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关于社会折现率的研究

Vilis Brukas，Bo Jellesmark Thorsen，Finn Helles，Peter Tar（2001）［13］通过对Baltic森林业的研究，提出社会折现率同企业的内部收益率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提出社会折现率应低于全社会企业内部收益率。Ari Rabl［9］提出将社会折现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时间偏好，另一部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并指出：“传统的社会折现率确定方法犯了一个将折现率中的时间偏好因素当成代表财富增加的错误。然而，事实上，时间偏好因素仅同再分配有关。再分配的时间范围受到市场行为有效期间的限制，特别是贷款”。因此，提出了两步确定折现率的方法：短期项目（大约30年）用传统的社会折现率，其中包涵时间偏好；长期项目采用GNP经济增长率，不再包涵时间偏好。Ari Rabl还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成本、效益的增长率同折现率同样重要，实际上是这两个增长率的差值对折现率起作用。对很多环境成本来说，在以后几代，这两个增长率的数值很接近，这意味着在预测增长率时，一些不确定因素就可以去除，人们就可以以有效增长率近似为零来处理问题。Ari Rabl的方法用GNP增长率代替长期项目的折现率，以折现率与费用增长率的差值来计算费用的折现，减少了不确定因素，但对费用的增长率确定仍靠人们的主观判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上述研究虽然在理论上给出了社会折现率的确定方法，但并没有解决具体求值的问题。

Gretchen B.Chapman（2001）［10］通过三个试验证明用于评估未来几代产出的折现率仅同时间有关，而同其他因素无关，也就是说，长期项目的社会折现率受到人们时间偏好的影响。该证明的时间偏好对于评估环境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K.J.Arrow，W.R.Cline，K.G.Maler，M.Munsinghe and J.E.Stiglitz（1995）通过研究，提出社会折现率是经济学家比较不同时间点经济结果的重要工具，并指出社会折现率呈指数函数形式。［14］

Martin L.Weitzman（2001）［7］提出了建立在“gamma折现”概念基础上的解决社会折现率问题的方法框架，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所熟悉的指数折现曲线可以看作是gamma折现的一个特例，正如一个指数概率分布可以看作是总体gamma概率分布的一个特例。作者提出，尽管每一个人认为社会折现率为一个常数，但很多人的意愿综合在一起的社会折现率却是随时间下降的。他以“WNO”（“World Nations Official”or“Wise Neutral Observer”）的身份把专家分成两组，第一组专家对环境项目的每一个时期的现金流进行估计，得出各时期现金流的平均值Z（t）；第二组专家对每一个时期现金流的时间权重进行估计，得出各时期权重平均值A（t）。在“社会折现是以指数曲线形式下降”的前提下，根据两个假设：（1）时间权重成指数形式；（2）时间权重变量x成gamma分布，由这两个假设出发，根据一系列公式计算，得出一个简单易行的社会折现率计算公式。本文作者将人们对时间偏好的不确定性引入到社会折现率的计算中，无疑提高了折现率计算的可信度，并最终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计算公式，使社会折现率的确定准确直观。然而，作者采用gamma方法导出社会折现率公式的前提“折现以指数曲线形式下降”，以及两个假设“人们的时间偏好呈指数分布”，“指数分布中的变量呈gamma分布”仍需检验。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Henderson，Norman和Langford，Ian（1998）［8］通过对行为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现实收集到的大量累积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以实证的方法论证得出了“双曲折现”的结论。他们指出，社会长期项目的经济折现率在本质上应该为双曲线形状，而不是指数形状，行为学研究及经验经济学的研究都支持双曲折现的假设；而且进一步指出，即使行为学、经济学、公众选择方面的证据还不能完全肯定得出双曲折现的结果，对收集到的大量数据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很多人以指数形式表述的时间偏好，叠加到一起，最终成双曲线形式。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双曲线折现方法除了能比指数折现方法更准确地反映公众意愿外，还能更加合理地解决长期项目的折现问题，因此，其对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实际意义。Angelina Lazaro，Ramon Barberan和Encarnacion Rubio（2002）［11］通过对时间偏好TP（time preference）的四个影响因素：时间、多态选择性、延迟/加速不对称性、作用领域的研究，也论证了双曲线形式更能完善的表达社会折现率。David Laibson（1998）［15］的研究结果也支持社会折现率为双曲线形式的论点。

Mariette Berndsen，Joop van der plight，Acta Psychologica（2001）［16］等人的研究使对人们时间偏好的确定进一步复杂化，他们提出由于人们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困扰人类的一些环境问题终将在未来得到解决，所以人们对未来收益和未来成本有着不同的时间偏好率。这意味着在应用费用/效益法评估未来项目时，对其收益和成本要使用不同的折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