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生产决策机理分析

1980年马歇尔首次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问题。随后，1920年庇古又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理论。草原作为公共资源，在利用时存在显著的外部效应。正如哈丁在“公地悲剧”指出，当产权难以界定时，牧民就会不顾草场承载力增加放牧数量。草场过度使用势必会带来草地迅速恶化的结局。由于外部性会导致资源不能被有效配置，因此，牧户的草原畜牧生产行为必须由政府干预。

一、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果分析

生态补偿政策效果可用帕累托标准由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来衡量。帕累托标准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Pareto，1896）提出，用于判断社会中多人行为优劣和政策实施（资源配置变化）是否让社会变好。如果至少有一个人因政策变得更好，并且没有人因政策变糟，那么就是帕累托改进，这种资源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但由于帕累托标准的“理想性”，生态补偿政策很少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的社会状态中，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可以通过让政策收益方所得足以补偿政策受损者损失的方式实现，这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又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从政策实施（变革）中获益的人，能够至少补偿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社会整体效应得以改进，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Coleman，1979）。与帕累托标准不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用来衡量总社会福利是否超过社会总成本，并提出了对受损者的补偿。由于草原保护对整个社会具有正外部性，但牧户在政策实施后利益受损，按照庇古（1920）的观点，应使用补贴来弥补实现正外部性的受损方。

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前，牧户都会进行畜牧生产。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后，牧户放牧用草地变少，牲畜饲养规模减小，饲养方式的改变又造成饲料成本增加。政府期望通过发放补奖补贴补偿牧户损失，减少牧户对草地的过度使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

以上分析说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果是典型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限制牧户放牧来改善草原退化现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是政策利益相关者也是受损对象，而受益方是整个社会，政府通过发放补奖补贴，尽可能补偿牧户畜牧业损失。诚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产业政策，只有“值得”或“不值得”的抉择权衡（金碚，2017）。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我国生态安全意义深远，其不仅具有短期政策效果，还具有长期政策效果（图2-2），不仅体现在当前对牧户增收、畜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态的影响，还体现在未来对牧区经济的后续影响。可以看到，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牧户的生计策略、区域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观念都将发生持续性改变。

图2-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果图

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影响机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农户（牧户）是理性经济人。在“经济人”假设下，牧户的生产行为基于收益最大化动机，即牧户生产决策的预期结果是获取最大收益。

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牧户草场按照退化程度被划分为禁牧草场和草畜平衡草场。禁牧草场内禁止放牧，5年后根据草场恢复的状态决定是否开放；草畜平衡草场内要按照核定载畜量放牧，核定载畜量由草原监管部门根据牧户草场生产力状况与牧户饲草料来源确定。设政策实施前牲畜饲养规模为Q，牧户承包的草场面积为G，草场禁牧面积为G₁，则草场草畜平衡面积为G-G₁。

当G₁=G时，草场全部禁牧，畜牧业生产无可用草场；当G₁=0时，无禁牧草场，按草畜平衡放牧。可知，牧户承包草场的3种可能情形是：草场全部禁牧；全部是草畜平衡草场；草场部分禁牧部分实施草畜平衡。以上情形说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为畜牧业生产带来两个改变：第一，牧户放牧用草场面积变小；第二，牲畜饲料成本增加。

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影响下，牧户需作出两大决策。第一个决策：牧户要考虑是否过牧；第二个决策：牧户要考虑是否进行生计替代。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初期，虽然牧户面临着生产资料（草场）减少、饲养成本上涨的问题，但为了规避再就业风险，牧户仍从事畜牧业生产。当牧户要保持原有饲养规模时，其过牧概率增大。此时在“效用最大化”原则下，牧户考虑是否过牧。虽然过牧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收益提升，但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在博弈抉择下，牧户不得不作出是否退牧的决策。

不论牧户是否退牧，在饲养成本上升、牲畜价格下跌的情形下，牧户都会面临第二个决策——是否选择生计替代策略。此时，牧户要么选择放牧作为生计，要么选择其他生计行为替代放牧。从调研结果与牧区实践来看，牧户主要通过三种生计替代行为来增加家庭收入：第一，牧户通过舍饲方式来提高饲养规模，从而替代放牧生产；第二，牧户通过种植牧草、参与天然草原治理或补播人工草场来替代放牧；第三，牧户通过打工等非农生计活动替代放牧。基于此，本书构建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影响模型（图2-3）。

图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影响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