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文化是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基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于成渝两地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过去我们总是要突出差异性，为各自中心城市的发展寻找文化的动力，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再因为行政区划而刻意回避巴蜀文化的同源性和趋同性。

成渝两地地域相连，经贸往来频繁，文化同源互补，民风民俗相近，同属于巴蜀文化区。巴和蜀既指古国名，又指地名，又代表文化称谓，是一个多重层次的复合概念。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先生指出，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巴和蜀一直都是分开称呼的，直到在《战国策》里才出现“巴蜀”连称。这无疑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巴与蜀地域相连，在远古是两支各自起源与发展、各有自己的文化性格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两支文化才互补交融和认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从文化上而言归属于巴蜀文化区。按照学界的研究，“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不过当时受永陵发掘的影响，被认定为“秦统一之前的古巴蜀地区的文化”，经过一代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其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总体而言巴蜀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广义的巴蜀文化则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巴山蜀水拥有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物产，巴蜀地区偏居西南一隅，拥有多样的族群。由于灾难频发，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巴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特点使其形成了兼容并包、张弛有道、重商崇文、热情浪漫的巴蜀文化。尽管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川渝两地分分合合，却始终割不断在巴山蜀水间和共同的历史际遇中生成的巴蜀文化。

文化是双城经济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润滑剂”和活力源头。同一文化圈往往拥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策略。比如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过程中，除开制度等因素和其他变量，相同的文化圈有趋同的表现。如儒家文化圈强调群体价值，在抗疫中更加强调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重要功能。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区往往和文化区同构。文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润滑剂”。文化的相近可以减少区域合作中交流沟通的障碍和阻滞。趋近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的历史命运孕育了趋同的民风民俗和文化。同源互补、多元交融的区域文化也是区域发展活力的源头。文化多元、交流频繁的地区往往也是富有创新活力的区域。巴蜀文化本身是充满活力和张力的。它将丰富多元甚至看似矛盾的文化元素集聚在了一起，比如集封闭与开放于一体，集和平时期的温顺与动荡时期的强悍于一体。它既有以古江源文明孕育的乡村农业文化和静态的充满田园诗趣的农业生活方式，又有以长江的交通之便孕育的城市工商文化和动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工商生活方式。“巴出将，蜀出相”，巴人豪放，蜀人婉约，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成都和重庆的文化性格差异也形成了区域文化中非常富于活力的结构，使成渝地区成为少有的双子星座型的文化区域。同源互补的结构可以使区域的集体人格更富于张力和活力。

文化也是推动双城经济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日本经济学家马太田井正在《文化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人们的幸福感=经济力×文化力，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力和人们幸福感的正相关度就减弱了，人们的幸福感更多地来源于文化力。共同的历史、共享的记忆、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可以增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人民的幸福感。巴蜀文化区既富于活力又生态宜居的区域环境，既富于现代感又富于田园诗趣的生活方式，和谐包容、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资源等，无疑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稀缺资源，既有利于增强区域人民的幸福感和认同感，又有利于塑造区域整体的形象，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四川和重庆同属巴蜀文化区，民风民俗相近，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两地一度刻意将彼此区隔开来，但其他文化圈的人却难以区分两地的差异。在其他文化圈看来，成、渝两地民风民俗相近，方言一致，历史上曾经是一家，同大于异。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可以让两地更有效地合作，打破刻意的区隔，以利于共同文化资源的整理和开发。比如共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川菜、川剧等民俗文化资源以及抗战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从而塑造现代开放、包容和谐、浪漫舒适的区域整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