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政治权力的构筑方式、需求都有所变化，推动不同形态城市的出现和演变。
二、古代城市形态的演进
（一）城邦
第一批城市兴起的大致时段为前国家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囊括了平等分散的原始部落组织向权力集中的国家组织演变的全过程。22诞生的地点高度集中在世界几大古文明范围内的少数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富饶地区。这些地区积累了大量剩余资料和剩余人口，在统治者的调配下，人类建立起了能够满足防御、宗教需求和统治功能的高级大型聚落，这就是城市。第一批城市是政治与军事共同体，城市本身是一个政权，被称为城邦城市国家。空间特征是城墙围绕四周，市中心设有神庙、祭祀广场等大型宗教设施和王宫、王室墓葬等大型统治阶层建筑，其典型代表是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和印度河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它们都建有非常完善的城防体系、宗教设施和发挥统治功能的宫殿。23这些城邦不仅保护市民，还保护周围农业生产区。大量贸易活动依此兴盛起来，和其他落后地区进行物资交换，用来支撑城市的运行。在北非和叙利亚地区的一些城邦，以腓尼基为代表，开展了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商旅贸易。不过要注意的是，贸易大体上受控于城邦，获利也用于城邦建设，应被视为城市的附庸品。
城邦掠夺战争的出现推动了城邦型城市防御水平的突飞猛进。由于城市对生产资料消耗显著提升，城邦战争不再是仅仅为了争夺土地，还常常是为了掠夺财产和资源。两河流域的乌鲁克经常对外发动掠夺战争，获取战利品后就班师回朝。掠夺战争模式催生了掠夺经济，以固定的对外掠夺战争来滋养城市，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城邦就是其中典型。这种城市类型使城邦战争烈度空前提高，从而赋予了城市更强烈的军事功能。
古希腊是城邦时代的主要代表，不仅在政治、外交、贸易、战争上显现出城市的独立性，也在城市制度、市民认同、城市共同准则与文化方面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城市概念进一步完善。古希腊强调城市对城内民众的军事保护和价值观保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述，城市是基于人对他人的依赖性与伦理需求建立起来的，因此城市要对市民的权利负责，同时市民对城市需要履行相关义务。24市民在古希腊城邦里具有了法律含义和价值观含义，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推崇古典民主制度，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推崇军事专制制度，双方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仅是争夺爱琴海霸权，也是城市价值观的冲撞。
（二）政治中心型城市
政治中心型城市是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国家社会建立后，统治者根据地理位置选择建造承担统治中心功能的首都城市，这类城市建有大量宫殿和公共设施，规模通常较大。在黄河流域，政治中心型城市据记载起源于黄帝时期。中国黄帝击败蚩尤后，统治范围“东至于海，北逐荤粥”，“邑于涿鹿”，在涿鹿建立政治中心统治四方。根据出土文物考古，西周的丰镐二京是中国可考的最早的被称为“京”的首都城市，是西周的政治中心。西周问鼎中原后，为控制广袤的河南之地，在现洛阳区域兴建新京洛邑。洛邑选址于西周国土之中央，寓意为天子居于天下中央治理万民。之后，周王室“分封建国，以固疆土”，分封数百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建立一座城市作为邦国统治的中心，推动了全国城市建设的高峰25，为“诸夏”框定了大致边界。
罗马城是地中海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中心型城市，它起源于城邦形态，随着军事扩张转型为国家首都。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共和国转型成为环地中海帝制国家。为了支撑庞大帝国的统治，罗马历任皇帝对罗马城进行持续了改造，建起磅礴大气的政治场所宣扬帝国威严。除此之外，罗马帝国在各行省建立行省首府，作为地方政治中心城市。26文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借此拥有了中心城市，比如不列颠行省的伦敦、里昂高卢行省的里昂、下日耳曼行省的科隆等。公元3世纪危机爆发以后，君士坦丁一世将希腊城市拜占庭改造为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新都，它成为往后一千年里欧洲最重要的城市。
总的来说，政治中心城市贯穿了城市历史的始终，并随着各文明生活边界在近代前后逐渐固定，政治中心城市的数量和布局也趋于稳定，之后新兴的城市形态开始偏向于非政治类型。
（三）宗教中心型城市
宗教中心型城市出现于宗教高度控制或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宗教文明世界，是和世界其他城市共同演进的一种城市类型。宗教中心型城市最早可能出现于苏美尔，这些城市的宗教设施在规模和地位上完全不逊色于宫殿。后来，最具代表性的宗教中心城市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其发展鼎盛期大致为公元7世纪到14世纪之间。
基督教世界的城市宗教力量依托于中世纪长期战乱下教会对城市社区的作用，之后来自于以教皇为核心的天主教廷统治秩序对城市的渗透。一些城市转变为主教制，大主教是城市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大主教里，最有名的是长期担任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的三个主教：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他们对神罗皇帝的选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沿袭自罗马时代的城市传统和教权王权之间的制衡下，基督教宗教城市依然是世俗化的，不过宗教势力掌握着庞大的宗教财产和特权，话语权举足轻重。
与基督教世界不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合法性来自宗教，最高统治者是宗教领袖，各级政府部门本质上是宗教机构，法律来自伊斯兰教律。他们利用先知穆罕默德所确立的律法与行为的基本关系改造中东城市为宗教中心城市27，城市治理体系脱胎于宗教法律或者宗教教义，尤其是城市法律体系和再分配体系。伊斯兰城市法律体系同时维护苏丹法律和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执行人是法官，由伊斯兰贵族（埃米尔）任命。法官们的工作地点在清真寺，援引法律和伊斯兰教法为人民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城市服务做出司法判决。伊斯兰的再分配体系是根据《古兰经》中“保持你的财产不变、不卖、不当礼品或不继承，把它的税给穷人”教义所设立的，其执行机构被称为瓦克夫。瓦克夫按照教义原则对城市财富进行再分配，一方面为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供资金，另一方面负责供养宗教设施和宗教人员。伊斯兰城市的公共服务也是宗教生活下的公共服务，例如学校主要用于教授伊斯兰教法，卫生体系也是围绕教法要求设置。对于非穆斯林群体，奥斯曼治下的伊斯兰城市依照宗教和民族划分社团，每个社团首领被称为谢赫，负责管控社团不触犯伊斯兰教法和苏丹法律以及在独立空间内有序运行。28
（四）商贸型城市
商贸一直是城市的重要功能，在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乌鲁克和中国商周的王都及各诸侯国的都城，商业和贸易活动就广泛存在了。29因为城市归根结底是一个消费场所，需要依靠交换维护运行。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工商业等多种经济形式依托城市发展起来，赋予了城市以商贸属性。在中国的唐宋时期，全国贸易链、官营产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商业、贸易、物流属性快速成型，城市社会结构和政府职能开始围绕经济功能重新布局，这一系列的变化被称为“唐宋城市变革”。30在伊斯兰世界，玉龙赤杰、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巴格达、亚历山大等历史名城也都发展出了发达的商业贸易，是陆地丝绸之路和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重要贸易节点。
以商贸活动作为城市根本的商贸型城市形态在12世纪以后在世俗国家陆续出现。中国的商贸型城市兴起于宋元时期，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国家金融和市场体制改革，围绕生产贸易与水运服务的城市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兴起。明清时期，得益于大一统王朝下国家军事要塞专业化与边域化，中国大量城市开始只服务于经济职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萌芽。一些中小城镇依靠沿河贸易和特色产业兴盛起来，发展规模在后期堪比府治。
欧洲商贸城市的出现伴随着商人阶层对封建关系的对抗。佛罗伦萨以新兴手工业工匠、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开展对城市旧贵族的斗争，1282年，一个由七大行会控制的新民众政府得以建立，成为商业利益位居主导的城市共和国，这可以被视为是欧洲商贸型城市的开端。31汉萨城市同盟是欧洲商贸型城市的另一代表，它起源于10至12世纪西德意志地区商人依托兴盛的跨国转运贸易在波罗的海沿岸兴建的商业城市。商人在北德地区设立了行商和海外贸易代理处，推动了北欧地区商人行会组织形式在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发展进程，进而促进了领主治下的村镇向城市的转变。黑死病后，北德商人发起了城市联盟运动，通过攫取市议会席位和利用新兴城市管理者之间的联合治理在各城市的权力转移，控制市政集团，构建起以服务家族商业利益为根本的城市联合体。32
三、近现代城市的兴起
一般认为，15世纪是近代的开端，也是现代文明的源起。近代和现代城市一脉相承，其发展脉络具有强烈的因果和顺承关系。
（一）近代城市
西方近代城市可以被分为近代早期、中期与晚期。近代早期是15至16世纪，欧洲城市大力发展转运贸易，承担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比如威尼斯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借助国家强大的海军，掌握了欧洲与亚洲、欧洲与非洲之间的主要商品贸易路线，控制着欧洲商品外贸市场，建立起了富裕的转运城市。该类城市经济高度依赖港口经济，市民精英阶层主要由转运商人团组成，它们提供城市法律服务与贸易活动，负责裁决贸易纠纷。
近代中期是16至19世纪左右，以欧洲建立全球殖民经济网络为标志，欧洲城市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成为世界市场体系的工商业中心。这一阶段，西班牙巴塞罗那、英国伦敦、法国图卢兹、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借助国家权力或者建立官办性质的殖民组织，从全世界的殖民地、边缘地带、臣服于欧洲权力威慑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掠夺廉价原材料、贵金属和劳动力，将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后又以倾销的方式占领世界市场，获得高额利润。这个过程中，欧洲城市的贸易类型由转运转向商品集散，主要港口城市为欧洲内陆提供殖民地而来的商品，香料、丝绸、毛皮等外域商品形成了奢侈品市场，推动了欧洲城市贵族式审美的发展。以华丽著称的巴洛克、哥特风格的建筑和艺术在欧洲城市兴盛起来，具化为以宗教和人文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享乐主义、浪漫主义、人本主义审美潮流，体现在教堂设计、绘画艺术和家具风格上，创造了欧洲城市的独特美学。与此同时，欧洲贸易城市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以对殖民地原材料进行手工业加工的产业链为主，制造部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城市规模迅猛扩大带动了日常生活消费市场的繁荣，以纺织业为核心的轻工业开始在城市和城郊发展起来。也是在这个阶段，欧洲城市实现了和王权的联盟，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权，并建立了具有公共政治属性的近代市政体系。
近代晚期以第一次产业革命为标志，欧洲城市进入了大工业化时代，大多数欧洲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这个新城市类型。城市核心功能完全转向经济，传统手工场被大型工厂取代，工业型城市规划和市政系统建立，城际大规模运输为主的铁路、公路系统和水、电、能源供应系统等大型基建设施成为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现代楼宇风格也在该阶段出现，钢筋水泥组成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该阶段，工人阶级正式形成，工人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类型，城市构造遵循着工业化理性主义色彩，一切都服务于大规模生产功能，城市景观由厂房、烟囱、火车、大型货船、拥挤的工人住宅区组成。
随着西方的殖民战争和对外扩张，全世界在17到19世纪逐渐被拉入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各地城市被迫进入近代，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点是鸦片战争战败后西方租界的设立，之后延伸到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少数几个开埠城市。开埠城市被殖民者塑造成具有较为繁荣且高度向外的商业和贸易，但缺乏独立工业体系。多股外国势力或外国资本在中国建设新城区，建立起互不相干、碎片化的近代城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城市形态，例如东正教风格的哈尔滨，德国城市风格的青岛，欧洲大都会风格的上海。在东南亚、南亚，雅加达、孟买、新加坡等大型殖民城市的发展轨迹和中国殖民城市颇有相似之处，殖民地性质还会更强烈一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实现独立后形成了独特的拉丁城市风格，城市建筑和设计沿袭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母国风格，城市规模快速扩大，第三产业先于工业发展，多种文化交融；同时城市阶层对立尖锐，贫富差距悬殊，城市的主导者是欧洲白人后裔，与拉丁裔、黑人形成了阶层隔阂。
（二）现代城市
20世纪伊始，西方现代城市产业特征表现为重工业体系的完善，形成了能源开采、钢铁冶炼、交通运输机械、电气行业、军工制造为主的重工业部门。空间特征则表现为从事工业制造的劳动力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了应对城市工业和城市规模的快速发展，西方城市积极探索公共物品供应体系、城市景观美化、城市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市政现代化改革等治理现代化措施。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西方城市徐徐渐进的发展道路，战火对城市的毁灭打击让城市文明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胆战心惊，他认为战争是摧毁人类城市文明的最可能的因素。西方现代城市后来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城市出现了传统重工业技术和新兴的电子技术实现深度融合，整体业态向电子设备、航空航天、精密机械制造、现代交通运输、家用电器等新兴中高技术产业转型，传统工业部门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中高技术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兴起，在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处于支点位置的西方城市开始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消费型社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城市居民就业结构和城市景观发生根本性变化。高能耗工厂和封闭性工人社区逐渐被中央商务区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替代，娱乐休闲、教育医疗、文化场所等功能性街区快速发展。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城市开始探索多元性、复杂性、网络性和不确定性的城市类型。城市区域经由多元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处理，形成了强烈的生物自发性特质，各种产业形态互相交织，由信息化网络和现代物流运输系统构织成一个有机体。制造业部门持续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信息通讯、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为主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与之相应的，是对各种领域、各个发展方向的语境自由表达，人文关怀、环保主义、历史主义等多元主张都会参与到城市发展中。市民就业形式多元化、去刚化，因而更能拥抱复杂的多元社会消费和相处方式，进而形成了西方后现代城市生活模式，影响了全世界城市生活范式的构建。近年来，西方城市进一步向多元、复合、和谐、宜居形态发展，城区降密度改造、社区历史风貌修缮、宜居型社区规划、“精明增长”模式、绿色城市、韧性城市等新发展模式开始出现。
战后，和平交流发展成为国际共识，各国积极推动多边经贸往来。借由各国贸易开放政策、贸易便利化和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通讯技术，世界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连接起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城市日渐嵌入统一的合作体系。受惠于开放环境，非西方的新兴现代城市在20世纪末以来快速崛起，其容纳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西方城市，其发展范式将深远影响现代城市文明的未来发展。
第一，空间格局方面，新兴超大型城市已成为非西方城市的鲜明标志。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单座超大城市引领全国城市发展的单级格局，这座城市通常是国家首都，例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莫斯科、韩国的首尔、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都是本国唯一的超大城市。不过中国和印度表现出多极化趋势，中国是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核心形成了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并具有以武汉、成都、沈阳、西安为核心的全国性城市群。印度在国土各方向分布有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金奈和加尔各答等五个超大型城市。作为世界超大城市的主体，西方以外的新兴现代城市将成为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地区，基于进城是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脱离封闭贫困状态的有效路径，它们的崛起为世界农业人口向现代城市人口转型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产业形态方面，非西方新兴城市大多承担西方跨国企业的分包订单，是其实行“归核化”“模块化”产业战略的合作方，主要承担技术水平较低、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和环节。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城市所承担的订单类别有所不同，城市产业图谱则深受订单类别的塑造，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工业城市。这些工业城市的特点是产业发展粗放、负面性显著，存在着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和劳工权益保障问题。
第三，城市治理方面，新兴城市大多经历了短暂时间内急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城市边界的生长由经济剧烈变革和外部环境变化所致，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之间产生撕裂。一方面是公共物品供给及其相关的行业生态无法跟上城市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是被动输入型的现代化无法提供足够的现代化体制积淀和现代文化培养，各国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治理，导致城市治理问题较为严峻。当治理手段不足时，城市管理者只能生搬传统理念，造成原生文化弊端在现代城市的放大，例如印度种姓制度在城市社区的另类演绎。城市管理者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城市快速扩大带来的“假城市化”“半城市化”等问题。
第四，城市社会人文方面，城市的工业化前期特征、城市发展失衡和治理失位本身以及理性发展带来的对人性的漠视，导致城市资源分配问题加剧。富裕阶层、平民阶层和社会底层所消费的社会产品差异极大，不同阶层彼此间不存在人文共识，更勿论城市共同社会意识了。富裕阶层文化生活丰富，穷人社会一片文化沙漠的状况非常普遍。不过，新兴城市发展必然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各国优秀文化遗产通过现代化改造走向世界舞台，为世界城市人文多样化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