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视野下巴蜀文化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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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巴蜀文化建设助力双城经济圈建设

双城经济圈建设既有政府的行政推动,也有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文化认同力量的推动,因而巴蜀文化建设首要的是建构区域的文化认同,消弭文化冲突,营造创新开放的区域文化生态,构建富于活力的区域整体形象。通过巴蜀文化建设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理清历史文脉,建构区域的文化认同

成、渝两地自古以来就分分合合,到元朝时居于川东的重庆才与居于川西的成都由分治走向合治。明、清时,重庆逐渐赶超成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成渝地区在经历了短暂的分治后,又走向合治。直到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成渝地区又进入分治。尽管两地同属于巴蜀文化区,同源互补,但二者的差异也经常被民间津津乐道甚至加以调侃。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地带,是蜀文化的中心,文化上偏于谦逊温和。重庆地处川东丘陵山地,紧邻大江大河,是巴文化的中心,文化上偏于豪放实干。而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川渝城镇地带则根据其地缘位置在文化上呈现出由阴柔向豪放过渡的特点。文化上的同源互补、相互认同是经济圈或城市群建设中非常重要的要素,有了文化认同,才更容易形成发展共识,打破行政区划造成的壁垒,营造共同繁荣发展的氛围。不可否认的是,在成、渝两地的发展过程中,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在资源分配和集聚上一度获得更多的优势,重庆对此颇有意见。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两地分治。作为新兴的直辖市,重庆为了培养新的文化认同,加强对巴文化要素的挖掘和整理,更强调巴渝文化。成都也提出了天府文化,以增强城市的内涵和向心力。两地民间在涉及彼此共同的文化要素时也暗暗较劲。行政区划的调整在心理上加剧了成渝两地的分离感,使其更强调差异、竞争和冲突。随着市场的发展,两地商贸往来频繁,中央高层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规划,这对消弭文化冲突、建构区域文化认同提出了新要求。没有区域认同感的经济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和源泉,因而有必要梳理巴蜀文化的发展演化历程,对巴蜀文化资源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整理挖掘和再阐释,以建构差异互补、富于张力、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认同,加强两地多层次的交流,将文化冲突控制在可整合的限度范围内。

(二)营造创新开放的区域文化生态,构建富于活力的区域整体形象

双城经济圈地处西南,在地理区位上处于西部,远离传统的中原文化正统,在文化心态上偏于保守和弱势。多年来,无论成都还是重庆,都在批判自身的农耕文化传统和保守心态。随着双城经济圈战略规划的出台,中央对成、渝两地寄予了新的期待,要求成、渝两地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能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打破行政区隔,使资源要素真正在双城经济圈中流动起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这要求成渝两地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创新的活力、开放的心态去加快建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塑造富于活力和开放的区域整体形象。因而需要举办区域性的文化活动,开展区域文化形象的整体对外营销等,一方面加强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另一方面推动巴蜀文化走出去,强化外部对双城经济圈的认知,增强其美誉度。

(三)理清资源,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巴、蜀两地文化资源既有同质性也有异质性,在成都和重庆两极之间形成了风貌各异的巴蜀文化带。过去行政区域的分割导致这些资源呈碎片化状态,如红色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等。偏居西南的巴蜀文化过去更多地被视为现代化变迁的障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区域文化已成为区域发展的软实力。比如成都的闲适在过去多被批评为“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近年来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加以转化,突出其富于创新、适于人居的慢生活氛围。重庆山城“棒棒军”的勤劳和木讷也被转化为“创新”和“实干”。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为巴蜀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因而在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要理清资源,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书基于文化是区域发展的软实力这一出发点,本着总论—文化历程—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和市场的逻辑,先从巴蜀文化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理清文化资源,继而对巴蜀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思考,探索将巴蜀文化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