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五代群雄太平梦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杜甫《忆昔》节选
大宋的历史，要从五代写起……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立国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轰然倒下。潮起又潮落，花开更花谢！自古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改朝换代是古代王朝政治不变的定律，是所有王朝的宿命，大唐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大唐的历史尽管走到了终点，大唐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无上辉煌和荣光，却不会随之灰飞烟灭。那“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万国来贺的“贞观之治”，“太平天子”唐明皇李隆基造就的“开元盛世”，早已在诗人的笔下和人们的心中，幻化为如歌如梦的太平盛世的传奇，超越了一家一姓的兴亡成败，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定位于永恒。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群雄们，究竟谁是真正大英雄，谁将与唐太宗、唐明皇比肩而立，“太平天子”的桂冠将花落谁家？还是大浪淘沙，重整山河待后生？毕竟，梦还在，希望就在……梦回大唐，一曲慷慨悲歌，古今传唱。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
大唐谢幕，五代登场。
大唐僖宗中和四年（884）五月十四日，深夜，开封郊外四十里的上元驿。下榻于此的大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一行，突然遭到了猛烈的袭击。真相很快大白，事件的筹划者竟是大唐宣武镇节度使朱温！朱、李二人白天尚且把酒言欢，为李克用击败黄巢举行庆功宴，夜间朱温即乘李克用醉酒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并四面纵火，图谋置李克用于死地。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从天而降的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浇灭了大火，李克用本人也及时地从醉酒中清醒过来，在养子李嗣源的拼死护卫下，狼狈不堪地冲出了重围，但他的三百余名卫队被朱温全部消灭。这就是有名的“上元驿事件”。
上元驿，作为五代的起点，被记入了历史。也许并非是巧合，七十六年后的建隆元年（960），同样是在上元驿，宋太祖赵匡胤兵变于此，最终结束了五代。只不过，那时的上元驿已经更名为“陈桥驿”了……
朱温成功地打破了一个旧世界，他废黜唐昭宣帝，改国号为梁（907~923），成为五代的第一位皇帝，后梁的开国之君梁太祖。朱温建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他的开国年号是“开平”，也就是“开创太平”的意思。但他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太平时代吗？
据说，朱温素怀大志，有志于“经营王业”，放猪出身、后来参加黄巢起义军的他，了解民间疾苦，也确实推行了不少打击门阀、减轻税赋的利民政策。洛阳地区在后梁时期，就最早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了过来。但除了这一抹难得的亮色之外，整个后梁时期的国政乏善可陈。
更何况，朱温虽然堪称白手起家的一代枭雄，其刚猛英断，杀伐用兵，皆不输于三国时的曹操，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称帝。从“安史之乱”之后，各藩镇节度使们跋扈称雄，都是各地实际的土皇帝，但他们通常并不尝试用武力推翻唐中央政府，至多是控制朝廷，力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唐末各藩镇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当朱温连弑昭宗和昭宣帝两位大唐皇帝，又贸然将唐室一脚踢开，第一个打破了这一潜规则之后，本来就虎视眈眈的天下群雄，岂能甘居其下，善罢甘休？割据太原、人称“独眼龙”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随即打出了“中兴唐室”的旗帜，割据江南的杨行密、割据四川的王建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大多闻风响应。其实，李克用也好，杨行密也罢，这些人也都不好说是什么大唐帝国真正的“忠臣”，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乐得挥舞朱温免费赠送给他们的“勤王讨逆”的金字招牌罢了。连他自己阵营当中的心腹大将、镇守重镇潞州（今山西长治）的丁会，当得知朱温杀唐昭宗的消息之后，也立即宣布讨伐篡逆，不战而降李克用，致使朱温经略幽州（今北京）、河东的大业功败垂成。
可以说，朱温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众叛亲离的开始。这一点，倒十分类似于后来民国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命运。相比而言，当孙权遣使劝曹操称帝时，曹操当即就洞察了孙权的险恶用心：“这小子，不过是要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一笑置之。后来，他又公开表白说：“若天命果真在曹氏，那我就做周文王好了。”经过曹操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的儿子曹丕果然就像周武王一样，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坐稳了皇帝宝座。
朱温急于称帝，不但使自己损兵折将，他的后梁政权和朱氏子孙也落了个凄惨的下场。难怪他的大哥朱全昱就当面骂他此举一定会使朱氏“覆宗灭祀”。说到底，朱温毕竟没有曹操的胸怀。
当然，朱温推翻大唐，也与他黄巢起义军大将的本色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当年背叛黄巢投降唐朝，确实是迫于形势所逼。黄巢战败之后，其余部绝大部分归附了朱温，成为朱温势力的主要骨干。由他来置唐朝于死地，也算是曲折完成了黄巢起义军的使命。
英雄立马起沙陀：李克用、李存勗父子
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则始终以“中兴唐室”为号召，与篡夺大唐的朱温势不两立，李存勗同光元年（923）称帝后也仍然以“唐”为国号，为表示与朱梁划清界限，李存勗还下令将都城由开封迁往大唐的东都洛阳。李克用死后被李存勗追谥为“唐武皇”，李存勗自己则被谥为后唐“庄宗”。
不过，李克用其实不姓李，他出身西突厥沙陀部落贵族，长期活动于代北地区，即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其祖上本姓“朱邪”，因世代效忠大唐，多次出兵勤王，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并列入了皇室的族谱。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遂自称大唐后裔，以大唐合法的继承人自居。
李克用因为一只眼睛长得大，一只眼睛长得小，外号“独眼龙”。他自幼骁勇善战，还利用部落当中认干儿子“义子”、“太保”的形式，纠集沙陀、突厥、回鹘、粟特等代北地区蕃汉各民族的雄杰鸠武之士，组建起了一支绝对效忠于他个人的剽悍的武装“义儿军”。
大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七月，李克用率兵南下进关勤王，以三万多一点的兵力，以少胜多，大破黄巢主力十五万众于沙苑（今陕西大荔）附近的梁天阪，杀得横尸三十里，随即一举夺回长安。经此一战，曾称雄天下的黄巢起义军江河日下，迅速败亡。李克用则一举成名，作为绞杀黄巢起义军最凶恶的刽子手，被大唐封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自此雄居重镇太原。“独眼龙”李克用和他的沙陀铁骑“义儿军”，就此成为令中原军阀们闻风丧胆的噩梦。
李存勗胆勇过人，英武更胜其父，他十一岁开始从军打仗，二十五岁的时候继父位为晋王、河东节度使，执掌河东兵权，一举痛歼了乘李克用之死来犯的后梁精锐，连其死敌朱温闻讯后都模仿曹操称赞孙权的语气，心悦诚服地慨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李存勗力排众议，亲率精骑，置梁军的纠缠于不顾，出其不意地直取后梁都城开封，不仅颠覆了后梁政权，为朱梁、李唐二十年夹河苦战画上了句号，更是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杰作，堪称“斩首行动”的范例。
此前，李存勗已先后消灭了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等当时的枭雄，制服了成德（治河北正定）、魏博（治河北大名）等地半独立的河朔强藩，这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他还一度统一了四川，并多次击败了契丹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将契丹的势力牢牢阻挡在幽州之外。李存勗时期的后唐，是整个五代时期版图最大的。
更为传奇的是，李存勗以冲锋陷阵为乐，在向敌阵发起冲锋的时候，李存勗本人和全军将士往往都要齐声高唱战歌，伴随着军乐队的奏乐，真正是凯歌行进，响遏行云。这些慷慨激昂的战歌，都是由李存勗亲自吟诗作赋，亲自作词作曲，人称“御制歌”。
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叱咤沙场的壮举，使他们成为五代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被尊奉为“战神”。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就是李存勗的追随者，宋太祖本人也是以李存勗为偶像，他在即皇帝位后，曾经专门礼聘了一位曾经侍奉过李存勗的宦官李承进，专门向他打听李存勗的事迹。宋太祖自己也酷嗜音乐戏曲，在军中组建了颇具规模的军乐队“钧容直”。这一切，显然都有李存勗的影子。
毫无疑义，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是五代最出类拔萃的、最优秀的职业军人，他们统率的沙陀铁骑是五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是，正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仅凭强大的武力，未必能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一名优秀的军人，若要成为称职的政治家，还必须要经历痛苦转型的过程，否则就难免在战场上称雄，却在政坛上被淘汰。李克用父子的军事生涯，可以称之完美而无愧，但他们作为政治人物却是比较失败的，甚至较之于老对手朱温也尚逊一筹。
李克用空负足以睥睨当时的沙陀铁骑，却在朱温连珠炮似的打击下一筹莫展，长期局促于太原一隅。他没能在政治上打开像样的局面，拿不出什么办法，以至于纵容士兵自行烧杀抢掠，当然难以成事。可以说，李克用骨子里只是沙陀铁骑的军头，至多只是优秀的河东节度使，而不是合格的“晋王”。
李存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虽贵为皇帝，依然百分百地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没大仗可打的他意犹未尽，或者是成天带队行围打猎，围剿豺狼狐兔；或者是变本加厉地痴迷于梨园戏曲，在粉墨登场当中寻找厮杀的感觉。他还为自己起了个艺名“李天下”，但这位“李天下”，实在是只知如何“打天下”，哪知如何“理天下”！
可以说，李存勗从来就没有真正找到过做皇帝的感觉，对军中的部下，他懂得克尽统帅职责，尽可能地重赏厚赐以收其心，然百姓疾苦、国计民生等皇帝的分内之事，他就既不擅长，更没有什么兴趣。据李存勗本人所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就通读了儒家的经典《春秋》，还曾多次亲手抄录。但从他称帝后的所作所为看，他的这一说法，要么纯属自我夸耀，要么就仅是死记硬背，根本就未能体会到儒家经典中安邦治国精髓的一分一毫。
李存勗的夫人刘皇后则是贪财好货。为勒索钱财，她竟然腆颜认当时的洛阳首富张全义为干爹，当刘皇后穷困潦倒的亲爹上门认亲的时候，却被她命人一顿乱棍给打了出去。偏偏李存勗有“爱美人”的英雄通病，对如此一位夫人言听计从，任由她搜刮民脂民膏，还下令各地交纳的税赋贡品都要先运送皇宫内库，经由刘皇后过目挑选。如此一来，本来就一团乱麻的政府财政更加吃紧，连军饷都无法按时发放，刘皇后私人所藏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但却一毛不拔。
枢密使郭崇韬是李存勗的谋主，他在军事上是一位干才，但在政治上也十分的短视。因为姓郭，郭崇韬就自称大唐名将郭子仪之后，装模作样地以名门望族自居，还以提拔、扶植崔、卢、李、郑等为代表的“中朝士族”为己任，对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以“家无门阀”为理由拒之门外，演出了一场乌烟瘴气的门阀贵族卷土重来的闹剧。
后唐君臣行事如此，焉能不败？果然，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就在主要由一群伶官发动起来的政变当中戏剧性地死于非命。此时，距离他灭亡后梁，才不过刚刚过去短短的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
相比而言，李克用的养子后唐明宗李嗣源，倒是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些建树。天成、长兴（926~933）七年之间，他开创了五代一个“年谷屡丰，兵革罕用”的难得的“小康”局面。
李嗣源，外号“李横冲”，沙陀人，自幼追随李克用，以“义子”的身份担任李克用的贴身亲兵卫士。上元驿事件的时候，年仅十七岁的李嗣源拼死冲杀，护卫李克用，当被逼到墙角的生死关头，李嗣源以罕见的神勇，背负着李克用跳出墙外，得以逃脱了朱温的追杀。从此之后，李嗣源就被李克用视为心腹爱将，在李氏父子军中青云直上，由亲兵卫士而卫士长，由卫士长而独当一面的大将，由大将而中书令、蕃汉内外马步军都总管，成为后唐禁军的最高统帅。同光四年（926）兵变爆发后，李嗣源受命平叛，但当他率兵迅即南下收拾残局时，却被部下们拥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此时，他已经年逾六旬。
李嗣源虽然也是起家沙陀军人，但与李克用父子相比，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李氏父子世袭酋长，是沙陀最为显赫的部落贵族，而李嗣源幼年时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名“邈佶烈”，被李克用收养为义子之后方得名“李嗣源”。李嗣源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当了皇帝之后，看不懂大臣们所上的奏章，只能是让人念给他听。可见，李嗣源完完全全是出身贫贱的部落平民。早年的平民生活，加以多年充当性情暴戾的李克用的亲兵卫士的经历，都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深沉稳重的性格。
身为大将的时候，李嗣源作战勇猛，战功最大，但从不争功，更不跋扈，表现得十分的低调。因此，尽管有人以“功高位重”、功高震主为理由，建议庄宗李存勗早日除掉他，而李存勗也对他产生了怀疑，曾一度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李嗣源终于安然渡过了危机，重掌兵权，靠的就是韬光养晦，让李存勗既抓不着什么把柄，又低估了他的能力和雄心。当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登上皇位之后，李嗣源一如既往地较为低调，表现得颇有自知之明。和庄宗李存勗相比，李存勗奢侈淫逸，后宫佳丽三千人，充斥着来自幽州（今北京）、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州）各地的美女。李嗣源生活俭朴，将她们大部遣散，后宫中仅留百余名老年宫女负责洒扫，年轻漂亮的都放出宫去，与家人团聚。在古代帝王当中，这一直是被视为很难得的“盛德”之举，自然也减轻了朝廷财政供应的负担。李存勗曾向功臣们竖起手指，傲气而又嚣张地说：“我从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李嗣源却谦和地表白：“我是被大家拥戴到这个位子上的，哪里能治理天下！”李存勗擅长吟风弄月，自夸手抄《春秋》。李嗣源目不识丁，却喜欢听儒生讲解儒家经典，向他们请教和从中体会治国安邦的道理，更勇于承认自己治国才能有限的事实，放手重用冯道、任圜、赵凤等汉人士大夫为宰相。
冯道此人后来在历史上的形象不太光彩，但此时的冯道，风华正茂，全然没有“长乐老”的世故和暮气，他担任宰相之后，不顾高门大族们的冷嘲热讽，大刀阔斧，断然将滥竽充数的门阀子弟从朝廷中撵了出去，破格提拔、任用了一大批有才能、有见识的平民才俊之士，使得后唐庄宗以来门阀回潮的逆流为之丕变，尚不愧为“真士大夫”。任圜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性格耿直，而且精于理财，他出任宰相兼财政主管三司使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的府库都充裕起来，军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
李嗣源充分发挥了汉人士大夫们治国理政的才华，又清除了宦官、伶人等乱政的毒瘤，使得庄宗末年乌烟瘴气的朝政，很快就焕然一新。
尤其难得的是，贫贱出身的李嗣源即使在登上帝位之后，仍然没有完全忘本，对民间的疾苦总有一份割舍不下的共鸣，一首控诉苛政重税的《伤田家诗》：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
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就能让他泪眼婆娑，当即下令废除两税加耗等多项苛捐杂税，还专门让人把这首诗誊录在卧室的屏风上，时常吟诵；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总令他怒不可遏，痛斥他们都是罪该万死的“老百姓的蠹虫”，曾一口气下令处死了三四名州刺史一级的高级贪官……
直到一百多年之后，当宋朝史学家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时候，他仍然亲耳听到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为人纯质，宽仁爱人”、“纯厚仁慈”的佳话，于是乎挥笔泼墨，为李嗣源写下了这样一段激情洋溢的赞语：明宗“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七年的“小康”之治，时间不算长，但其意义却无法低估。按史书的记载，后唐天成元年（926），李嗣源登基之后，每天晚上都在皇宫中焚香向上天祷告说：“我是一个胡人，只是因乱世才被众人拥戴到皇帝的位子上，但愿上天早日降生真正的圣人，为万民之主。”因宋太祖赵匡胤恰恰出生在天成二年（927），宋人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这往往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范仲淹、苏轼等宋代的名流们，就异口同声地说：“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应期”云云，当然是神化宋太祖，不足为凭，但也不能说是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范仲淹们毕竟讲明白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正是有了后唐明宗七年的“小康”之治，不仅使刚刚经过二十余年梁、唐惨烈厮杀的民众有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更使赵匡胤等新生代们有了一个还能说得上大致安宁、祥和、温馨的童年生活，能够得以健康地成长起来……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
长兴四年（933），李嗣源病死，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后唐政局大乱。李嗣源的女婿、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趁机在太原起兵，迁都开封，建立了后晋政权（936~946）。石敬瑭起家于突厥沙陀军人，实际上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后裔。至于石敬瑭称帝以后，自称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石碏和西汉的丞相石奋之后，那就纯属典型的乱认祖宗了。
昭武九姓粟特人，也叫“九姓胡”，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分布于今天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古老民族。粟特人是一个商贸民族，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他们大量东移中国。定居中国的粟特人，通常以自己的城邦为姓氏，主要的有康、石、米、史、何、安等。“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幽州城就是粟特人主要的聚居区之一。宋太祖的皇后宋氏，妹夫米福德，将军康延泽、安守忠，徽宗时的大书法家米芾，也都是粟特人。其他的，像“安史之乱”的史思明、镇州军阀王镕、宋朝开国元勋石守信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粟特背景。
石敬瑭的父亲，名叫“臬捩鸡”，一听就是一个落魄的部落无赖。出身如此低微的石敬瑭却能够开创帝业，当然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他在位的六年多时间里，据说就做到了“礼贤从谏”。石敬瑭的谋主、宰相桑维翰，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宋太祖赵匡胤就十分欣赏他，曾当着宰相赵普的面说赵普为相不及桑维翰。
但是，石敬瑭的皇位，得来的却实在是太不光彩了。他的“大晋”国号，竟然是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赐予的；他的大晋皇帝，也是耶律德光册封的；他能够打败后唐的政府军，攻进洛阳，依靠的也是契丹的五万骑兵。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石敬瑭主动提出和答应了契丹许多极其苛刻、屈辱的条件，如向契丹称臣，每年向契丹交纳绢帛三十万匹，还要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居于“儿皇帝”。其实，石敬瑭要大耶律德光九岁多。
最为致命的条件，是石敬瑭承诺把以幽州为中心的十六个州的土地，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都割让给契丹。这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也叫“幽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使中原王朝丧失了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失去了险要的长城关隘。因为，“燕云十六州”一带，正是万里长城从北京至山西一线的所在地，“关山险峻，川泽通流，据天下之脊”。幽州自身的城池也十分坚固，堪称天下之冠。
契丹此前攻击过几次幽州，都遭到了惨败。石敬瑭把这一大片战略要地拱手奉送给契丹，使得广大中原地区无险可恃，原本完整的北方防线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缺口；而契丹铁骑则居高临下，俯视华北，以幽州城为屯兵基地，进可以长驱直入华北大平原，直接威胁河南的汴京开封，退可以据城固守，以逸待劳，从而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当中牢牢居于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
由于“燕云十六州”是契丹凭借条约“合法”取得的，所以当后周和宋朝经略幽燕的时候，就不得不尴尬地面对石敬瑭的这一“历史遗产”，契丹辽国一方反而更加师出有名，宋仁宗时辽就曾以此为据，“义正词严”地来索取被周世宗用武力收回的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二州之地，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宋朝也只能被动地答应增加“岁币”了事。
石敬瑭为了称帝的一己私利，不惜出卖中原地区的核心利益，难怪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皇帝，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奇耻大辱换来的皇帝宝座，当然既不会有什么荣耀，也是不容易坐稳的。道理很简单，契丹既然能立石敬瑭当皇帝，当然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把他给废掉。不论石敬瑭如何竭尽全力地侍奉，契丹的贪欲都会水涨船高。更何况，如此窝囊的皇帝，对内怎么可能有威信可言！各地方藩镇节度使乘机异动，此起彼伏的兵变让石敬瑭焦头烂额，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之中忧郁而死。
石敬瑭的侄儿即位后，对契丹略有反抗的表示，契丹立即兴兵南下，攻破了开封城，灭亡了后晋。石敬瑭的子孙都当了俘虏，被契丹流放到了东北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附近），也就是后来金朝流放宋徽宗和宋钦宗的地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以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这是《旧五代史》当中对石敬瑭的评价，可谓盖棺论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当中，更是干脆没有给他写下哪怕一个字的评语。
石敬瑭充其量就是一个傀儡。后晋天福元年（936）至辽大同元年（947）的十余年间，真正强有力的人物，要属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契丹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兴起于“松漠之间”，即今天辽河、潢河和大凌河流域等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宋人称其为匈奴的后裔，但他们一直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的嫡系后代。北魏时，契丹开始见诸史册。隋唐时期，契丹发展到了部落联盟的阶段，由八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八部贵族“大人”轮流担任，任期通常为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在当地设立了“松漠都督府”，授予契丹贵族以都督、刺史等大唐官职，管辖契丹的事务。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大乱，契丹的势力趁机突飞猛进。开平元年（907）初，大约在朱温建立后梁略早一点，契丹当时的“夷离堇”即军事首领耶律阿保机，以世代互相联姻的耶律氏和萧氏两大族系的联盟为基础，又得到了韩知古等契丹化的汉人士大夫的谋划和支持，铲除了其他各部“大人”，取得了契丹可汗位，建立了“大契丹国”。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正式称皇帝，年号“神册”。
契丹开国后，耶律阿保机向东攻灭了当时的东北大国渤海国，又与中原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勗、幽州刘仁恭等多股势力相互周旋，纵横捭阖，以优厚的条件大量吸纳逃亡的汉人，力量愈来愈大。到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的时候，契丹拥铁骑十余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强国，已经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耶律德光和后来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很相似，都是北方草原诞生的气魄宏大的英主，都是对中原汉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身边也都聚集着一批中原的汉人士大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耶律德光不满足于仅仅当契丹的可汗，而有志于做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在唾手而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就没有强行在当地推行契丹制度，而是很有创造性地推出了胡、汉并行的“南北面官制”，即实行一国两制，在以幽州为中心的汉人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汉制，允许汉人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发型、服饰等生活习俗，并放手重用韩、刘、马、赵等当地的汉人大族直接管理，因而很快就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多数当地人的真心拥戴。相比于后来金朝一度强迫金统治区内的汉人剃头辫发，清军入关后更下野蛮血腥的“剃发令”，耶律德光的民族政策显然是相当开明的。
正因为有在燕云地区成功的经验，耶律德光对自己坐稳中原的皇位信心十足。大同元年（947）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就于开封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胡族贵族、汉人官僚们的簇拥下登上帝位，将“大契丹国”改为“大辽”，并改元为“大同”元年。
引人注目的是，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时候，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执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装束。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学者胡三省就此评论说：“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其实，不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国”为“大辽”，意指“蕃汉一家”，与后来忽必烈改“大蒙古国”为“大元”，皇太极改“金国”为“大清”，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华、夷的共主。
至于“大同”的年号，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最为有名的《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是儒家学说当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最为美好的理想时代。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谐、最太平的时代的意思。中国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开以“大同”为年号，公开以“大同”为目标，辽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从中不难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壮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们后来所打出的治国旗帜，也是复“三代之治”，即超越汉、唐，重建“大同”。从这个角度上说，耶律德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先行者。
无独有偶，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康有为也曾以“大同”为标题，写下了著名的《大同书》，集中阐发他所理解的理想社会。当代的一位伟人还不无惋惜地评论其人其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
那么，敢于以“大同”为年号的耶律德光，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了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耶律德光起码是颇有些许体会：他一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专门登上了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可以说，如果耶律德光能够把他上述的见解真正落到实处的话，由他开创一个混融华、夷，并包中原、漠北、辽东的大辽王朝，绝对不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统者，不得为正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是由中原华夏还是边地夷胡来具体地实现“大一统”，则是第二位的。当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还必须“以夏变夷”，即服膺华夏文明。相应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胡族若服膺华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则要开怀接纳，彼此无间。
大同元年（947）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统天下的强大铁骑，又主动地“以夏变夷”，服膺华夏文明，还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兴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坐稳中原的皇帝。此前的北魏拓跋氏是如此，后来的蒙元和清朝也是如此。更何况，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都是由突厥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因而有“沙陀三王朝”的称呼。沙陀既然能做中原之主，炎黄的子孙“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又有何不可？因此，当耶律德光入主开封时，冯道对他所说的：“此时天下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其他大臣也再三向耶律德光表示：“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骗耶律德光高兴的鬼话。当耶律德光征召各地的节度使入朝表态的时候，多数的藩镇节度使们虽然各拥兵马，但也是飞马进京，争先恐后地向耶律德光上表称臣。“大同”的太平旗帜，无疑是有强大的号召力的。
可惜的是，耶律德光设想的、已经在燕云地区初步实现了的“蕃汉一家”的局面，并没有在中原大地如期出现。在短短一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中原各地反而很快是烽烟四起，驱逐契丹人的民众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耶律德光懊恼地说：“我没有想到中原的民众竟然如此难以治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当中驳斥道：“中原的民众，困于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为盗，哪里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显而易见，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耶律德光本人的失策、辽军以占领军自居的凶暴和倨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耶律德光后来在撤退时总算是恍然大悟，他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纵容士兵掠夺粮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财，三是不早放各节度使还镇。我有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应当的。”这个说法，倒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实事求是式的自我批评。
除了“三失”之外，客观地说，契丹和中原民众之间相互之间的不了解，对双方矛盾的激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耶律德光自己曾对后晋的大臣们说：“中原对契丹的事情都不了解，而我对中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事实上，中原民众对契丹的事务固然是知之甚少，但契丹对中原的了解主要也是来自于传闻，又能真正知道多少呢？众所周知，连两个普通人之间融洽关系的建立，尚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互相了解，互相相处，当然也需要互相调整，更何况曾彼此冲突的两个兄弟民族呢？双方的了解，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
时间偏偏没有站在耶律德光一边。那一年的夏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三月的开封城已经是烈日炎炎，耶律德光和契丹将士都来自经年冰天雪地的东北，习惯了寒冷气候，实在无法忍受酷暑，只能是被迫北返。四月初一，耶律德光离开了开封。在北返的途中，他仍然是雄心不已，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他还自信满满地说：“只要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太平不难指掌而致。”然而，就在当月的十三日，耶律德光就因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此时，距离他进入开封，才只有一百一十二天；距离他在开封称帝，更只有八十二天。
耶律德光壮志未酬，他的“大同”梦，只做了八十二天就破灭了。辽太宗终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做成华、夷的天下共主。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辽太宗死后，契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重新回归于“草原本位”政策，不再主动大规模地南下中原，更无一统华、夷的雄心大志，连他的“大辽”国号，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的时候也被改回为“大契丹国”。即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契丹国“萧太后”萧燕燕，她虽然挥师南进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距开封城仅一河之隔，但她的目标仍然不过是以战迫和而已。这对此后历史的走向，究竟是福邪？还是祸邪？恐怕都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若天假其年，耶律德光果真实现了以大辽为主导的华、夷大一统，是不是后汉的乱局以及北宋、契丹之间惨烈的战争，就很有可能避免了呢？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
辽从开封退兵之后，中原群龙无首，坐镇太原的后晋北平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自立为皇帝。因为刘知远姓刘，遂定国号为“汉”，刘知远就是汉高祖。然此汉高祖，非彼汉高祖。据《新五代史》的记载，刘知远紫色面庞，白眼睛，是纯粹的突厥沙陀人，亲随石敬瑭得以起家，与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没有任何关系。
相比刘邦开创的四百余年帝业的大汉帝国，刘知远开创的后汉（947~950）却是先天失调，更后天不足，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四个年头，不但是在五代，就是在中国历代稍具规模的王朝当中，也是最为短命的一个政权。
后汉开国伊始，整个华北地区，经过后晋与契丹多年残酷战争的破坏，早已是疮痍满目。乾祐元年（948），河中（今山西永济）、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今陕西西安）的三镇节度使又联合起兵反叛，持续一年多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下去，但原本尚属富庶的关中地区也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后汉更加奄奄一息了。
客观的形势如此恶劣，偏偏后汉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如火如荼，四分五裂。刘知远只当了还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去世了，临终前他指定由枢密使杨邠、郭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和宰相苏逢吉、苏禹珪五位文武心腹为顾命大臣，辅佐他的儿子汉隐帝刘承祐。但刘知远一死，顾命大臣们立即分裂成为两大集团，杨邠、郭威、史弘肇三位武将为一伙，苏逢吉、苏禹珪两位文臣为一伙，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武将们兵权在手，又由于刘知远留有遗嘱：“朝廷大事不要与书生商量，书生们怯懦胆小，必将误国。”所以，武将集团占尽了上风，杨邠最讨厌书生，多次扬言：“国家府库充裕，兵力强大，才是当务之急，什么文章礼乐，都是糊弄人的。”史弘肇亦然，他曾当面辱骂宰相苏逢吉说：“安朝廷，定祸乱，靠的是我手里的长枪大剑，你那毛锥子能管什么用呢？”还拔刀相向，险些上演了火并的闹剧。苏逢吉手无缚鸡之力，只能是忍气吞声。
至于皇帝刘承祐，众将们也不把他太当回事，一次朝堂议事，刘承祐刚刚说了一句：“此事大家要好好商量。”杨邠当即厉声呵斥：“陛下还是闭嘴吧，凡事有我们几个处理。”刘承祐当时只有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甘心当傀儡皇帝。于是，他联络宰相苏逢吉，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三日一大早，在皇宫里埋伏了数十名武士，趁杨邠、史弘肇上早朝的时候，冷不防地一拥而上，把二人杀死在朝堂之上。
刘承祐还不分青红皂白，极其残酷地将杨邠、史弘肇等人的家属、亲戚、党羽、故旧、仆从全部屠杀，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制造了空前的血案。一夜之间，后汉朝堂为之一空。郭威是杨邠、史弘肇的死党，当时以枢密使、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的身份坐镇重镇邺都（今河北大名），主持河北防御辽军的战事，因而侥幸逃脱了一死，但他的家属都被刘承祐杀死。
郭威，河北邢州尧山（今河北邢台隆尧）人，绰号“郭雀儿”，出身贫贱，自幼父母双亡，十八岁当兵，追随石敬瑭和刘知远，从士兵一步一步地做到了枢密使。三十年的军旅和官场生涯，把他锤炼为一个老谋深算、城府极深的政治人物。刘知远能够成功称帝，郭威居功至伟。后汉党争呈现白热化之势时，郭威又棋高一着，主动前往河北督师，从而一则避免了成为矛盾的焦点，可以坐山观虎斗，二则重镇在握，兵权在手，又可以虎视开封，居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开封事变的消息传来，郭威抢先下手，即刻以“清君侧”为旗帜起兵。刘承祐倒是敢作敢当，御驾亲征，在开封北郊的刘子阪迎击郭威，但他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哪里是郭威的对手？双方接战，刘承祐死于乱军之中，郭威大获全胜，攻进了开封城。
郭威控制了开封，皇位已然在握，但他偏偏乐此不疲地以大汉“忠臣”自居，经过给刘承祐发丧、拥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即位、领兵北上抗辽等几番声情并茂的充分表演，最终方以兵变澶州（今河南濮阳）极其戏剧性化的一幕而收场：士兵们蜂拥而上，大汉“忠臣”郭威东躲西藏，仍被士兵们按住，把一面黄色的军旗当作黄袍披到了他的身上，并山呼万岁，拥戴他当皇帝。郭威见无法逃避，遂放声大哭，竟一连昏过去好几次。
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郭威这些欲盖弥彰的骗人把戏，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其实都是自欺欺人，表演得太过了，也就糊弄不了旁人，倒是显得自己小家子气，白白落了个“奸雄”的骂名，还不如直接称帝来得光明磊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赵匡胤后来推翻后周的陈桥兵变，与郭威的澶州兵变如出一辙，这倒也不奇怪，在澶州向郭威山呼万岁的那群官兵，其中就有赵匡胤，轻车自然熟路。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正式称帝，因他自称系周文王的后裔，遂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951~960）。
郭威夺权过程中的最大败笔，就是纵容士兵洗劫开封城。早在南下之初，为满足士兵们的贪欲，郭威就公开传令：“打下开封城，将士们可大抢十天！”入城之后，郭威果然任由士兵们自行肆意妄为。结果，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开封城上至官府的金库，下至官民的私财，都被郭家军抢劫一空。如狼似虎的乱兵还趁机到处放火，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若不是部下提醒郭威：再不禁止烧杀，开封城就要化为一座废墟。郭威说不定真要兑现他“大抢十天”的承诺呢。
郭威兵变，五代的动乱达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郭威处事蝇营狗苟，在位三年没有多少作为，但在郭威之后即位的周世宗柴荣，却是五代历史上最为英武有为的皇帝，正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的：“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振！”五代由乱而治的历史拐点，终于真正出现了。
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
赵州石桥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河北童谣《小放牛》。歌中所唱的赵州（今河北赵县）石桥，指的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石拱桥“赵州桥”，有“天下第一桥”的美誉；柴王爷，指的就是周世宗柴荣。歌谣里柴王爷“推车”卖货的形象，可以说是周世宗早年经商经历的极为传神的写照。
周世宗柴荣，河北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龙岗）人，家境贫寒，自幼投奔姑母郭威的夫人柴氏，后来被姑父、姑母收养为义子。因为郭威常年在外当兵打仗，为了补贴家用，柴荣就和当地一位名叫颉跌氏的商人一起搭伙经商。
当时，江南地区出产的茶叶在北方最为畅销，茶叶的集散中心，在荆南高氏政权的首府江陵（今湖北荆州）；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州）则是北方的瓷都，曲阳（今河北曲阳）定窑出产的白瓷是当时的抢手货。所以，柴荣主要就是推车贩运这些特产，奔波在江陵和定州之间。赵州桥是定州和邢州间的必经之路，所以当地留下了许多关于周世宗的传说。
周世宗经商十余年，凭借着推车贩卖瓷器和茶叶，很快就发了大财，郭威从政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资助，终至开创了帝业。由于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被汉隐帝刘承祐所杀，柴荣就以养子的身份成为郭威的继承人。显德元年（954），周世宗登上了皇位。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也许是因为靠贩运瓷器发了大财吧，周世宗当了皇帝之后，还专门下令在开封（一说在郑州）设立了御用瓷窑，称“御窑”，大宋开国后就改称“柴窑”，柴窑出产的瓷器，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驰名，是瓷器中公认的精品。到清代的时候，即使是柴窑瓷器的残片，都已经是价值连城，远比黄金贵重。
说起来，周世宗的姑母柴氏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本来是后唐皇宫中的妃嫔，侍奉过后唐庄宗李存勗。后唐明宗李嗣源遣散宫女的时候，她在离宫返乡的途中，认定当时只是一介小兵的郭威是一个将来能够大富大贵的人物。父母嫌贫爱富，斥责她说：“你是侍奉过皇帝的人，最差也要嫁个节度使，哪能便宜这个穷小子！”她却不为所动，当即委身下嫁。她的五万贯私房钱，就成为郭威在政治上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郭威能够攀附上刘知远，靠的就是这一大笔钱。柴氏夫人，一介女流之辈，能在风尘中识得英雄好汉，能够“奇货可居”，堪称是女“吕不韦”。
五代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起家行伍，像周世宗这样有着多年经商经历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周世宗也许是唯一的一位商人出身的皇帝。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商人似乎总是与“无商不奸”、“坑蒙拐骗”等一类字句联系在一起，其社会形象一直是比较负面的，重农抑商也是多数王朝的主流政策。
其实，且不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重农抑商是非常愚蠢的。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长处同样突出。更何况，一个能够在商场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往往都具备这样的优秀素质：目标远大，计划周密，尤其是眼光敏锐，关键时刻敢于放手一搏。周世宗就是如此。这位商人皇帝的执政风格，处处凸现着与众不同的精明。
周世宗是五代第一个公开宣布有志于做唐太宗第二的皇帝。他甫一即位，立即在朝堂上说：此后绝不会再苟且“偷安”，而是要以唐太宗为楷模，亲征创业，平定天下。后来更宣布了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宏伟计划：“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决心开创一个堪比“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宰相冯道暮气沉沉，只会冷嘲热讽：“唐太宗可不是容易学的哟，陛下您真相信自己有这个潜力吗？”其实，凡事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如果连想都不敢去想，哪还能做成什么事呢？只要敢想、敢闯，就会有成功的可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世宗三十年“致太平”的计划一提出，一大批有志之士都为之一振，如周世宗提拔的宰相李榖，在读书时即立有大志：“中原若用我为相，取江淮如探囊取物！”最得周世宗器重的枢密使王朴，更是一个英气逼人、文武兼备的奇才。他们与周世宗志同道合，团结在周世宗的周围，组成了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理想主义的新型政治群体，从而与只知保住个人权位的五代老朽旧官僚们划清了界限。
周世宗拿出了五代第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天下的具体方案。他采纳王朴的建议，确立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总方针，即循序渐进，以十年为期，次第击败南唐、后蜀等南方政权，然后积聚力量，全力对付北方的契丹辽国和北汉，最终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目标。从后周到北宋，除了有必要的微调之外，统一实践大致上遵守了这一方案，说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而且计划周密的方案。
周世宗目光敏锐，关键时刻敢于抓住机会，以生死相搏。显德元年（954）的高平之战，当后周军队全线动摇的危急时刻，周世宗却以罕见的神勇，仅率五十余名亲兵卫士跃马直冲北汉最强的中军。皇帝的英雄壮举激励了全军的将士，终于挽狂澜于既倒。战后，周世宗又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一天之内斩杀七十余名临阵脱逃的禁军中高级军官，随即破格提拔了赵匡胤等七十余名青年才俊，提前完成了禁军的新陈代谢。敢于如此严惩骄兵悍将，这在五代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分量和意义绝不亚于在战场上击败北汉和契丹的联军。
周世宗的经济政策也是五代最为成功的。作为一名曾经的成功商人，周世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高度重视发挥商业的作用。例如他攻取南唐的江北诸州，除了攻城略地之外，牢牢锁定的目标之一，就是泰州（今江苏泰州）的盐场。通过推行盐的专卖，当地丰富的海盐资源就此成为后周朝廷战略性的财源基地。
又如显德二年（955）的“灭佛”，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销毁铜像以铸造铜钱。因为，发展商业对铜钱等金属货币的需求最为迫切，而铜矿大多在江南地区。周世宗为了解决铜钱的缺乏，曾专门派人到朝鲜采购原铜，但远水不解近渴。打击佛教，既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又解决了铜钱问题，堪称是一举两得。
显德六年（959）二月，周世宗命枢密使王朴先后调动禁军士兵和调发民夫十余万人，对以开封为中心的汴河、蔡河、五丈河等漕运水系进行了全面的疏通和整治，南北商贾就此云集开封，奠定了开封成为商业中心大都市的基础。这些举措，当时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周世宗开拓天下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到了宋朝，更是为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显德六年（959），后周的国势蒸蒸日上，这年的四月，周世宗审时度势，抓住了契丹“睡王”辽穆宗在位的千载良机，发倾国之师，果断地向强敌主动出击，只用了四十二天的时间，就一举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莫州（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两个州以及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淤口关（今河北霸县信安镇）等合称为“三关”的战略重地，后又收复易州（今河北易县），共计十七个县。契丹慑于周世宗的威名，准备放弃幽州，北逃沙漠。然而，就在这十年“开拓天下”的任务即将提前完成，三十年“致太平”也不再是梦想的时候，周世宗于军前突发急病，七月就病逝于开封，享年只有三十九岁，在位前后才五年六个月。周世宗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周随之覆灭，五代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周世宗英年早逝，收复燕云功败垂成，令人扼腕长叹，元代的学者郝经就曾写过一首名叫《白沟行》的诗：
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
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
汉儿不复见中原，当年祸基元在此。
沟上残城有遗堞，岁岁辽人来把截。
周世宗才识过人，气魄出众，不仅在五代诸帝当中无与伦匹，宋朝的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也仅能望其项背。如若他在位的时间能再延长几年，那么“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图完全有可能实现，起码统一的局面要较宋朝好得多。这是古今史家的共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倒在了胜利的前夜，不禁让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情。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
周世宗走了，带走了他三十年致“太平”的梦想，五代群雄的太平梦终究未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就留给大宋去完成了。
然而，五代的历史，是否就真得像欧阳修《新五代史》那样动辄“呜呼”，真的就只是一个黑暗的战乱时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五代群雄固然未能一圆太平梦，但经过五十四年岁月的流逝和群雄的奋斗，相比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五代历朝相承，苦心经营，中央政府手中掌握了一支愈来愈强大的禁军，到了后周的时候，特别是经过周世宗的整军经武，中央禁军的总兵力已经高达二十万以上，战斗力也有了质的提升。唐代中期以来，中央兵力寥寥无几、雄兵猛将皆归地方藩镇的内轻外重局面，得以彻底地改变。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跋扈称雄者依然不少，但至迟从后唐开始，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真正有实力与中央进行军事对抗的藩镇已经是少之又少。这就为中央集权的重建、扫平地方割据势力准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二，五代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期，但南北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据《新五代史》的记载：到周世宗的时候，后周先后击败了北汉、后蜀、南唐和契丹四大强敌，分别从后蜀手中夺回了四个州，取南唐江北十四个州，取契丹三个州，已经拥有了一百一十八个州。这个数字仅略少于后唐的一百二十三个州，但要多于后晋的一百零九个州和后汉的一百零六个州，更远多于后周初年的九十六个州，占当时南北总计二百六十八个州的百分之四十四强。而且，经过周世宗的南征北战，北汉、南唐都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南唐已经削去了帝号，改向后周称臣，后蜀和南汉也成了惊弓之鸟，两湖、吴越、福建等地的地方政权则早已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即便是强大的契丹，也因为失去了幽州的关南屏障，对后周被迫采取了守势。这一切，都为大宋统一南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说，周世宗曾亲自规定：后周御窑所产瓷器的颜色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以此来象征后周的国运如“雨过天晴”般兴旺发达。应该说，后周的国运最终并没有能“雨过天晴”，仍然和梁、唐、晋、汉一样，悲剧性地成为第五个短命的王朝。但就安史之乱后中国的历史来说，经过周世宗的努力，确实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太平盛世的明媚阳光，已经就在眼前了。
如果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些，五代的历史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五代时期，五十四年的时间里更迭了十四个皇帝、八个姓氏，混乱当然是混乱，但伴随着一顶顶的皇冠被打落尘埃，汉、唐以来笼罩在皇冠上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也随之被无情地打破，天子“惟兵强马壮者为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本质，得以大白于天下。皇帝在民众口中的称呼，也由半神半人的“天子”下降为“官家”，也就是做官的人，后来更被戏称为“老头子”。五代以后的皇帝，很难再用天命、祥瑞、封禅一类骗人的把戏，就能廉价地换取民众的效忠。他们必须要给民众带来实际的利益，否则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与此同时，伴随着五代“手提宝剑喝西风”、“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后将相还”，一幕幕社会底层人士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发迹变泰的英雄传奇，使得魏晋隋唐的门阀统治终于彻底终结了，五代以来“取士不论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社会平等大为增强的新时代到来了。
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寝的同时，专门下令为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勗、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的陵墓，各设守陵二户，每三年由官府举行一次正式的祭祀活动。至于后周的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和恭帝柴宗训，更是每逢忌日，都要由大宋朝廷出面隆重祭祀。宋太宗的时候，当有人上书建议宋朝直接上承唐朝，否定五代各朝的正统地位时，宋太宗当即就予以了拒绝。确实，这是对历史应有的尊重，也是五代群雄应得的地位。无论如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一个牺牲都是伟大的，每一份耕耘也都会有一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