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9年的一天，为了寻求工作上的指导，我特意拜访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老领导。他当时已经退休在家，但仍然很关心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我们谈及了我国集成电路发展中的问题，他认为增值税过高是影响集成电路发展的重要障碍，建议国家大幅度降低集成电路企业的增值税。他说他已经退下来了，只能以反映我的意见的名义给政府部门提建议。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引用了贾岛的一首诗来表明他当时的身份处境：“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想象之中我是那位问童子的来访者，而他是在深山中采药的老者。既要为国分忧，又不想干扰执政者，老领导可谓用心良苦。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影响深远的第18号文件，将集成电路企业的增值税从17%降到6%。不知那封信是否起到了加速第18号文件颁布的作用，但老领导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拳拳之心令我一直感念在怀。
2017年我从中科院计算所退休以后，常常想起这件事。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如何继续为国分忧？老领导引用的贾岛诗中的“采药”给了我深刻的启示。降增值税可以说是老领导找到的一副对症的良药，我能不能也像老领导一样，找到医治科技发展中遇到的某些“疾病”的良药？即使没有找到对症药的本事，能找到几味强身健体的“补药”也大有益处。于是我有意无意地开始扮演“采药人”的角色。5年来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写了几份引起重视的政策建议报告；给十几个部门和省市的发展规划和其他学者的咨询报告写了评审意见；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文章，做了30余场报告，给10余本新书写了序言。这些文章、报告和评语有的较长，大多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有的只有一页纸，例如发表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的主编评语。我2008年出版《创新求索录》以后，过了10年才出版《创新求索录（第二集）》。近年来我发表的文章有较强的时效性，许多文章涉及现在大家正在热烈讨论的科技自立自强等问题。因此我决定将2018—2022年5年间写的100余篇文章、报告、评语、序言等汇集成册，出版《创新求索录（第三集）》。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些文章、报告的背景，我在这篇“自序”中做适当的交代和说明。
2018年发生的“中兴事件”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从那以后，媒体上关于自主可控和自立自强的文章越来越多，人人都在谈论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困难。本书第1章的主题是“科技自立自强”，包括17篇文章。开篇文章就是综合了发表在《科技导报》与《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的两篇短文而整理成的《“中兴事件”的教训与启示》。“中兴事件”后不久，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杨伟民召集几个专家开小型座谈会，我在会上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政府要引导企业在整个生态链上发力，不要一窝蜂地重复建设落后的生产线。在这次会上，我重点讲了发展CPU（中央处理器）芯片产业必须统筹考虑安全和发展，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能以莫须有的安全隐患为理由，反对走与国际兼容的引进消化再创新的道路。一年以后，即2019年我牵头承担了中央网信办[1]布置的关于“新形势下发展国产微处理器产业”的咨询课题，课题组提交的咨询报告强调了生态系统在发展CPU芯片产业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出要以建立信息技术体系为目标发展微处理器的发展战略和7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中央领导做了重要批示。
2019年9月，中国科学院举办以“中国科技70年·道路与经验”为主题的第七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齐聚一堂，我在会上做了关于改变科研模式的报告，后来以《新时期呼唤新的科研模式——中国70年信息科技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为题，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技70年·回顾与思考”专题上。2020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在深圳华为总部召开高峰论坛并与华为任正非总裁座谈，我在会上做了题为“经济内循环为主条件下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的报告，强调发挥骨干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同时对华为如何渡过难关提出了4条建议。
我国媒体在论述“科技自立自强”时，主流的逻辑是“科技强则国家强”。根据过去30多年的亲身体会，我的体会和认识是“科技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2019年8月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文后来被《新华文摘》收录。这篇文章指出，突破关键技术的成功之路不是从技术出发找市场，而是根据市场需求找技术。我国关键技术难以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国家经济转型的高度重视这一涉及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制定有力度的政策，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集中力量攻克有市场优势的关键技术。在2020年10月召开的中国计算机大会CTO（首席技术官）高峰论坛上，我做的主旨报告强调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主体导向的科技文化”，再次呼吁要重视“产业技术”。
2022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刊》组织了一期“构建自立自强的信息技术体系”专题，我与孙凝晖院士合写了题为《探索我国信息技术体系的自立自强之路》的序言，较系统地阐述了构建自立自强信息技术体系应重视的5条原则。2022年3月，在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征求意见函的回复中，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差距，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在科技布局、创新主体、人才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哪些突出问题等做出了回答。2022年8月12日，海光公司[2]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首日市值超过1600亿元，融资108亿元。我在当晚答谢宴会上的致辞是本书收录的最新文章。我的个人经历有限，认识也可能有片面性，但第一章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对我国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看法和建议都来自几十年的实践感受和思考，希望对读者有点参考价值。
自2012年以来，人工智能进入第三波高潮，近5年取得重大进展。但人工智能是产业的助推器，其本身的核心产业产值并不大。由于部分媒体和狂热者的炒作，科技界和产业界流传着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不理智的判断和预期。2018年和2019年我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青年学术论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等地做过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题目都是“理智地认识人工智能”，整理后的文章被收录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著作《中国科技热点述评2019》中。这篇文章对以下大家关注的问题阐述了我个人的观点：人工智能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现在是否已从信息时代跨入“智能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含义是什么？人工智能为什么是数字经济的“领头雁”？
近几年，人工智能与超级计算呈现历史性汇合的趋势。2019年6月，在深圳召开的世界智能计算机大会上，我对智能超算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10点看法和技术预测。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科研中遇到的困惑，例如：人工智能会不会再次进入寒冬？深度学习是否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融合的前景如何？……2021年6月，我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做的题为“有关人工智能的若干认识问题”的报告中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和判断。2021年2月，我给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院士发了一封较长的邮件，对他写的文章《人工智能十问十答》[3]中一些偏哲学性的问题，如机器的“求知欲”“机器自己编程”“人工意识”等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封邮件没有公开发布过，也收集在本书中。学者之间的学术切磋在我国不是很流行，我认为这种交流十分必要，值得提倡。
近两年人工智能应用最大的突破是预测蛋白质结构达到原子水平的准确度，这一革命性突破解决了持续50年的重大生物学难题，为探索人体与生命的本质铺平了道路。这项成果被《科学》（Science）排在2021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为了推动我国学者重视将人工智能用于基础研究，2021年8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中国科学报》，标题是《人工智能应用取得重大突破的启示》，8月5日科学网公众号发表时，标题修改为《李国杰院士：国内AI研究“顶不了天、落不了地”，该想想了》，文章发表后被广泛转载，引起热议，也遭到一些青年人的吐槽。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别人不是我的风格，2021年12月雷峰网对我做了一次采访，采访记录《对话李国杰：突破麦卡锡和图灵的框框，人工智能要解决大问题》[4]发表在雷峰网网站后被大量转载。这次采访澄清了我的观点。我的本意是，“模仿人”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已经被大家重视的方向，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发力点是“解决大问题”，尤其是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解决意义重大的科学难题，即在多项式时间内“有效解决”指数复杂性问题。谷歌公司DeepMind团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选择科研方向的目光十分敏锐，我国学者在选择AI研究方向上要多下些功夫。30多年前，我算是人工智能的“弄潮儿”之一，现在已不在科研第一线，只能讲点“过来人”和“观潮者”的观感与认识，希望能帮助现在的科研人员少走些弯路，避免陷进过去已经走过的泥坑。
高性能计算是我的本行专业，在第3章中，我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做了回顾，文章内容涉及863计划启动时关于计算机发展方向的争论、并行计算研究起步期的点滴回忆、曙光一号和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研制、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早期市场开拓和应用推广等。《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6期组织了一期“中国高性能计算发展战略”专题，我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发展高性能计算需要思考的几个战略性问题》。此文讨论了以下重要问题：发展高性能计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何全面部署计算机科研与产业的发展？我国应重点发展什么类型的高性能计算机？发展高性能计算要强调应用牵引还是技术驱动？如何培育发展高性能计算的生态环境？目前超级计算机已经在向艾级（E级）[5]冲刺，早在2017年8月，我在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召开的E级计算机座谈会上有个发言，对E级计算机研制的技术路线提出了几点看法。
由于出现智能计算等新的计算需求，近年来“先进计算”成为热门话题。2021年3月我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先进计算国家实验室。我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子科技委”）的顾问，2022年3月应约给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内部刊物《电子科学技术》写了一篇题为《发展先进计算产业的目标和路径》的文章，讨论了以下大家关心的问题：计算机领域目前遇到哪些急需解决的技术挑战？当前先进计算的主要发展方向是什么？发展先进计算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我国应如何部署量子计算、类脑计算、超导计算、光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研发？……
第4章是有关新兴技术展望的文章。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2018年10月我在中国计算机大会做的主旨报告中，阐述了“发展数字经济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技术和数据科学。2019年11月，我与姚期智、梅宏、程学旗、华云生、赵伟等学者主持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第667次学术讨论会，基于会议研讨的成果，在2020年第12期《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数据科学与计算智能：内涵、范式与机遇》，文章最后一段提出了开启“第五范式”科学研究的倡议。所谓“第五范式”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既是前四种范式的融合，又超出前四种范式，我认为近两年流行的“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可以说是“第五范式”的雏形。按照香山科学会议的模式，2014年中科院计算所发起了名为“通信与计算机科学技术融合”后更名为“通信网络与计算科学融合”香山研讨会，已连续开了8届（至2022年年底）。这一章收集了我在第六届和第七届香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阐述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控制技术融合的重要性。
“信息高铁”是中科院计算所正在研究的换代技术，“信息高铁”只是一个俗名，正式名称叫作“高通量低熵算力网”，其目标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存在的服务质量不可控等问题，强调“高并发，强实时，全局可调和内构安全”，将显著提升未来信息基础设施的应用品质、系统通量和系统效率。第4章收录了我写给中科院计算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志伟及其他所领导的两封邮件，信中讨论了“信息高铁”的内涵和未来前景。近两年开始红火的算力网络与信息高铁有着同样的愿景。2022年7月我在信息化百人会第八届信息战略论坛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算力网络的未来前景与巨大挑战”，这是本书新收集的文章之一。这个报告指出：将算力打造成公共服务设施是计算机界追求了60年的宏伟目标，现在已具备基本条件，前景光明灿烂；但算力终究不同于同质化的水电公共品，需要做大量的软硬件兼容工作，因此基础研究必须先行，还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原始创新和大量的技术攻关。
我与姚期智先生的另一次合作，是2021年4月由他牵头的几位科学家挑选前沿领域重大科学课题，这是中央领导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重大咨询任务。我写给姚期智教授的选题建议，除了“提高计算机能效的根本出路何在”和“全面超越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的新器件是否存在”外，还包括“类脑计算和量子计算能否突破图灵机的极限”。量子计算已被列入国家的重大科技计划，媒体的宣传也很多，但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本书收集了3篇关于量子计算的文章，第一篇是2020年12月写给孙凝晖院士等中科院计算所领导的邮件，提出中科院计算所要加大软件模拟量子计算研究力度的建议。第二篇是2021年6月写给科技部重大专项司的回复，对科技创新2023—“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重大项目提出开展实用化量子算法研究等建议，并指出，目前“大力发展量子信息产业”还为时过早，发展量子信息技术和产业，既要排除悲观论的干扰，更要防止炒作和浮夸，要有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态度。对量子计算基础性研究要采取包容的态度，鼓励百家争鸣，不要过早押宝在某一条技术途径上。第三篇是一本量子计算教材的序言。
为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科学院和企业做战略咨询，是我退休以后的重要工作。第5章挑选了15篇代表性的咨询评议意见和建议。咨询评议的内容涉及立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对《国家标准化战略纲要》初稿的评议、对“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问卷调查的回复、对《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研究报告的评议意见等。在战略咨询中，开会次数较多的项目是邬贺铨副院长牵头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减排贡献的定量分析”，这是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课题“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的分课题，2022年3月中国工程院已隆重对外发布此咨询课题的成果。我在给邬贺铨院士的信中指出：虽然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能耗在增加，但其他产业因采用ICT获得的节能是ICT本身能耗的10倍，ICT行业是“负碳行业”。要实行借助ICT的碳减排战略（Green by ICT），毫不犹豫地大力发展ICT。
美国政府对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禁运使不少人患上“光刻机忧郁症”，许多人在呼吁国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研制成功极紫外线（EUV）光刻机。我是《集成电路领域国家创新能力评估报告》咨询课题组的成员，在给课题组负责人孙凝晖院士和刘明院士的信中，我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咨询建议：我国短期内无法解决EUV光刻机问题，采取亦步亦趋跟踪的办法追上集成电路先进工艺水平十分困难。在持之以恒发展先进制程的基础上，要重点瞄准55至28纳米成熟工艺制程，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不要简单地以几纳米线宽区分工艺的先进与落后。我强调，要努力发展纳米环栅器件（GAA）、多功能芯片立体集成等跨代工艺技术，争取不依赖尺寸微缩，用较低世代工艺实现性能和能效接近高世代工艺的芯片制造。我认为这是适合国情的合理建议，如果说我的工作是“深山里采药”，这可能是一服对症的良药。
我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科技智库特聘研究员，承担中国科学院内的咨询项目较多，第5章挑选了我对《中国科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科技重点》《2020高技术发展报告》等报告的评议意见。《高技术发展报告》已连续出版发行很多年了，是中国科学院的重磅科普著作，我当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都给代表们赠送这本书。近10年来我每年都要为此书的选题和评审做些工作。给地方政府的咨询我选择了给山东省发改委和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意见。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全国技术转移做得比较好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的口号是“商业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似乎有点偏颇，但至少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我认为是说到了技术创新的本质。除了与任正非座谈之外，202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为了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建议，我参加了腾讯首席执行官（CEO）马化腾召集的专家座谈会，对尽快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后半生自认为为3件有意义的事出了力：一是创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和曙光公司[6]；二是引领中科院计算所起死回生，重铸辉煌；三是推动中国计算机学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三件事我出力不多，但涉及的科技人员多于前两件事。科技社团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计算机学会是我国科技社团改革的一面旗帜，我庆幸自己有机会为我国的科技社团改革做一点贡献。中国计算机学会已经办了60年，2022年举办了60周年庆典。受学会的邀请，我写了一篇《中国计算机学会工作的点滴回忆》，回顾了计算机学会成长过程的风风雨雨和一些趣事。《创新求索录（第二集）》中发表了2015年5月到2017年11月我为《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写的主编评语。我写的主编评语持续到2018年12月，自2019年1月以后，主编评语改为“卷首语”，我就没有每期都写了。主编评语每期只有1200字左右，但文章要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是件不容易的事。每月一篇的主编评语曾引起同行关注，在数万名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6章收录了2017年12月以后我写的主编评语和卷首语。
人才教育培养一直是我很上心的事。前几年我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学院[7]院长，每年的开学典礼我都要对新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讲几句话。由于“内卷”风气盛行，现在的青年学生往往感到疲惫和彷徨，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一点激励。2021年12月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做了一次题为“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情怀”的报告，介绍了与我有过交往的几位有担当、有情怀的大师——袁隆平、王选、夏培肃，传颂了他们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胸怀祖国、敢当重任的优秀品格。大学的计算机教育一直受人诟病，2020年9月在湖南省计算机教育年会，我应邀做了报告，重点阐述了计算机教育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的趋势，指出我国计算机本科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强调各层级大学要合理分工，不要盲目追求学校升级。第7章还收录了两篇与青少年教育有关的文章，一篇是2021年7月在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大会上的报告：“以理性的‘智能观’指导创新人才培养”，另一篇是2022年7月在全国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上的报告“培养青少年成为数字文明的推进者”。
与我的前两本《创新求索录》不同，第三集收录了我与同事、家人的邮件和信件。私人信件与邮件具有私密性，一般不会公开发表。但私人信件、邮件又是一个人的思想最真实的流露，很少有人在私人书信中造假。我的老朋友谭安利保存了1500多封亲友的书信，其中包括我1961—1988年写给他的几十封信。2021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编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10册精装《中国民间家书集刊》，其中第6册《谭安利家书》就包含我写给他的信。受此启发，在本书前几章中，已采用几篇与该章主题相关的邮件，第7章集中收录了17封发给同事的微信和邮件，这些文件原汁原味地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本书中所阐述观点的来龙去脉。
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是个人经历回忆。第一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对我父亲的回忆，这是2019年12月为举办邵阳市缅怀民盟[8]先贤座谈会准备的文章。我父亲李彬卿一生朴实无华，一辈子就是教书育人的一介书生。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做过不少工作，但“反右”时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后半生蒙屈受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他无怨无恨、恪守良知，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去世时我正在美国准备博士答辩，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深感遗憾，此文表达了我的哀思。2020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李国杰院士学术论文选集》，我在此书的序言中交代了书中挑选的51篇学术论文的科研工作背景，说明当时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方向。2020年6月，北京大学物理系6202级同学出版了毕业50周年回忆录，我为这本回忆录提供了一篇文章《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对我自读大学起的几十年的生涯做了简短扼要的回顾。这篇微型自传的结尾写道：“我问心无愧的是：我负责的每一项科研项目都经得起市场和历史的检验，我做的战略咨询报告都出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良知。”这也算是我一生的自我总结。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给家人的书信摘录》。这是1982—1991年我与妻子张蒂华等亲人的70多封书信中摘录的若干片段。我1972年结婚，今年是50年金婚。50年来，我的妻子张蒂华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我出国学习那几年，她上班已很辛苦，还要带着两个刚读小学的孩子，十分劳累。发表我在美国留学时给她的书信也算是金婚纪念给她的一份礼物。这12封书信片段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我留学美国时的心境，包括我对人生幸福、职业生涯的看法，也包括对美国社会和周围人事的评价，较多的信件阐明了我对儿童教育的观点。还有几封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和参加美国人工智能学会（AAAI）国际学术会议的过程，有较强的历史感。几十年来，我几乎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对妻子和孩子“欠账”太多，到老了才深感对不起他们，发表这些信件也是对他们表示真心的歉意和谢意。
《创新求索录（第三集）》以我个人为作者出版，但书中的思想、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中科院计算所、曙光公司等诸多单位的同人们的切磋讨论，也得到邬贺铨、陈左宁、潘云鹤、吴曼青、杨学军、潘教峰、卢锡城、周宏仁、郝叶力、陈静、徐愈、姚期智、高文、梅宏、刘韵洁、郑纬民、方滨兴、李伯虎、李德毅、邬江兴、赵沁平、林惠民、沈昌祥、倪光南、李幼平、刘明、张平、张宏科、蒋昌俊、吴建平、廖湘科、于全、戴浩、徐扬生、陈纯、吴汉明、钱德沛、戴琼海、余少华、王耀南、张尧学、郑南宁、王天然、刘玠、丁文华、王恩东、张广军、陈杰、费爱国、刘永坚、陈志杰、樊邦奎、吾守尔·斯拉木、鄂维南、王坚、魏少军、樊建平、姚新、于海斌、金海、陈文光、云晓春、章文嵩、张师超、吕本富、刘云浩、谭安利、张艳、李凯、张晓东、赵伟、黄铠、华云生、李明、张亚勤、沈向洋、高光荣等领导和朋友的指点、启发与帮助，趁此机会，我向各位领导和朋友，特别是在微信和邮件中与我深入讨论的孙凝晖、历军、徐志伟、陈熙霖、程学旗、沈晓卫、沙超群、杜子德、黄庆明、包云岗、陈云霁、李锦涛、李晓维、王晓虹、洪学海、卜东波、孙晓明、范东睿、谭光明、贺思敏、周一青、曹娟、韩银河、季统凯、唐志敏、胡伟武、陈天石、张福新、陈益强、冯晓兵、沈华伟、郭嘉丰、石晶林、孙毅、刘宇航、刘金刚、刘悦、杨宁等同事表示衷心感谢（以上排名不分先后）。我的许多文章与报告内容涉及企业发展，这与我的经历有关。近8年中，与我的工作有交集的曙光、寒武纪[9]、龙芯[10]和海光公司都成为市值数百亿元甚至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我有幸为这些公司的成立与发展贡献了一点力量，感到十分欣慰。
这些公司的发展得到企业界和投资界的支持与帮助，借此机会向企业界和资本市场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中央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多次给我安排咨询课题，《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学报》，以及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等单位长期给我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活动的舞台，我对上述领导部门和有关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的文章与报告肯定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有些观点论据不充实，表达欠严谨，文字可能有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2年8月20日
[1]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网信办”。
[2]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光公司”。
[3]李德毅院士初稿标题为《人工智能十问十答》，正式出版标题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十问十答》。
[4]原网文标题误为“麦肯锡”，约翰·麦卡锡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人工智能”一词的人。
[5]艾级（E级）指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艾级表示运算能力达到1 EFLOPS，即每秒1018次浮点操作或每秒1018次浮点运算。
[6]曙光信息产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公司”，2014年上市，代号中科曙光。
[7]现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8]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9]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武纪”。
[10]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