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开元天子与“救时之相”

对于玄宗来说，公元7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虽然在一年多前，他已经登上皇位，但只有在这年七月成功地铲除了太平公主集团之后，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唐皇帝。十一月，在群臣的请求下，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宣布改元开元。

年青的开元天子非常仰慕唐太宗，决心要“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46]，满怀宏图壮志，投入了振兴唐朝的事业。他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勤勉奋发地工作。现在西安附近终南山楼观台的《老子显见碑》（开元二十九年刻）碑文中说：玄宗“自临御以来，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即起”。《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金函》记：“明皇忧勤国政，谏无不从，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于座右，时取读之，未尝懈忽也。”

玄宗尽管勤于为政，毕竟还年轻，缺乏经验。他即位伊始，需要一个精明干练的宰相作为助手。铲除太平之后新任命的宰相是中书令张说和左仆射刘幽求，张、刘两人都以文学见长，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稍差一点，玄宗并不满意，经过认真选择，仔细考虑，他决心起用姚崇。

姚崇是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字元之，本名元崇。为避开元尊号，省去“元”字，名崇。玄宗想起用姚崇，一是因为姚崇有杰出的才干。他为人豪爽，崇尚气节，极负才华。少年时代，不知读书，长大后才发愤攻读。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科制举，获得出身。他不仅文才出众，也通晓军事，文武双全。万岁通天元年（696）姚崇任夏官（兵部）郎中，适逢契丹大举进犯河北，连续攻陷营州（今辽宁辽阳）、冀州（今河北冀县）、幽州等许多州县，当时羽书飞驰，军情告急，姚崇“剖断如流，皆有条理”，处理得及时适当。他的军事才能，深为武则天赏识。史称姚崇“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就是说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强，效率高，善于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是因为姚崇有丰富的经验。他曾两度出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军政长官，所至皆有政绩。姚崇第一次任宰相是在圣历元年十月，经狄仁杰推荐，擢升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长安元年（701）被派往并州以北检校各州兵马，整军备战，以防突厥侵扰。长安四年（704），姚崇以母亲衰老，请求解职侍养，言甚哀切，武则天只好任命他为相王府长史，罢政事。但同月，就又任命他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说：“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改任春官（礼部）尚书。武则天对他是深为倚重的。中宗朝，姚崇被贬为亳州刺史，又历任宋、常、越、许诸州刺史。睿宗即位，从许州（今河南许昌）召回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升中书令。他和宰相宋璟共同努力，协助睿宗整肃吏治，罢免斜封官，革除中宗朝各项弊政，颇见成效。不久，因建议出刺诸王及安置太平于东都，被贬为申州刺史，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姚崇在他任职的地方，“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47]。姚崇任职的经历相当广泛，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他都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且政绩卓著，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三是因为姚崇有正确的政见。在武则天时代，姚崇对酷吏政治深为不满。“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48]当时，姚崇任京城司刑丞。神功元年（697），姚崇向武则天直言诏狱冤滥的情况，指出自垂拱以来，所谓谋反案件，都是酷吏罗织而成。只要除去酷吏，他愿“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姚崇的进谏，深为武则天赏识，促进了酷吏政治的结束。武则天晚年，姚崇任春官尚书，受理僧人状告张易之兄弟私移京城高僧十余人往其原籍定州私置寺，姚崇依法“断停”，禁止二张私自转移僧人。二张再三求情，姚崇不允，因此得罪二张，出为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堪为宰相，并说：“惟陛下急用之。”神龙元年“五王”之变前夕，姚崇从灵武道返回京城，应是参与了兵变的决策。武则天退位，迁往上阳宫时，“王公更相庆，崇独流涕”，张柬之深为不满，当天，将姚崇贬出京城。后来，武、韦势力联合，“五王”被害，姚崇则得以幸免。睿宗时期，在太平公主与玄宗的斗争中，姚崇坚定地维护玄宗，因此获罪。姚崇与相王父子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他在武则天时代任相王府长史。在多次重大的宫廷斗争中，他和相王父子的政见相同，立场一致，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没有参与诛韦和诛太平两役，身上的血腥气少一些，功劳也小一些，这不仅使他没有居功自傲的本钱，可以更为冷静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且使玄宗对他不产生什么疑虑。

四是因为姚崇有很高的声望。开元元年，姚崇已经63岁了，他历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出将入相，两度执掌朝政，屡建战功，政绩显著，以他的才能、资历和远见卓识，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因此，玄宗选择姚崇为相，这一选择是独具慧眼的。

玄宗起用姚崇在当时有一定困难。一方面，宰相中书令张说素与姚崇不和。张说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影响，他得知玄宗想任命姚崇为相时，便极力阻挠。先是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后又指使殿中监姜皎推荐姚崇为河东道总管，玄宗都没有听从。另一方面，景云二年姚崇被贬的事件，在关键时刻，玄宗牺牲姚崇以自保，虽然出于环境所迫，但这种做法肯定会给姚崇留下极不愉快的回忆，姚崇对出任宰相的态度如何，玄宗还拿捏不准。因此，起用姚崇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十月十三日，玄宗在长安近郊的骊山下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征兵20万，旌旗相连长达50里。诛灭太平之后，玄宗马上亲自“讲武”，用意是很清楚的。作为皇帝，他要确认自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要显示自己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这对结束动乱，稳定政局，威胁政敌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都是非常必要的。玄宗选择在骊山讲武，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为会见在距骊山不远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创造有利的时机。

在骊山讲武中，玄宗以军容不整为理由，下令斩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于旗下，刘幽求、张说等大臣跪在玄宗马前谏止说：“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元振才得以免死，改为流放新州。玄宗还以制定军礼不严肃为名，下令斩给事中、知礼仪唐绍。其实，玄宗本意不是真要斩唐绍，就像他的本意也不是一定要斩郭元振一样。郭元振身为宰相，一直支持玄宗，又刚在诛灭太平时立有大功，唐绍曾极力反对韦后作为中宗祭祀南郊的亚献，在中宗、睿宗两朝都以直言敢谏著称。玄宗借故惩罚这两位大臣，无非是用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告诫功臣不可居功自傲。但唐绍的命运不如郭元振，由于金吾将军李邈宣敕迅速，大臣们还没有来得及劝谏，唐绍已被杀头。假戏真做，玄宗只好下令罢免李邈官职，终身不再叙用。郭、唐两大臣受罚，各军多因害怕而进退失常，稍有混乱。只有左军节度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两军秩序井然，受到玄宗的嘉奖。

骊山讲武的次日，十月十四日。玄宗到渭川打猎时，召见同州刺史姚崇。这次会见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借打猎的机会，召见姚崇，可以避开张说等人的干扰。像打猎这样比较随便的场合，也有利于年轻的皇帝同他曾经伤害过的老臣交谈和疏通思想。

关于这次重要的会见，《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考异》引述吴兢《升平源》有细致而生动的记述：

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曰：“卿颇知猎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年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呼鹰放犬，迟速称旨，上大悦。上曰：“朕久不见卿，思有顾问，卿可于宰相行中行。”公行犹后，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载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这次事关重大的会见，是从谈论打猎开始的。尽管君臣间有过不愉快的往事，这种充满生活情趣的交谈却有利于消除隔阂，沟通情感。当玄宗要姚崇出任宰相时，姚崇针对中宗以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十事”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稳定政局，不允许国亲、外戚、幸臣、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二是整顿吏治，在选任官员时，国亲不得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官一律停罢，对官吏要赏罚分明，尤其是对近密佞幸之臣，犯法者要严惩，决不姑息。皇帝要礼敬大臣，提倡直言敢谏的良好政风。三是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不求边功，安定边疆，减少军费开支，禁止滥建寺观，浪费钱财。除租、庸、赋税外，杜绝一切额外贡献。

“十事要说”既是姚崇出任宰相的条件，也将是他出任宰相后的施政纲领。对于姚崇提出的每一件事，玄宗都表示深有同感，完全同意。在年轻皇帝一连串的允诺声中，流露出他希望姚崇出任宰相的急切心情。姚崇则在“十事要说”得到玄宗的首肯之后，才同意出任宰相。

玄宗和姚崇的合作，一开始就受到连年天灾的考验。开元元年秋冬，旱象严重，雨雪全无。开元二年（714）春正月，关中“人多饥乏，遣使赈给”。大旱之后，常有蝗灾。紧接着，开元三年（715）六月，山东诸州发生了大蝗灾，蝗虫飞来，铺天蔽日，“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49]，田地里的禾苗，顷刻为之食尽。在这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民感到恐惧不安，束手无策，只能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不敢捕杀。灾情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抗灾救荒成为当时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中心问题。

姚崇建议派遣御史督促州县捕杀蝗虫。他说：“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50]姚崇的建议，遭到朝野内外许多人的反对。就连平日遇事不拿主意的“伴食宰相”卢怀慎也认为杀蝗虫太多，恐伤和气，不宜捕杀。还有的认为，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克服，除之不尽。在一片反对声中玄宗颇为犹豫，就此事再征询姚崇的意见。姚崇指出：“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51]姚崇从历史上蝗虫为害的惨痛教训说起，阐明了灭蝗对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的现实意义。玄宗完全接受了姚崇的意见，转而坚定地支持灭蝗，下令派御史至诸道督促官吏组织捕杀蝗虫，“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52]。

开元三年，一冬无雪，旱象依然严重。四年五月，山东地区蝗灾又起，姚崇再下令遣使捕杀。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倪若水抗拒御史，不捕杀蝗虫，其理由是：“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姚崇措辞强硬地告诫倪若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有力地驳斥了倪若水修德禳灾的说法，倪若水才不敢违抗捕蝗的命令。倪若水的作为，说明对捕蝗还存在很大阻力。五月，玄宗敕令：“今年蝗虫暴起，乃是孳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虫成长，开食田苗，不恤人灾，自为身计。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则山东田苗，扫地俱尽。”[53]玄宗派出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璿等人，巡行河南、河北各地，督促捕蝗。令他们“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捕蝗战绩显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54]。由于认真地进行了灭蝗，所以，“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灭蝗是姚崇相业中一件辉煌的功绩，他力排众议，坚主灭蝗，表示“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在天灾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灭蝗在当时，不仅是个救灾问题，也是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大的斗争。武则天晚年以来，滥建寺观，宗教（主要是佛教）流行，迷信思想随之泛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束缚，反对灭蝗，在天灾面前无所作为，其思想根源就是对神的意志的畏服。灭蝗的成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迷信思想的泛滥，它使人们在战胜天灾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利于焕发人们身上奋斗进取的精神，促成一个繁荣的新时代的出现。

姚崇的成功，是和玄宗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开天传信记》说：“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玄宗支持捕蝗，在思想上还是和姚崇有所区别的。姚崇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反对崇佛佞佛，不相信鬼神，认为“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对于“杀蝗伤和气”“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之类的说法是不相信的，坚定地加以反对。玄宗对这些说法就有所疑虑，态度不像姚崇那样坚决。但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感觉到姚崇所说灭蝗“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的重要意义。因为武则天之后，唐中央政局动荡了十几年，他刚刚即位不久，政局尚待安定，皇位尚待巩固，如果山东地区（唐朝最重要的传统经济区域）的蝗灾不及时加以扑灭，农业严重歉收，粮食不供，饥饿相继，社会便会动荡不安，就会直接危及政权的稳定。所以，在姚崇陈述了灭蝗的理由后，他便全力以赴地支持灭蝗，使农业在遭灾之后，仍然有所收获。这对改善国家财政和稳定社会秩序都是很有益处的。

姚崇由于在开元初年的政绩显著，被誉为“救时之相”。这位“救时之相”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干练贡献给年轻的开元天子，他们的精诚合作，为开天盛世的到来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