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问题是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的，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琢磨的概念（沈满洪，2002）。代表性的概念由萨缪尔森提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须补偿的收益的情形”（萨缪尔森，1999）。
外部性不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可以用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来解释，当主要经济主体的福利受到自身活动和他人活动的影响时，就存在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分为正外部性（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指个体从其行动中获得的私人收益小于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的情形；负外部性指个体行动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小于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情形。无论出现生产外部性还是消费外部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Pinduck，2006）。
由于草场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牧民的过牧行为（简称过牧）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阿诺德（2004）认为，当某一草场不存在产权时，过牧现象很普遍。此时即使某一牧户不放牧，其他牧户也会增加过度放牧程度。过牧会造成牧场荒废与环境恶化，站在后代的角度，过牧行为引起负外部性。同时，Roger A.Arnold（2004）提出，当牧场被私人拥有后，此时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过度放牧将不被允许。可知，过牧可以为放牧者带来收益，但过牧成本则由整个社会承担。当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在政策规制下，不论草场产权是否明晰，过牧行为都被禁止。此时，牧民个人收益受损。为了鼓励牧民不过牧，国家向牧民发放生态补偿补贴，旨在减少过牧现象。可以看到，外部性理论对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并为草原生态保护奖励与补助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公共物品理论
现代公共物品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一致认为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西方学者将所有物品划分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简单来说，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以非市场方式提供的物品或劳务。Samuelson（1954）认为公共物品具有“增加一个人对物品的消费，同时并不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特性。由于公共物品是公众共同享用、无法分割的，公众在消费公共物品时，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降低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水平，因此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效用不可分割性。
Ostrom（1977）对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细化，根据消费的排他性和共用性将所有物品划分为私人物品、可收费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物品。具有可排他性且需要分别使用（消费）的物品是私人物品，具有可排他性且可共同使用（消费）的物品是可收费物品，具有不可排他性（非排他性）且必须分别使用（消费）的物品为公共池塘资源，具有不可排他性且共同使用（消费）的物品为公共物品。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首先，草原在使用中不存在消费排他性，牧户对未确权草原和集体产权草原拥有同等使用权，但当牧户对草原的使用超过草原资源补充时，草原就会退化。其次，草原可划分为具体的资源单位，随着放牧牲畜的增加，草原的再生能力与牲畜饲草获取量会下降。公共物品理论说明：草原为公共池塘资源，需要根据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开展草原治理。Ostrom（1987）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应采取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的制度。目前，我国的草原治理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政策“自上而下”实施。因此，有必要在草原治理中，通过制度安排激发牧户草原保护的主人翁意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草原自主治理体系。
三、系统论
系统论思想由Bertalanffy（1932）提出，1937年进一步完善。所谓系统是指“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Bertalanffy 1932）。Bertalanffy（1932）认为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不是简单相加，亦不是孤立存在，且各要素相互关联，每个要素都在系统中起着特别的作用，局部好不一定意味整体好。
按照系统论的思想，草地、牲畜、牧户、政策构成了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变化，破坏系统整体平衡。如牧户为了增收，会在草地上增加牲畜的数量。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草地会逐渐退化。草地的退化破坏了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平衡。当畜牧业生产系统平衡被破坏后，畜牧业将不能实现生产的可持续。为了保证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政府通过禁牧措施和限牧措施抑制牧民过牧行为，鼓励牧民保护草地，通过改变牧民生产行为来保证畜牧业生产活动系统正常运转。
因此，按照系统论观点，研究畜牧业生产活动时应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入手，不能孤立各要素。畜牧业生产活动系统内各要素的影响关系如图2-1所示。
图2-1 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内容要素的影响关系图
四、行为决策理论
行为决策理论并不是指某一特定理论，是一组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决策与心理的理论。决策即选择行动，是指从一组备选方案中选择替代方案的行为。确定性决策、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性决策是决策的三种类型（Takemura，2014）。虽然行为决策理论诞生于心理学领域，但行为决策理论中提及的心理学方法与知识已广泛应用于商业与经济学领域。Slovic（1977）首先将行为决策理论划分为规范理论和描述理论两种类型。规范理论描述了理性决策的形式，其核心是支持理性决策；而描述理论侧重于描述人类如何作出决定。Edwards在1961年发表的《行为决策理论》被认为是行为决策理论的开端。在行为决策理论中，效用通常被用来表达行为选择的偏好关系。效用指一个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有用性（Szenberg，2005）。效用为行为决策提供了技术性测量标准，但效用的衡量是行为决策中一个难点，Samuelson（1938）通过显示偏好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
1.期望效用理论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是不确定性决策和风险型决策的主要理论，其历史发展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13年数学家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1738年，Von Neumann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文中初次界定期望效用含义（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边际效用递减假设是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提，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4个公理假设是期望效用理论的建立基础。期望效用理论的核心内容可表达为：假如决策者选择风险型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符合效用公理，那么其一定是选择期望效用值最大的那项备择方案（周国梅，2001）。
假设牧户初始收入（牲畜数量）为T，面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牧户面临的不确定选择集合为（T1，P1；T2，P2；…；Ti，Pi），当牧户作出选择时，按照期望效用理论，某一决策方案的效用大于其他备选方案效用，即：
此时，牧户有接受Xi风险大于Xn的意愿。在此决策过程中，牧户只能从某一决策集中选择一种行为，且比较这一决策行为下各备择方案的边际效用大小。此外，根据期望效用理论的行动原则，牧户会比较某一行动的效用与成本。如果效用大于成本，牧户将会继续该行为；如果行动效用小于成本，牧户将会终止该行为。
在真实决策过程中，事件发生概率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决策者主观估计的，即主观期望值（SEV）是决策效用的加权函数。在此基础上，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被提出（Friedman，1952）。Savage（1951）认为，投资者决策的概率由其主观期望决定，其投资行为是被投资者“想当然”认为某个概率下所选择的最大效用所对应的投资行为。此时仍假设决策者是理性的，但由于决策者间存在个体差异与偏好差别，出现不同决策者对同一决策事件的估计概率存在差异的情形。如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牧户的生产决策包括退牧决策与放牧替代决策。在这一过程中，牧户个体差异与偏好的存在造成了牧户对决策行为效用的判断不同，因而牧户在政策影响下选择行为也有所不同。
2.前景理论
随着Simon（1972）对有限决策理性与Edwards（1954）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研究的推进，期望效用理论受到了试验与经验证据的不断抨击。有证据表明，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并不一定遵循个人预期原则（Levy，1997），如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等。原因在于期望效用理论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虽然通过量化方法选择出决策方案，但这一选择过程忽略了决策者的情感因素与心理感受，使得以上理论在强调客观性的同时无法对某些情境下的决策行为进行解释。随后前景理论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前景理论主要内容是：行动者对特定商品决策的效用是该商品净资产水平的函数，对决策结果的偏好不依赖于当前资产，而取决于当前资产的变动，即行动者决策时根据设定参考点进行决策（Kahneman，1979）。简单来说，人们面对收益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面对损失则更倾向于接受风险，并对非线性概率作出反应（Levy，1997）。根据前景理论，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在退牧决策与放牧替代决策过程中，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带来的损失比对其带来的收益更敏感，即牧户对于禁牧、草畜平衡损失而产生的痛苦感大于获得补奖补贴而产生的满足感。故面对禁牧与草畜平衡损失，牧户有冒着处罚风险进行违规放牧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