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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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洞朗对峙事件后的出发

当地时间2017年9月25日凌晨1点,国航CA889航班抵达孟买国际机场。

“室外温度29℃,空气湿度较大。” ——尽管飞机降落前的广播已经打了“预防针”,但从冷气充足的航站楼里走出来,扑面而来的黏糊糊、湿漉漉的空气,仍然让人觉得一阵眩晕。

在依次告别了长安街的灯火、中秋节前的月亮之后,迎来的是海水的腥味和弥漫其间的不知名香气,以及飞机滑翔时俯瞰窗外所见的绵延灯火——这座南亚城市留给我的初印象。

这是一趟普通的夜间航程。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不间断飞行中,前排的印度小哥津津有味地看完了一部《功夫瑜伽》电影,后排的两位中国年轻人饶有兴致地讨论着出国旅游攻略。多数时候,周围的乘客都在睡觉。

我注意到随机赠送的最新一期《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微信好友胡剑龙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发自班加罗尔的报道:《印度真抵制中国投资了?》。

思绪不由地回到两个多月前,我进而再次打量起这趟航程两端所在国家的关系。其时正在等待赴印签证的我,尚不知自己即将成为洞朗对峙(2017年6月18日—8月28日)之后首位从国内派往印度常驻的媒体人,抵印以后,我才偶然从中国驻印大使馆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一因缘际会。但在当时,我已然感到自己是离“火山口”最近的人之一。惊心动魄与剑拔弩张,不动声色却静水流深,大国博弈留下的观感至今令人记忆深刻。

“‘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半个月前,我在北京总部的招待所房间里收拾行李,微信朋友圈刷屏了这么一条新闻。

高铁、世界速度最高……在全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背景下,这样的关键词组合别有意味,而国人也正越来越习惯类似的新闻报道。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40个年头的历史节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如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窥一斑而知全豹。

以我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郑州为例,即使身处既不沿边又不靠海的中原腹地,也能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风潮:坐落郑州的富士康“苹果城”——全球一半的iPhone手机产自这里;常态化运行的郑欧班列,每周都可从沿线国家运送来红酒、汽车和化妆品;欧洲最大的货运航空公司——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依托卢森堡和郑州实施其全球“双枢纽”战略……

除了物流和经贸领域,在更为深广的范围内和世界互动的,还有身边的普通人。在和家门口理发小哥的闲谈中我了解到:他十几岁的时候,曾在缅甸做过一年多的理发师,而他的父亲,跟着一群农村老乡常年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建筑工地上做活儿。

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拉长就会发现,在加速城市化引发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的同时,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还经历着从PC端到移动端的互联网大迁徙。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助推了信息大爆炸,普通人前所未有地获得了表达权。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调侃“知识分子代表”许知远老师的文章和皖北老家村民因土地问题而上访的短视频交替刷屏,并行不悖。

在商业领域,“网红”“大数据”“共享经济”“人工智能”成了热词,人们谈论着“降维攻击”“风口上的猪”,以及移动互联网革命的下半场。

新的“四大发明”渐次走出国门。在东南亚,共享单车延续了国内的激烈竞争态势;在印度,小米和一众中国品牌占据了当地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刚刚度过成人礼的“阿里巴巴帝国”,从一家仅有18人的创业公司成长为如今拥有5.4万员工的世界“第21大经济体”。在阿里巴巴18周年年会的压轴演讲中,马云谈到了理想主义,并宣称未来将全力投入全球化。

大国崛起的内在变化和外溢效应很容易让人相信,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是平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特朗普上台后,世界第一强国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踉跄前行;欧洲被难民潮裹挟,英国脱欧又加剧了其“碎片化”趋势;在东北亚,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爆令世界震惊……人们总是担忧着可能出现的下一头“灰犀牛”,却又莫衷一是。

从历史上看,在全球化进入下半程的发展阶段之际,可见的变化轰轰烈烈,噼啪炸响,更多的则难以预测,同时又暗流汹涌——经贸往来让世界各地的联动更为密切,技术进步让人们的交流更加便捷,然而制度、观念、文化的高墙仍然存在,无形且坚硬。

作为一名职业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身处这样的时空难免焦躁不安,但又兴奋莫名,跃跃欲试。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英国印度裔作家V. S. 奈保尔曾说:“我必须对自己的世界诚实。它更具流动性,更难描摹……写作是我的职业;我从未想过成为除作家以外的其他什么人。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对这个更广大世界的人与叙事的迷恋,而这种迷恋转化为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愿望。正是历史潮流创造了这个流动的现实,而我发现自己也身处其中。作为一个作家,我非常有必要介入这个更广大的世界……”

我想,如果把此处的“作家”更换成“记者”,是不是并没有太多的违和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印度?

行前的调研中,一位曾驻印度的同事告诉我,印度人不好打交道,必要的时候要对他们横一点儿;另一位则说,要有耐心,不要生印度人的气,要学着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面对他们。多年观察印度的一位专家提醒,有关这个国家,去之前的想象和去之后的观感会有很大不同,常常让人发出“怎么会是这样啊”的感叹,因此要避免太多预设。另一位资深外交官则建议,不带标签固然可以避免先入为主,但对印度还是要有基本的判断……

诚然,上述说法多为只言片语,且每个人的表述都有其具体背景,以及未能明言的参照维度,但即使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对同一国家反差如此强烈的认知仍然让人觉得困惑。

更早些时候,在职业好奇心的驱动下,我曾囫囵吞枣地翻阅了《印度三部曲》《精灵之城:德里一年》和《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等有关印度的书籍。但读过之后,有关“巨大的不确定性”“谜一样的国度”的混沌印象仍未消除。

至于国内的大多数普通人,提起印度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强奸之国”“火车开挂”,以及“干了这碗恒河水”等流传于互联网上的猎奇段子。这从我赴任之后,微信好友隔三岔五发来的充满好奇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中就能感知到。

当然,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对中国的标签式解读也同样存在。由此形成一种吊诡的局面:世界上互为邻国、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认知错位和巨大的信息黑洞。

洞朗对峙事件之后,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尽管像任何新闻事件一样,随着危机的解除,多数围观者转身离开,但更多的国人开始关注印度。或者说,中印两国的人们正在重新打量对方。

航班降落后排队等待入境的那晚,一位同机抵达的上海某环保公司的市场开拓人员介绍,自己是来参加即将在孟买举行的一场展会的。他说,就个人而言,其实并不太喜欢做印度市场,“但这个国家太大了”。

“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无法忽略它。”——对于大多数期待在全球市场掘金的中国商人而言,这是面对印度的典型心态。

如果跳出经贸领域,放在更为广阔的时空坐标来看,中国需要怎样的印度观?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印度,也折射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看待世界并与之相处的方式。

如果想要国人以一个客观、正确的方式看待印度,那就必须先了解现在印度的真实情况。而这,正是记者的重要职责。此次印度之旅,我便感觉到肩负着如此的使命。

在探索、记录、传播之时,与事实距离最近的我,也在更新着自己对印度的认识。

事非经过不知难。从郑州到北京再到孟买,在国内工作了十余年之后,带着归零的心态转身驻外,我最大的体会是:仿佛走了很远的路,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所幸的是,一路走来遇到的都是深情厚谊:家人的放手远行、领导的包容鼓励、同事和朋友给予的各种帮助。还有,提供平台的供职单位……

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感动,感谢,感恩,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