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问题与挑战

绿色“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形成包容开放的国际合作态势，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宏伟构想。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效除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性影响外，还主要与区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实践等息息相关。

一、绿色“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影响要素

自然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能源转型与能源清洁利用等三方面影响要素，是绿色“一带一路”推进中的核心影响要素。

其一，在自然生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差异大，灾害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危害严重，主要气象灾害包括暴雨洪涝、台风、暴风雪、低温严寒、高温热浪、干旱、沙尘暴等。“一带一路”沿线高山区大多地质构造运动活跃，地形高低悬殊，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与此同时，沿线多数国家经济欠发达，抗灾能力弱，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此外，沿线国家还面临空气污染、水资源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面积萎缩等一系列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区域内极易出现上述生态环境问题跨境外溢的风险。因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等重大威胁，尤其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因素影响较为敏感。对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尝试各种科技、工程创新，以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与威胁。

其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环境复杂，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普遍存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企业多从属于钢铁、水泥、能源设备等传统优势产业，这些产业虽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非常重要，但产业转移、产能合作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逐渐影响到各国政策及民众思想，环保意识的增强及劳工组织活动的增加，使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影响因素与风险日渐复杂多元，环境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此种现实促使中国企业在进入之前需严格评估实施绿色发展的前景，将国内经济与环境博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转化应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这也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新态势。总之，“一带一路”的绿色低碳化发展，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要求。

其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现实，也是促进其顺利推进的有效手段。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日趋严峻、国际减排压力逐渐增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与科技推广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中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都势在必行，能源革命与能源转型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能源转型是从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特别是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能源革命则要求能源生产、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的彻底转变，两者层级递进，共同作用于绿色发展进程。在此进程中，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在不减缓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能耗和排放，而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可以催生更清洁低碳的能源消费结构，从而促进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基于此，能效提高与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利用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要素。因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聚焦能源领域的清洁能源开发，节能、绿色、环保科技的创新与传播，以及通过绿色发展与国际合作提高沿线国家的能源效率。

概言之，自然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能源转型与能源清洁利用三方面是影响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核心要素，三者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是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紧迫任务，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要求，能源清洁利用与能源转型则是绿色“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有效解决方案。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问题与挑战

绿色发展理念旨在冲破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的藩篱，修正人类控制、改造自然的模式，最终对传统发展观形成颠覆性的革命。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演进与实践验证，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的前沿思潮。然而在实践领域，却仍没有形成足以扭转传统发展模式与人类环境生存危机的全球性行动。绿色“一带一路”在延续承接绿色发展理念、丝路精神的基础上，可为此种实践的不足提供可行性愿景与发展路线图，为沿线区域、国家绿色发展提供最佳实践、参考模式等。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需明确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挑战，未雨绸缪，尽力扫除合作中的障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多个领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在这些现实问题中，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大类常规问题，还出现了生态环境、技术与运营等新领域的问题，这些新问题中的很多细节问题，在国际合作中不可回避，且影响比重日益增加。表1-1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类。

绿色“一带一路”是“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根本的原则。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除面临“一带一路”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外，还需在合作中克服其特有的“绿色”相关问题与挑战。

第一是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成本问题。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义，绿色发展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环境保护下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增长途径，它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典型的工业经济增长前景。从传统发展模式到绿色发展模式必须经历绿色转型的过程。绿色转型不仅仅指向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它重新界定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新的范式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促进，以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绿水青山的美好愿景。

然而，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岂是易事？首先，最直接的挑战在于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基本确立了其在国际生产合作分工中的地位。路径依赖与沉没成本等给绿色转型与绿色化造成很大的障碍，如很多沿线国家长期依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内无法做到为追求绿色化而放弃其主导产业。此外，工业化落后、科技水平不足，容易导致绿色技术与绿色发展“陷阱”问题，表现在某国政府虽认同绿色发展理念，却因技术、人才、管理、政策等方面不匹配现实发展，在绿色转型中造成了更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更多的资源浪费和碳排放等，绿色发展进退失据。因此，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应因地制宜，绿色“一带一路”应分层分类、循序渐进地实现。

第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推广与市场渗透的难题。推进科技创新，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废弃物处理等生产全过程使用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循环利用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才可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显著成效。

现实中绿色技术的市场渗透与推广面临诸多困难，最棘手的难题是对于技术创新者来说，收益是进行技术创新与推广的主要动力，而大多数环境问题的“双重外部性”会挫伤技术创新者进行绿色创新与推广的意愿，削弱其创新动力。加之缺乏专门的金融机制为绿色发展提供激励，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可能满足不了沿线国家的需求，从而使绿色发展失去可持续性。而绿色技术市场渗透与技术转移方面，“知识鸿沟”成为最大问题，包括缺乏信息共享意识、缺乏监管框架、缺乏标准和认证、缺乏熟练的专业人员和训练设施等。绿色技术创新推广与市场渗透尚有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是国际合作中执行的环境标准不严格与不一致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最优先关注的仍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紧迫的现实需求，因此在劳工管理、福利待遇、法律诉讼、社区环保、人文宗教等领域监管往往较为宽松，中国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可能将不太严格的施工、服务贸易标准直接套用在与东道国的合作项目中。但随着各国在上述领域的管理越来越精细，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经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将会逐渐凸显。

国际能源合作涉及的环境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不同国家根据其现实条件，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对环境的要求和标准不尽相同。东道国出于发展目的引入投资并在国家的环境监管中放松标准，从而可能对遵从国际、国内环保法规造成侵蚀。绿色发展理念不足可能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背离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基本原则，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声誉与形象造成损害，引发一系列环境、社会负面效应，从而扼杀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双方应始终采取严格的环保标准，并尽力统一区域环保标准。

第四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社会运动风险与舆情问题。东道国内部安全与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律频繁变更、汇率波动剧烈、社会运动频发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会对合作推进成效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海外项目涉及诸多环保、社区、劳工问题，相关社会运动易发频发。如欧盟对项目的环保要求极高，在噪声、污水、生态链保护等方面有明确且细致的规定；拉美地区国家环保标准也非常严苛，各类非政府环保组织极为活跃，本地居民对涉及土地占用、搬迁补偿、生态保护等事项比较敏感，甚至可能聚众围堵道路和施工区域，进行暴力示威游行。在巴西、秘鲁、阿根廷等重要的拉美投资对象国，本国工人对权利和福利保障的要求颇高，当地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抗议活动频发。由于当地民众受教育水平不高，知识观念不足，民心沟通不畅，中国投资、承建的项目很难被理解或认可，甚至可能遭到抵触、抵制。总体上，严苛的环保标准、强大的工会组织、频繁的罢工与社会运动等都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国际舆情方面，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以“债务陷阱”“环境威胁论”等负面舆论刻意扭曲、丑化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行为与形象，质疑中国的战略目的与合作形式，批判“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环境敏感度较高、中资企业境外项目环境管理意识及能力不足使生态环境影响可能被炒作放大等环境与舆论方面的挑战。为满足共建国经济发展与电力需求，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火力发电站，被频频质疑削弱对象国减排能力，阻碍其《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完成；甚至被批在解决本国污染的同时，却将碳排放“出口”到沿线国家。总之，绿色“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负面舆论如影随行，舆情压力较大。

第五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复杂的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日益严峻的问题。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世界经济、国际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受到多重打击，供给端的重要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欧美的经济活动减缓、需求减少，全球供应链出现临时性中断；加之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传导影响产生叠加效应，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整合或再平衡；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短期下降明显，围绕有限的国际市场、工程项目的竞争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疫情之下民粹民族主义、反智主义等负面思潮与举措愈加肆虐，东道国政府、社会、业主、金融机构等也对外国投资、贸易设置了更高的要求和审查条件，使自由贸易、全球化进程受阻。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因此举步维艰。

中国企业仍普遍缺乏对合作对象区域、国家的信息与情报的掌握，这是其在国际合作中的一个软肋。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积极响应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承建了大量绿色发展所需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其中不乏大型民生基建项目，助力沿线地区向现代生活、清洁能源跃迁。但这些企业大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新手，对相关区域、国家及国际合作的政策，项目申报通道和流程，环境标准等政策性内容，以及合作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投资环境等相关信息及动态的掌握相对滞后或者严重不足，这导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进程拖延甚至被搁置，出现“烂尾”的情况。项目进展不力往往与项目前期评估调研不足有关，这也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绿色“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受到各种复杂现实因素的动态影响，问题与挑战亦处于动态变化与交融复合中。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进将是一个漫长曲折而逐渐成形成熟的过程，须辨识影响要素，审慎应对现实问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