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前言
1941年4月5日，星期六，我在里昂新潮大酒店与亨利·马蒂斯相遇了。当时画家刚接受了一场大手术，才从诊所出院不久，独自度过了三个月的孤独时光。“现在一切都好点儿了吗？您的胃口怎么样？”我一边走向他安坐的扶手椅，一边向他问着这些问题。“如果桌子不是四四方方的话，我能把它们吃下去。”马蒂斯笑着和我说道。在我看来，他那清澈的目光中平添了一份无以名状又平易近人的好奇。不过，在壁炉上的镜子里，映着马蒂斯镶嵌在地毯盛开的玫瑰花图案上的背影，正如他经常在画作中呈现的那样。从中我再次发现了一种意志力集中导致的细微僵直，正如几年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马蒂斯绘画的书，为此专门前往巴黎，去他女儿家中拜访他，当时他的姿势也如出一辙。那时马蒂斯刚刚从塔希提旅行归来。他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完全沉浸在绘画之中。我感觉自己打扰了他的工作。今天马蒂斯刚刚结束了一段漫长的隔离时光，看起来完全不同。他很高兴能够控制自身惊人的迅捷记忆，嘴角浮现出一抹幸存者的笑容，他曾涉足一片险地，在那里，唯一要操心的，就是为维持肉体生命而拼搏。
他看起来返老还童了，健谈得好像二十岁。马蒂斯想起了一些画家，他们热衷于谈论他们的画作，胜过他们是怎么画出来的，然后他想起了自己对学生们说过的话：“注意，你们想画画吗？那么，从割掉自己的舌头开始吧，因为，从此以后你们只能借助画笔来表达了！”
经过三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马蒂斯释放了，而他以往却是一个稳重的人，始终严阵以待。亨利·马蒂斯见过的人寥寥无几（他几乎不接待任何人），他和善地讲述着他自己，突然间放松了往常对自身不间断的控制。想法、回忆、故事纷至沓来，话题不断变换，让马蒂斯变得滔滔不绝。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有些饶舌。“不管怎样，”他说道，“面对一位前来唤醒孤独者的冒失访客，用滔滔不绝的话语将其淹没，这种饶舌比起习惯性的废话癖还是要强一些。”马蒂斯谈到，“一战”期间，他在位于尼斯盎格鲁滨海大街的一间旅馆里作画，身处一种彻底的隔绝状态。一天，俄罗斯芭蕾舞团经理狄亚格列夫来旅馆看他。马蒂斯把他说得晕头转向，而狄亚格列夫却一句话都没能说。一直走到阿尔贝国王花园时，画家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了回应马蒂斯的歉意，狄亚格列夫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亲爱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德彪西也跟我来过同样一出！”
“您知道吗？”在和我交换过一个默契的眼神后，阿尔贝·斯基拉说道，“我有一个想法。您不觉得把这些谈话收集起来会让人十分激动吗？库尔蒂翁将是您的倾诉对象，我们可以对您的话进行速记……”
“更有意思的是，”我对马蒂斯说道，“当您创作时，您的精神在别处，您的行动完全被您的画作占据了。而现在，您还没有重新投入绘画，我们就不会觉得偷走了您的时间，就不会觉得像是一群讨厌鬼处心积虑地敲开您的大门。所有这些趣闻、回忆和想法，您都信手拈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做成一本书，这将会是关于您的一幅多么具有吸引力的肖像啊！”
马蒂斯当时说道：
“这都是些闲谈……里面有些东西无足轻重，只对我自己有意义。不过，把这些东西做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并不令人生厌，因为这本书对我而言将会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经历的这种身体层面的重生，对我来说就像一次实实在在的复活，因为许多事情在我看来与三四个月之前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在隐退期间独自进行过各种反思。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极端的身体疼痛，它让我明白自己曾是一个生活的宠儿。一个人能够坚持工作到七十岁，并且始终对他自己、对他思维的开拓兴致盎然，这已然不同寻常。如果这份兴致没有引发如下这种高贵的利己主义，它一定显得令人反感：作品的诞生有其自身的意义，至少对于人类精神史中的某一时刻而言。”
马蒂斯停下来擤了一下鼻子，接着说道：
“在五十年间，我一刻不停地埋头工作，仅仅对我大脑的构造感兴趣。由此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这让人欣喜。但除此之外，我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有幸能够工作五十年，直至七十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是代价。人人有份。我已经偿还了！”
“现在我看待人生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我觉得自己遭受一些身体疼痛是很自然的，尽管我为了谋生曾经遇到过物质层面的巨大困境，不过这依旧属于日常困扰的范畴。在我看来，我的人生，直至我的手术，都是完全统一、一气呵成的。在接受手术之前，我思考过这些事情，我思忖着，即便手术不成功，相比人类寿命的平均值，我也超出了不少，于是我就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了。万一自己不能从手术中幸存下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幸运的是，得益于外科医生的奉献与学识，我脱险了。这就像一次重生，现在我看待时间的方式与手术前完全不同了。”
“现在，我变得更冷静了。手术之前，我总想同时做两件事情。我总是为一次性无法完成好几件事而感到遗憾。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完成一个自己正在做的东西，以便动手去干点别的。我好像永远缺少时间。这场手术之后，我平静多了。我花时间精心养病，不给自己徒增烦恼。这让我获得了平衡。”
马蒂斯一边说话，一边吸着烟。透过交织着字母图案的窗帘，我瞥见了罗讷河上的桥拱，梧桐树梢的枝条已被早春染红。白色的门扉上，贴着两幅塞尚画作的彩色复制品：一幅是圣维克多山的风景画，一幅是苹果和细长白色水罐组成的静物画。
“我之所以尚未投入工作，”直面我的问题，马蒂斯说道，“那是因为，哪怕一张最小幅的素描，对我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我需要全身心投入这个目标：将外部事件与外部事物在我身上产生的碰撞表现出来。”
马蒂斯抓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他的手指惯于握住铅笔或画笔笔杆，我能感到他指尖的焦躁。他那厚厚的玳瑁眼镜就像横亘在他和世界之间的一层玻璃，当马蒂斯摘下眼镜，他那清澈湛蓝的目光便落在我身上，仿佛是为了核实某句话的效果，那种神色好像在说：“说得清楚吗？”我看着他露出的宽阔额角，周围覆着一层薄薄的汗毛，看着他挺直的鼻梁，暗藏一丝微笑的稀疏胡须，紧致的颌骨，隆起的颈脖：他身上的一切都具有令人愉悦的庄严感。
“你打算做什么？”马蒂斯和我说话，影射我们的写书计划，“我希望，不会是那种贵族风格。”
“您放心吧，那也不是我的本意，而且与您的气质严重不符。您不是安格尔[1]先生那样的高贵老爹！在您身上没有任何千篇一律的东西，您的绘画很年轻，充满朝气。您站在德拉克洛瓦[2]一边。”
“那也没关系，”马蒂斯说道，“必须知道如何拒绝别人，不能让他们习惯过分的亲密感。比如，在美国，当他们见到你，他们会说‘啊，是的，那个人非常讨喜！’从那一刻起，你对他们就再也不具备相同的吸引力了。”
“这是上流社会的方式。如果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就会欣赏他身上的淳朴：这又是一个喜爱他的理由。”
马蒂斯明显很喜欢我们提出的想法，因为在斯基拉和我起身告别时，正是他本人亲口问道：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商定，第二天去莫拉特餐厅共进午餐。
[1]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
[2]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著名浪漫派画家，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