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序：闲谈而非絮叨？
档案室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们可以观看，可以触摸（要求极少，只需佩戴一双无瑕的白手套即可），但永远无法在此地闲谈。我们到处搜罗，进行高强度的快速阅读，带着高度的专注到处寻找……我们等待着惊喜。这一天，在洛杉矶盖蒂研究所，我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战后文化的著作，我遇到的远比惊喜更多。
在对往事深入挖掘的过程中，我邂逅了一份有趣的档案，上面不仅写着我母亲的姓氏，格洛莉亚，而且和她的姓氏一样具有一种巴斯克音色：格洛莉亚·埃雷拉[2]。我对克莱门特·格林伯格[3]和米歇尔·塔皮耶[4]已经有点厌烦了，便决定申请查看这份资料。它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宝藏。二战期间，马塞尔·杜尚、曼·雷、马克斯·恩斯特、罗贝托·马塔以及其他艺术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生活，格洛莉亚·埃雷拉是他们的重要友人，收集了这些朋友的许多素描和摄影。这些资料都被细心地收拢在一个纸箱里，排得密密麻麻。这还不是全部。在这个纸箱中，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反常之物：一个被红色丝带捆绑的黑色漆盒。它保存完好，仿佛从来到档案室那天起，就从来没被打开过。我小心翼翼又心怀疑虑地准备检查盒子里装了什么，就如同严肃的考古学家面对一座埃及陵墓一般。我缓缓解开丝带，打开了盒子……一种色彩的幻影魔术把我弄得目眩神迷：这是一些剪纸作品，色调、深浅、颜色极其丰富，好似一段即兴演奏的爵士乐。这些纸片是19世纪50年代初格洛莉亚·埃雷拉在巴黎协助亨利·马蒂斯准备他的剪纸作品时收集起来的。我瞠目结舌，这棒极了。所有的颜色都保留了它们最初的强度。
第二天，当我在仔细查阅瑞士艺术评论家皮埃尔·库尔蒂翁[5]的档案时，第二重惊喜出现了。库尔蒂翁曾就战后的法国艺术撰写过大量文章并进行过许多次讲座。在一大批收录有库尔蒂翁文稿的档案袋中，我发现了一份尤为厚重的资料，上面贴着一个写有“马蒂斯/闲谈”的标签。在这份档案中，包括一系列手抄文稿，内容是库尔蒂翁与马蒂斯的长篇对话，对话发生于1941年的里昂和尼斯，持续多日。另外，还有一份打字机录入的最终稿，一共142页，即将付梓。这本书原本应该由阿尔贝·斯基拉出版社出版，斯基拉[6]在离开巴黎之后，前往日内瓦与皮埃尔·凯耶一起创办了这家出版社。但这本书却从未面世。不可思议的是，原始的打字稿和库尔蒂翁的各种档案放在一起，虽然处于停滞状态，却随时可以付印。直到当时为止，这份不同寻常的文献——马蒂斯亲口谈论他在艺术方面的经验——依旧不为人知，只有一些马蒂斯研究专家在出版各自专著时会对其进行查阅。这份文稿与剪纸盒中明快的色彩同时出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标志，马蒂斯本人，通过盖蒂研究院，要求对他本人的声音进行细致的价值重估，重估他不容置喙的意志，阐明他的人生及其艺术轨迹。无论如何，他都希望被人聆听。是的，无论如何。毕竟为了准备这个以出版为目的的访谈，马蒂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然而他浩繁的回忆却依然被封存于时光之中。马蒂斯的倾诉激发出无比的热忱，也伴随着失望与苦涩，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遗忘。马蒂斯本人，在经过好几个月的删减、改动与增补之后，要求对上百页打字稿进行重写，并且在一次骇人的盛怒之下，决定埋葬这个计划……永远埋葬，或者说按照法国的传统和法律，起码在他死后埋葬五十年。
这段故事持续了八个月，开始于马蒂斯离开里昂诊所之际——那时他刚刚接受完一场重大的外科手术——并以马蒂斯决定冻结该书的出版计划而告终。这份文稿读起来就像一本侦探小说，其中有悬疑、有含混，还有惊喜，而在文字背后，则是他预感到了自己近在咫尺的死亡。
1941年4月5日，皮埃尔·库尔蒂翁应斯基拉之邀，前往里昂对马蒂斯进行采访。后者因患肠梗阻刚刚接受了一场痛苦的外科手术，险些命丧黄泉，当时正在里昂的“新潮酒店”里休养。马蒂斯在一封寄给他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马尔凯[7]的信中不无调侃地写道：“我险些因为一根安哥拉猫的毛而丢了性命。”马蒂斯口中的这次“重生”启发他产生了一种关于生活的全新态度：他想要用一种质朴的、毫不迂回的方式去经历人生，全神贯注于生活的快乐，之后在自己的艺术中把这份快乐表达出来。劫后余生令他无比快慰，以至于几个月之后他依然在和马尔凯开着玩笑：“快乐万岁……薯条万岁！”据斯基拉说，马蒂斯非常喜欢谈论自己在巴黎的艺术家生活，而且表现得相当健谈。这位出版商被他的叙述天赋打动，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借助速记员和打字机来记录这一失而复得的活力，以便把马蒂斯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放荡不羁的巴黎生活，还有他向两位来客讲述的大量个人记忆与历史细节保存下来。对于马蒂斯来说，这固然是一次重生，然而，他周遭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法国正处于德军占领之下，挽救法国的文化记忆就显得无比迫切。当时的沦陷区是一片危险而令人消沉的地方。那一年，在整个沦陷区，也就是法国北部，占领军强制实施了新一轮反犹措施，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抵抗运动。当年春季，纳粹在伦敦的野蛮轰炸给未来的前景笼罩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面对这样噩梦般的处境以及对于自身艺术生涯的一系列质询，身处康复期的年迈画家抛弃了一贯的矜持，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在许多日子里，马蒂斯挖掘自己的过去，回忆青年时代的抗争，画家职业生涯的演变，与极度古板的法国既定秩序以及资产阶级艺术市场的各种冲突，还有他一次次逃向北美、摩洛哥与塔希提的经历。
第一版的上百页手稿，是一道回忆之潮，记忆的闸门突然在此洞开。各种旁注构成了一个按照年代顺序展开的叙述，其中离题话遍布，充满了丰富的细节、奇闻逸事与个人记忆，同时，艺术家青年时代的渴望、经历、希望与想法也一一浮现，令人赞叹。我们发现了他作为居斯塔夫·莫罗[8]学生的六年生涯，他在欧仁·卡里埃[9]画室里的学习时光，以及他在十分窘迫的条件下艰难度日的极度困苦：“对我们来说，问题很简单，买家根本不存在。我们只为自己创作。我们的职业毫无希望。”（《第三次对话》）所有这些原始材料，这些在激情中不假思索便喷涌而出的故事，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组织甚至归类。这项任务落到了皮埃尔·库尔蒂翁身上。不过，为了让马蒂斯的词语洪流以一种能令人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库尔蒂翁认为应该借助一种类似马蒂斯在绘画中运用过的技巧。马蒂斯开始谈话时情绪充沛、感情洋溢，库尔蒂翁试图对他的自由表达加以约束，以此保证叙述的稳定与和谐，同时完整保存这位艺术家在读者心目中才思敏捷的印象。不过到了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平衡几乎不可能做到。
在马蒂斯看来，这类书籍的危险在于，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让他们觉得马蒂斯是虚荣或肤浅之辈，还会透露出一个倨傲的精英主义艺术家形象。在下面这段打字稿旁边，马蒂斯写下了“浮夸”二字：
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极端的身体疼痛，它让我明白自己曾是一个生活的宠儿。一个人能够坚持工作到七十岁，并且始终对他自己、对他思维的开拓兴致盎然，这已然不同寻常。如果这份兴致没有引发如下这种高贵的利己主义，它一定显得令人反感：作品的诞生有其自身的意义，至少对于人类精神史中的某一时刻而言。（《“闲谈”前言》）
库尔蒂翁必须迎接的挑战在于，他需要对一场在时间上错开了许多天的访谈进行编辑，还要保留马蒂斯希望坚持的东西：某种受控的自发性。而行文必须使用马蒂斯的措辞，这些语句必须是大师人格的映照。正因如此，前言开篇便包含了一则声明，确认书中的词句确实出自而且仅仅出自马蒂斯之口，并且已经得到了艺术家本人的认可。这部作品货真价实，而库尔蒂翁本人，正如他在一篇后来被他撤掉的引言中所述，“面对第一支小提琴纯净的颤音时，自己是哑然无声的第二支”。尽管库尔蒂翁的话有时不够得体，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这项事业的年轻合伙人。
在定稿中必须保留马蒂斯的感受力。带着这个目标，库尔蒂翁决定首先为这场记忆之潮进行排序，把文稿分成十个不同主题的章节：（一）颜料盒；（二）学习时代；（三）艰难岁月；（四）商人；（五）“野兽派”马蒂斯与第一批藏家；（六）朋友与相遇；（七）俄罗斯芭蕾舞团；（八）深居简出之人的旅行；（九）尼斯；（十）艺术诸阶段。他们全部的谈话随即得到了重新组织，并在许多地方加入了马蒂斯的增补意见以及库尔蒂翁对其亲手安排的上下文进行的细节描述。总而言之，大约有二十五页内容被马蒂斯删去了，其中包括他对美国收藏家的长篇评论，尤其是阿尔伯特·巴恩斯[10]、萨沙·吉特里（“您知道他想一把火烧掉自家的房子，以此避免被德国人占领吗？”），包括马蒂斯的精神问题以及焦虑时期，还包括他与谢尔盖·史楚金[11]关于《舞蹈》购买事宜的争执。马蒂斯还删掉了涉及社会党政治人物马塞尔·桑巴及其妻子的几页内容。
对话中的有些东西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闻的信息，在库尔蒂翁的重新组织下，它们能否幸存下来呢？可以。马蒂斯的人生从此得到了详细的记录，他的艺术也得到了深入的分析。这份手稿提供了一幅19世纪末巴黎的无双画卷，它在讲述马蒂斯的生活时，洋溢着非同寻常的淳朴以及令人动容的细节。文中遍布关于20世纪初巴黎波希米亚生活的各种信息，尽管在某些事件细节与时间日期方面不太精确。这份文档尤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内容：学院派的实践，波希米亚艺术家的习惯行为，世纪之交美院学生的生活，他们面对一个在陈规中僵化的艺术世界，为了被人看见、受人理解而发起的抗争。不过，文稿最精彩的部分，是马蒂斯谈论自己作为画家的愿望与野心，以及他讲述自己如何找到属于他本人的绘画和上色方式。诚然，马蒂斯作品中的色彩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不过，这份文稿却为艺术家的技巧添加了新的光彩。在好几处地方，马蒂斯都谈到了新印象派理论，它对马蒂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尽管最终马蒂斯判定该理论过于机械：“我还发现，这种理论如果被严格应用的话，对于统合那些极具表现力的色彩是有妨碍的，而且从装饰的角度来说，用到的色彩也极为有限，永远是紫色，永远有点像彩虹，就是个六孔竖笛。”（《第九次谈话》）不过，从新印象派理论出发，马蒂斯得以在该体系中嵌入自己的人格，最终创造出某种东西，让人联想到音乐的和谐：“所有的色彩共同歌唱。它们对于合唱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力量，正如音乐中的一个和弦。”（《第九次谈话》）对马蒂斯而言，一幅画作就如同一首艺术家倾尽全部情感之力谱写而出的交响曲：“对我而言，一种色彩，就是一种力。我的画作由四五种色彩构成，它们之间彼此碰撞，释放出能量感。我涂上绿色的时候，并不是指青草。我涂上蓝色的时候，也不意味着天空。”（《第九次谈话》）而这并不意味着画家丧失对模特或物体的观照：“是的，当我面前站着一个模特的时候，我首先会画一张如实的、近乎照片的肖像，让我能够沉浸于模特的性格和人物特征之中。然后，当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接触到模特的时候，我就让我的手自由发挥了……尤其是必须通过细节将其再现出来。那些不属于模特的东西不应该成为想象力的出发点。”（《第九次谈话》）
思想与情感需要同心协力，从一个情绪与技巧尤为复杂的整体中，创造出某种简单的东西，马蒂斯对于这种创作行为的阐述既新颖又颇具启发。对他而言，访谈是一个契机，去定义他对艺术家这一角色的观念。马蒂斯在他的一群学生面前着重强调过绘画的纯物理特性，库尔蒂翁为了进一步突出其重要性，把这句让人浮想联翩的话放进了他的前言之中：“注意，你们想画画吗？那么，从割掉自己的舌头开始吧，因为，从此以后你们只能借助画笔来表达了！”（《“闲谈”前言》）绘画必须无视学院传统，避免受到操纵，必须绕开平铺直叙，在自身的表达以及与观众的交流中保持真诚：“绘画是一种交流工具，是一种语言。艺术家是暴露狂。如果你剥夺了他的观众，暴露狂就会双手插兜，扬长而去……公众不是买家，而是一种感性材料，你希望在他们身上刻下一些印记。”（《第九次谈话》）不过，马蒂斯依然希望能够自由地表达他的能量和欲望，在面对传统与潮流时都能做到独善其身：“当艺术家为别人创作时，他便一事无成。”（《第九次谈话》）这种思虑从他初学绘画开始便伴随着他：“对于一位年轻画家来说，生活很艰难。如果他很真诚，完全投入个人探索之中，他就创作不了那种以取悦买家为目的的绘画。如果他心心念念自己的成功，那么在创作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取悦他人以及怎么把画作卖出去，这样便会丢掉自己意念的支撑，并依附于他人的心情。他会忽视自己的天赋并最终失去它们。”（《第三次谈话》）最后，为了强调绘画本质性的伦理观念，马蒂斯在解释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时，引入了一个会让人联想起法国抵抗运动的词汇：“一件作品就像一座丛林[12]，必须试图从中找到出路。”（《第五次谈话》）艺术作品是一片极易迷失的危险之地，不过如果我们充满能量与好奇心，便有可能“调和不可调和之物”（《第六次谈话》），这便是艺术家的角色。
马蒂斯谈到了他的旅行，特别是他在摩洛哥的经历。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当地的风景，既充满历史意蕴，又浸润着欧仁·德拉克洛瓦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遥远的记忆。不过，马蒂斯1930年的塔希提之旅，似乎才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旅行。正如他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自己深居简出，但仍然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四十五天之后，他抵达了大洋洲五彩斑斓的绝美海滩，他为太平洋上独特的、令人屏息凝神的光线感到狂喜，将其描述为“令人迷醉”（《第八次谈话》）。
马蒂斯与谢尔盖·狄亚格列夫[13]合作过程中涉及的戏剧与舞蹈内容，也是访谈中值得重点关注的篇章之一。马蒂斯当时的沮丧、惊讶与欣喜在他的记忆中依旧极其鲜活。我们也详细地了解到，居斯塔夫·库尔贝[14]为何在马蒂斯眼中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马蒂斯对库尔贝的座右铭究竟多么推崇：“一件杰作必须有能力从头再来，以此证明我们不是偶然性或者内心冲动的玩物。”马蒂斯对库尔贝人生观的强调提醒我们，艺术品不仅是灵感的产物，也是不断重组的结果：画家通过对形式的思考去驯服自然。
在阅读这些访谈时，我们了解到许多东西。我们对叙述的展开方式颇为欣赏，既直截了当，又经过了精心的编排。我们满怀欣喜地回溯这位功成名就的大师的整个职业生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份稿子没有得到出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冗长而复杂，这是一个夹杂着危机、含混与意外的故事。
从一开始，全书的标题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马蒂斯立刻拒绝了《皮埃尔·库尔蒂翁对亨利·马蒂斯的访谈》这个最初的提议，认为它过于卖弄。“访谈”一词，如果用来形容和一位部长、小说家或者自然科学教授的谈话，也许更加贴切。马蒂斯希望不要那么正式，希望更加忠实于“采访”的实质：谈话涉及一段自己怀有深挚情感的时期，尤其是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些情感在记忆中显得愈发强烈。所以为什么不用“闲谈”呢？确实，我们感觉就像在聆听一位和蔼而不失忧虑之人的倾诉，他试图破解并回溯自己的人生动力，一段并不始终幸福却深深沉浸于艺术之中的人生，塑造了20世纪文化的诸多传奇事件中主角的人生。马蒂斯对于自己在这场谈话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不甚明晰，于是向他的老朋友安德烈·鲁维尔[15]提供了一连串备选书名，在6月7日的一封长信中，鲁维尔坚持认为应该使用“闲谈”这个题目。他的论点很简单：轻松、轻盈的话语更有利于体现出，在画家的头脑中，说出来的话及其在纸上转化成的句子并不具备与画作同等的重要性。第二天，马蒂斯把同样的话写进了他寄给库尔蒂翁的信里，并在信中力图指定这个标题。最终，“闲谈”被双方接受了，这个词带有一种轻松友好的味道。
1941年4月5日，库尔蒂翁在里昂的“新潮酒店”与马蒂斯见面，谈话可以开始了。4月11日，马蒂斯便和斯基拉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的多项条款在后来极富意义，尤其是这一条：定稿在没有获得马蒂斯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出版。全书原本应该在192页到240页之间，配以摄影与素描插图。第一版印刷5 000册，预计在六、七月间出版。出版方还计划为藏家设计一个珍藏版，预计印制110册，使用荷兰纸印刷，并附赠一张漆布版画原件。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库尔蒂翁给马蒂斯寄去了一沓文件，艺术家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将文稿寄还给库尔蒂翁，让他把稿件誊清。然而，从一开始，关于马蒂斯人生的精确性问题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在一封5月20日的信件中，马蒂斯给库尔蒂翁发了一封关于采访的短信，一个提醒，不过内容依然是友好的。马蒂斯的目标是精确。
5月17日，马蒂斯重读一遍采访之后，给库尔蒂翁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他想添加一些细节，把自己的一些言论表达得更加明确。最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做一些删减，他在访谈中说过的内容并没有必要全部公之于众。目的并不是散播闲话，而是讲述一些历史性时刻：“这些笔记已经经过了调整和补充，同时我也缩减了所有涉及第三方的内容，所有我们可以谈论但没有指名道姓的内容。”同时，马蒂斯担心自己对文本的介入会减弱谈话的鲜活，让库尔蒂翁评估一下这些改动。库尔蒂翁则认为，马蒂斯无疑成功避免了一切卖弄，避免了把自己表现得像一位“大师”的风险。恰恰相反，这篇稿子凸显了画家的个人气质。
库尔蒂翁理解，某些删减有利于让本书臻于完美，但他意外地发现，马蒂斯竟然删掉了那么多关于艺术品商人贝尔南兄弟及收藏家谢尔盖·史楚金的观察。此外，库尔蒂翁还请马蒂斯评价几句他为史楚金俄国宅邸的楼梯制作的装饰。所有这些都被加进了最终版本里。
因为马蒂斯想要用一种既逻辑严密又源自本能的方式来展现他的回忆，他便开始思考，访谈按照库尔蒂翁提议的标准重组之后，会不会影响叙述的自然流畅。正是这一异议引发了他最终决定放弃出版的决定。
在6月10日写给库尔蒂翁的信件中，马蒂斯写道，按照他好几位朋友的看法，“闲谈”这个标题不错。但是，针对瑞士批评家提出的按照主题划分章节的做法，他再次提出质疑，而且态度坚决。在他看来，这种切分方式似乎损害了文本的严密性。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按照思想的自由流动来为谈话分门别类，难道不是更好吗？鲁维尔便是这些朋友当中的一位，他在第二天写给马蒂斯的信中提道：“你让我读到的这些谈话在我看来不仅极其有趣，而且相当重要。这颗果实，在孕育花朵时条件艰苦，但也许反而更加美味可口、营养丰富。不仅仅对于普遍的艺术而言，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于你自己而言，对于了解你自己以及你的艺术而言，要更加重要。”鲁维尔对马蒂斯具有重大影响力，他着重指出了文稿在阐释马蒂斯创作过程方面的价值。正如鲁维尔所强调的那样，文稿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马蒂斯的声音，以至于库尔蒂翁的名字甚至不应该出现在封面上，而是应该放到内页，和出版社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页上。对于这个消息，库尔蒂翁的反应似乎显得过分谦卑了。他提醒马蒂斯，他们之间有过一份协议，上面明确写着，自己的名字将以极小的字体出现在封面书名下方。对于库尔蒂翁来说，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师的名字放在一起，当然是一份巨大的特权，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并向马蒂斯指出了合同的内容。马蒂斯很快便终止了这场讨论，声称这是阿尔贝·斯基拉的想法，而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不过，和下面这个正在酝酿中的更为严肃的问题相比，上面的问题还不算什么。在亨利·马蒂斯的档案中，有一封马蒂斯写给斯基拉的信件副本，从中可以感到一种新的危机正在渐露端倪。在与库尔蒂翁坚持不懈地工作了数周之后，马蒂斯得知，斯基拉考虑到战争期间纸张短缺，希望降低本书的售价，同时缩减页数，至多不超过260页（而马蒂斯希望能有310页）。马蒂斯带着讥讽的语气给斯基拉回信说：“我非常确定，您不会对我的惊讶表示吃惊。”面对这种旨在降低成本的行为，马蒂斯十分愤怒，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这本书一定会激发公众的强烈兴趣。一个筋疲力尽的马蒂斯，尚处于休养之际，接受了这项挑战，尽力用文字去传达他想要指出的内容，全力以赴为斯基拉完成这部著作。马蒂斯深感挫败，但依旧充满战斗精神地发起进攻：
我已经把自己渐渐恢复的精力全部投入了这项计划。近两个月来，我一直在编纂您书中的素描与版式。我并没有拼凑一个素描合集，由几个过往的不同时期组成，而是给您提供一套全新的作品，因为这些都是两个月内完成的。我不断深挖自我，以便赋予文稿优质的内容，不让自己把它当成一场儿戏。我还要补充一点，比起你们提供给我的一些好处，我本可以从一本这样重要的著作中得到更多。而您却出于眼前的利益，想要把我的工作搞得支离破碎！我不干。要么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要么就什么也不做。打字稿大约310页，您想要全部接受并出版吗？……我向您保证这本书十分重要，内容丰富，扣人心弦。
马蒂斯感到，出版方不会积极设法保证他所期待的品质，他被斯基拉的漫不经心搞得十分不快。在信件中，马蒂斯还指出，正是斯基拉鼓动他参与这一系列访谈的：“您来到诊所，给我灌了迷魂汤，让我参与这本书。”在数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在关于插图与封面设计的许多新想法出现之后，到了夏末，这个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了。在7月22日的一封信中，马蒂斯试图把斯基拉从麻木中唤醒：
上一封信谈论了删减文稿的问题，而我并没有收到回复。我们为这部稿子投入了大量心血。我们把那些不值一提的内容删掉了，但还剩三百来页。我不相信您会把我粗制滥造一番，那就不是斯基拉了。我不认识您的合伙人，也不认识您的负责人。我只想和您打交道。
我留下了库尔蒂翁先生一起完成这份稿件。他知道自己不能撇下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独自离开。出版社给了他一周的旅费。我给他预支了一笔钱，让他能够延长居留时间，这部分支出希望您能报销。
如果您也在场就好了。事情或许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常常后悔自己投入了这项工作，非常希望能够重来一遍。我想起我们在餐厅的第一次会面，我当时就应该拒绝您。您当时把我迷住了。我可以给您制作一本讨人喜欢的书，把我增补的这部分可靠而丰富的内容交给别的向我讨要文稿的出版商：获益的人是您，受损的人是我。您要明白这一点。
7月22日，艺术家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商人斯基拉先生”的电报，斯基拉在电报中向马蒂斯确认，他想要出版一本310页的作品的想法被采纳了。8月6日，斯基拉的合伙人皮埃尔·凯耶也给马蒂斯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没问题。”如果说出版商这边已经没问题了，那么马蒂斯的一帮朋友则帮他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首先，罗杰·马丁·迪加尔于8月5日嘲讽了库尔蒂翁自命不凡的发言：
在我看来，我并不认为这本书鲜活的、富有对话性的形式需要调整，因为这样一来，“闲谈”这一行为本身就被曲解了。不过，我赞同您删去库尔蒂翁那些在您看来不合时宜的发言——那些离题或者自命不凡的插话。因此我建议您删掉“俄罗斯芭蕾舞团”那一章的全部引言，改用“狄亚格列夫谈论马蒂斯”作为开篇。
如果他们想要遵守出版方规定的交稿日期，文本的重新组织便显得十分迫切。有一些部分被拿掉了（有时候是违心的，因为“可惜”一词经常出现在页边空白处），马蒂斯还重写了某些段落，增补了一些信息与分析。然后，他的秘书莉迪雅·德勒托斯基娅在打字机上重新输入这些批注，并将其作为最终版本发给库尔蒂翁，而在有些情况下，马蒂斯还会再次复核。由于马蒂斯想要掌控每一个词句，这种无止境的来回修改因此变得必要——“文中讲述的一切都准确地进行了讲述，每字每句均得到了我的复核与证实。”而这一点正在变成一种新的障碍。
8月14日至17日，正值盛夏，尽管马蒂斯还在为可以用版画原件来为书籍做插图的想法感到兴奋，他却突然写信告知斯基拉，决定放弃该计划：考虑到他在4月刚刚签署了一份详细的长合同，这一举动很成问题。在最终的信件寄出之前，马蒂斯一共写了三份草稿，在最初的版本中，马蒂斯写道：
我决定我下定决心不出版这本书。
这本书及这份合同，不是我主动提出的，是在我刚刚经历过严峻的身体病痛，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也没有完全恢复思维能力的情况下实现的，因为我当时依然患病，甚至尚未处于康复阶段。我在尼斯重读了这篇文稿，发现其中存在非常明显的思维缺陷，导致这本书不再是闲谈而是絮叨了。不过，出于性格的坚韧，我还是打算完成这本书，并为此不间断地工作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带着一种自在的心情重新阅读时，发现它不能付印。幸运的是，我们的合同里包含这一条款：若无本人许可该书不得面世。这便让我的决定更加名正言顺了。我很清楚……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认同我对这本书的价值判断。至于您的费用，自然应该给您补偿，我希望能够尽快和您见面，把事情做个了结。
马蒂斯为放弃这一计划提出的理由是，自己当时刚刚从手术中苏醒，镇静剂的药效尚未散去，神智还没有彻底清醒过来，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别人强加给他的。马蒂斯的执念并非一时兴起，几个月之后，他依然认定自己的“闲谈”实际上都是“絮叨”。在拟订这些草稿的日子里，马蒂斯依旧写信给斯基拉，告诉他自己计划用新版画作插图的想法，他写道，利用这些版画，我们可以做出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放弃的决定一旦做下，马蒂斯立刻给手术的主治医生皮埃尔·威尔泰梅尔教授写信，以求获得一份官方证明。他请医生为自己出具一封信件，在其中宣布，画家在手术后仍处于镇静剂的药效之下，他任由自己“被出版方裹挟，而对方只是从中看出一桩生意而已”。8月底，马蒂斯给他的朋友——律师兼法学教授保罗·奥吉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释了他想要放弃出版计划的念头：“亲爱的朋友，您难道和我想的不一样吗？您觉得从诊所出来五天之后，我会正常吗？尽管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还是想知道您对此有什么想法。”他询问奥吉耶能否援引如下理由来让合同失效：自己在手术后身体虚弱、神智不稳之时受到了出版方的操纵。8月26日，奥吉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没有完全免去马蒂斯的过错。8月28日，在一封写给库尔蒂翁的感谢信中，马蒂斯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收到了您好意帮我在日内瓦找到的锉刀，邮递员今天还给我送来了之前借给您的两千法郎。两件事都要谢谢您。
无须惊讶，9月7日，库尔蒂翁给马蒂斯寄了一封惶恐不安的长信，在信中他问马蒂斯为何放弃这个绝好的计划，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这样，这本书从未出版。马蒂斯对此感到满意，并在1942年为斯基拉的《诗选/龙沙的爱情诗》（鲁维尔选的题目）一书制作了插图。库尔蒂翁则在发誓自己不会使用访谈内容之后，于1942年出版了《马蒂斯的面孔》，这本书受到画家知心话的启发，但完全没有提及这段插曲。
不过，1948年，马蒂斯仍然试图向他的儿子皮埃尔解释这个突然的决定：
我为回忆录口述的那些笔记，是由库尔蒂翁、我自己以及莉迪雅女士在我的住处一起面对面完成的，在对其进行修改之后，我决定不予出版，因为内容平庸无趣。我留下了两份，我自己的以及库尔蒂翁的。我觉得他回到日内瓦之后多半受到了责备。现在只留下了里昂的第一位速记员的一些笔记，当时我人在里昂。不过内容实在愚蠢，什么也看不明白。
斯基拉不久前告诉我，他还保留着笔记。鉴于已经签署了终止回忆录计划的文件，我想让他把笔记还给我。文件是他签的，写入了他放弃出版的声明。我可以跟斯基拉把笔记要过来。他会还我的，而且肯定是复制完毕之后。这并不让我担心，因为速记员的笔记简直愚蠢至极，一位摆弄色彩浓淡变化的画家，他的谈话却让一个法庭里的速记员来理解，结果可想而知。
马蒂斯的好几位朋友都阅读了这份访谈，尤其是鲁维尔。他或许动过念头，在一个未来的计划中取代库尔蒂翁的位置。在亨利·马蒂斯的档案中，有一份既未标注日期也未署名的打字稿，可能是马蒂斯的三个朋友对文稿所做的分析，其中归纳了他们对于访谈的不同观点。他们都认为，应该凸出马蒂斯话语的重要性，没有必要精心编排两位对话者之间的交流。这份文稿既有力又有趣，甚至可谓无拘无束，尤其在涉及马蒂斯的时候是这样：
第一位匿名者的声音：如果有必要的话，宁可惹怒出版方，推迟几个月出版，也不要任由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问世，起码也得是一个不朽的“乱七八糟”，这对于二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朽的任务。
享有盛名的叙述者（马蒂斯）屈尊于各种琐事，而收集者（库尔蒂翁）却并不懂得如何呈现掌中瑰宝的全部价值。
这本书如果卖得好，对您有没有好处？那么就请您坚持让它完美无缺吧。
要想让这本书精工细作，就不该着急。
如果要由出版方支付您的旅居费用，那么就让他们自认倒霉吧。如果要您自掏腰包，那么您会在这本书完善后大获补偿，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如果您不得不走，那就走吧。
第二个声音：我听马蒂斯先生好几次说起自己后悔参与这本书。出于多个理由，他都不应该这么做。这本即将出版的作品对他来说似乎相当重要。他在同意书籍出版时，就已经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而在选定这个与他有关的标题时，这份责任就更重了。
马蒂斯先生是一个一贯严肃的人。这本书已然摆出了一副“来看看我”的姿态，蒙上了他的性格里根本不存在的肤浅与虚荣，这当然让所有人感到震惊……这本书需要一种完美的格调。要得到这种格调，或许不能通过改变叙述的口吻，而要赋予叙述统一的力度吧？这就是我们给予叙述者的全部应答。
我重读了库尔蒂翁先生撰写的前六十页文稿，在删掉交谈者的所有问题之后，叙述的连贯性丝毫不受影响。叙述获得了一种严肃的完整性，同时保留着轻松的风格，我们能够感觉到听者的兴致与敬意，他认识到自己作为话语收集者究竟多么幸运。在一篇审慎而简洁的前言中，采访者讲述了制作这本书的念头如何诞生，并足以解释这本书最初应该以对话的形式出现，这就让采访者的存在感愈发强烈。不过，在体会到“闲谈”的重要性之后，采访者深感自己作为这些闲谈的合作者何其荣幸，最终认为让自己保持沉默更加可取。
因此，他大胆甚至无礼的对话者角色（似乎过于突出自己，总是打断大师的话头），将会转化为一位心怀敬意之人，他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说话，必须保持庄重，把握分寸。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应该让自己被出版方的急躁乱了阵脚。马蒂斯先生拥有足够的分量去根据自己的决定展开行动，而库尔蒂翁先生如果觉得自己不像马蒂斯那么强有力，那么可以一直让自己依靠那位“小提琴手”的意志。
不过，最终决定书籍命运的，无疑是马蒂斯在阅读过那篇已经由打字机录入、可供出版的最终版本（即本书的版本）之后，决定回到那篇基于一系列对话片段的文稿，放弃采用库尔蒂翁提议的主题划分方式。这将再次引发新一轮的海量打字稿、大量剪切粘贴工作，以及新的笔记和库尔蒂翁新增补的文本。在数千页稿件被打字机录入并根据不同标准加以修改之后，最初的文本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任何人有勇气亲手再来一遍。想要寻回马蒂斯所期望的确切与鲜活已经不可能了。库尔蒂翁的态度太像大学教授，似乎确实没有明白马蒂斯想要什么。
马蒂斯手上拥有所有不同版本，以为可以杜绝手稿再次出现。而事实上，库尔蒂翁不仅留下了写给马蒂斯的信件草稿，还保存着在他看来可供出版的定稿。在里昂的宾馆休养期间，马蒂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为自己得以从手术中逃生而欢欣鼓舞，在那些春季晴好的日子里，幸福地谈论着自己的生活。马蒂斯的这种声音几乎被遗忘了。我们寻思着，一座考古遗迹何以如此饱满，如此鲜活。答案便是：这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成果。在黑暗与恐怖的背景下，这个声音饱含着生活之乐。不久之后，马蒂斯发现他的太太和女儿在和抵抗运动组织合作，经常身陷险境。这是法国现代历史上一段晦暗而艰困的时期。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马蒂斯的色彩足以照亮至暗的人类处境。
[1]塞尔日·基博（Serge Guilbaut，1943—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库尔蒂翁与马蒂斯访谈文献出版的积极推动者。（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格洛莉亚·德·埃雷拉（Gloria de Herrera，1929—1986）：美国艺术收藏家，马蒂斯的好友。
[3]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4]米歇尔·塔皮耶（Michel Tapié，1909—1987）：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5]皮埃尔·库尔蒂翁（Pierre Courthion，1902—1988）：瑞士裔法国艺术批评家，本书提问者。
[6]阿尔贝·斯基拉（Albert Skira，1904—1973）：瑞士出版商，阿尔贝·斯基拉出版社创始人之一。
[7]阿尔贝·马尔凯（Albert Marquet，1875—1947）：法国画家，野兽派重要成员之一，与马蒂斯维持了一生的友谊。
[8]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画家，象征派绘画代表人物，曾在巴黎美院教书，当时美院共有三个画室，分别由莫罗、杰罗姆及博纳领导。
[9]欧仁·卡里埃（Eugène Carrière，1849—1906）：法国象征派画家，1890年在巴黎开设“卡里埃学院”。
[10]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1872—1951）：美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收藏有雷诺阿、塞尚、苏丁、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大量作品。1922年建立巴恩斯基金会，展出其藏品。
[1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史楚金（Sergueï Ivanovitch Chtchoukine，1854—1936）：俄国著名收藏家，主要收藏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绘画，也是马蒂斯作品的重要藏家。十月革命后，史楚金的藏品被充公。
[12]法语中“maquis”一词除了“丛林”的意思，还可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抗德游击队。
[13]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狄亚格列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1872—1929）：俄国艺术批评家，俄罗斯芭蕾舞团创始人。
[14]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始人。
[15]安德烈·鲁维尔（André Rouveyre，1879—1962）：法国作家、讽刺画家，莫罗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马蒂斯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