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978—198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音乐文化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是在这一年，早已因《打起手鼓唱起歌》而闻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和词作家韩伟写出了宣告一个新时期来临的《祝酒歌》：“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
1977年初，人们兴奋地在广播电台中听到了久违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的唱段，听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阿诗玛》……这个“新时期”在声音上的标志并不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是“文革”前抒情歌曲的再现。
这一年，除了全国人民关切的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最具历史意义和影响的事件是高考制度的恢复。十年间郁郁不得志的知识青年们和少数应届毕业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重新捡起书本，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赶考之中。
1978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事：
1月1日——北京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
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5月1日——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CCTV-1）开播。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等错案平反。
12月13日——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一系列当年发生在各个领域的事件，对日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很快得以显现。
1978年10月，广州年轻的音乐人毕晓世组建了一支轻音乐乐队——紫罗兰乐队。这支乐队的生存背景是：
目前录音机、录音带、唱片、乐谱多起来；外国电影、香港电影，西方的音乐也随之传播；电子琴、电吉他的演奏，采用新技术录制乐曲等，这些都对我国群众的音乐生活产生影响。据广东的同志说，目前广州已进口了二十万部录音机，到处都可以听到国外和港澳地区的轻音乐与流行歌曲。有的还开设了街头茶座，卖票喝茶听音乐；复制进口原版录音带等。看来，外来流行歌曲的影响确实不小，不仅沿海大城市，甚至北京街头也有出售油印小册子香港歌星×××歌曲集的。（王惊涛.人民需要轻音乐和抒情歌曲——音代会部分代表座谈散记.北京音乐报，1979-12-1.）
而在北京，风靡大街小巷的还只是复活的传统交谊舞，在各种民间舞会上，人们跳着传统的华尔兹和探戈以及刚刚传入的“水兵舞”。作为伴奏的音乐多数仍然来自“文革”前的“轻音乐”。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抒情歌曲的复兴
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打破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在音像制品领域多年来一家独大的局面。借助于政策和地理优势，仅仅一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就生产了八百万盒盒带作品，几乎录制出版了所有当时走红的歌曲和歌手的专辑。按照当年每盒磁带盈利近四元计算，盈利三千多万元。这当然也得益于最早一批盒式录音机在中国内地的热卖——当时一台松下牌单放录音机的价格高达二百多元，却十分畅销，自然对磁带产品有着强烈的需求。歌舞厅产业也由此大大发展，新型的大众流行音乐文化就此全面崛起。此后不到三年，全国音像出版单位猛增到三百余家。在录像产品还相当稀缺的情况下，流行歌曲自然成为主要的消费内容。而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翻录国际上及港台地区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歌曲创作的主流风格仍然集中在传统抒情歌曲的定位上，创作主力是彼时正值中年的一批词曲作家，包括时乐濛、钟立民、乔羽、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晓光等。他们的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十五首抒情歌曲”上。
1980年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以群众投票的形式选出了十五首优秀抒情歌曲。
这十五首抒情歌曲按照得票由高到低的排序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道》。
尽管如此，对十五首抒情歌曲的评选活动当时在音乐界仍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评选的范围太窄，评选的方法简单，缺乏严肃的分析，甚至批评中国音乐家协会（简称“中国音协”）的领导放任自流。（刘炽.对音乐界某些现象的一些看法.人民音乐，1980，05.）
结果，中国音协又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了一次歌曲评选。最终《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十二首歌曲入选。这些作品在风格样式上都属于“文革”时期群众歌曲或“革命的抒情歌曲”范畴，影响始终没能超越“十五首”。
不过，这些作品尽管是“文革”前抒情歌曲创作风格的延续，但从题材选择、节奏型应用以及演唱风格上，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向流行歌曲风格过渡的痕迹了。
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歌曲已经明显地具有了流行歌曲的特点，如《擦掉吧，伤心的泪》《采蘑菇的小姑娘》《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乡恋》《小螺号》等。其中，《乡恋》《军港之夜》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乡恋》本是为电视片《三峡传说》所作的主题歌。最初的版本还有点“高强硬响”，经过导演兼词作者马靖华、曲作者张丕基和演唱者李谷一协商修改，最终版本播出后赢得了听众的喜爱，但却引发了激烈的批评。而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当年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程琳演唱的邓丽君的歌曲及《小螺号》，一样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新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推出的第一盘盒带制品《蔷薇处处开》的演唱者朱逢博也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这些作品成为当年中国音协召开的著名的“西苑会议”的活靶子。198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集中收录了对当时“黄色歌曲”即流行歌曲的批判性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潜海姑娘》中王立平写的一段由夏威夷吉他演奏的主题音乐虽然简短，却因为夏威夷吉他甜美的音色和美感十足的旋律而少有非议；他为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创作的主题曲《太阳岛上》带有明显的流行元素，却也深受欢迎，成为“一首歌带活一座城”的典范。
《何日君再来》——“新星”出现了
邓丽君彼时已经风靡全国，由于她演唱的歌曲有近三分之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因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批判的对象。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的歌曲以翻录的形式流传。她的唱法影响了整整一代歌手，而其歌曲的写作和编配方式则给内地的音乐人以极大的影响。
邓丽君演唱的“时代曲”中最有影响的一首，无疑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何日君再来》，它自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时任《北京晚报》记者刘孟洪采访了《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先生，意在为这首从诞生起就备受争议的歌曲正名，进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仅《北京晚报》的文章就有八篇之多，专业刊物如《人民音乐》等更是连篇累牍。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中就有两篇专门针对此歌的评论文章。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社会对早期流行歌曲的历史评价——
将近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声音背景中出现了数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声音，这个声音魔幻般地出现在如今号称“魔都”的上海滩。
一个同样有着魔幻色彩的家族从湖南这块具有几千年神秘文化色彩的土地上，迁移到了诞生不久的上海，开始了他们特殊的创业史。这个家族，就是祖居于湖南湘潭县中路铺镇菱角村的黎氏家族。
黎氏八兄弟，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黎氏八骏”——黎锦熙、黎锦晖、黎锦曜、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他们在学术、音乐、科学、教育等领域各领风骚，成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其中，老二黎锦晖与老七黎锦光成为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开拓者。
由黎锦晖创作于1927年、其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以创作儿童歌舞剧成名的黎锦晖组建的明月歌舞团，1929年在南洋巡演期间，为解经费匮乏的燃眉之急，应当时成立不久的百代唱片公司之约写下了内地最早一批流行歌曲。从此，伴随着电影及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发展，以上海等大城市为表演和传播的依托，内地早期的流行歌曲自成一格。
1939年年初，黎锦光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做音乐编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流行歌曲作曲家之一。十余年间，他创作了一批十分流行的电影插曲，《夜来香》《香格里拉》《爱神的箭》《五月的风》《采槟榔》《满场飞》等作品，此后多年间不断为歌手们翻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九一八”事变后，歌曲创作主流转向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依然“风花雪月”“浅吟低唱”的流行音乐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曾在明月歌舞团工作的聂耳就曾撰文予以批判。“时代曲”“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等成为对当时相当一批流行歌曲带有贬义的别称。正因如此，邓丽君的歌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广泛流行之时亦引发争论。
《北京晚报》开风气之先，在关于《何日君再来》的讨论之后，策划了一场“新星音乐会”。
“新星音乐会”以“推出新人、推荐新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为宗旨，选择了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远征、吴国松、王静、李默和任雁等八位青年歌唱演员，海政歌舞团和新影乐团两支轻音乐队进行表演，报幕员为阚丽君。
“新星音乐会”筹备之际，《北京晚报》刊发《推出新人、推荐新歌》《听众是“新星音乐会”的主人》《新星展示着未来》《新星要戒骄戒躁》等四篇编辑部文章，以整版的篇幅推荐新人和新歌。
1980年9月19日“新星音乐会”售票当天，两场演出三万多张票三个小时即宣告售罄。
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9月24日，“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上演。9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播出前一日的实况录像。10月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中国唱片社灌制的现场演出的唱片，畅销全国。
“新星音乐会”推荐的新人广为人知，推荐的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被广为传唱，由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热浪。音乐评论界认为，“新星音乐会”正式宣告了新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这些日子，因为埋头整理《北京晚报》复刊初期的笔记、信件，二十多年前的许多记忆都被唤醒了，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回忆起往事，“新星音乐会”的筹划及组织者之一、时任《北京晚报》文艺记者沙青，平静的语气掩饰不住内心的百感交集，“那时《北京晚报》刚刚复刊，整个社会正处在思想启蒙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是一个大梦方醒、胃口大开的年代。邓丽君的‘时代曲’、雅尔的合成器、杨百翰、钢鼓乐队，我们空空荡荡的大脑，一股脑地涌进来如此光怪陆离的音乐形象，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憧憬与渴求。那时候，晚报文艺记者的‘基本功’就是当晚看完演出立即写述评，三天两头通宵达旦。”
“新星音乐会”的诞生并非一日之功。沙青追忆道：“1980年5、6月份，‘南朱北李’，即朱逢博和李谷一的演唱，受到音乐界一些人士的非难。而我们那时站到了她们一边。1980年7月，当时《北京晚报》的总编辑王纪刚嘱我采访蒙冤多年的作曲家刘雪庵，并写下人物专访《访著名作曲家刘雪庵》。刘雪庵被错划成‘右派’，由于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的离奇遭遇旷世罕见，这位曾经享誉海内外的作曲家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二十多年。文章发表后，不仅在音乐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全国报业迅速分成两派论战，唇枪舌剑持续了好几个月。《何日君再来》的论战正酣，又一个新战役——‘新星音乐会’已经箭在弦上。”
“那个年代，邓丽君歌曲的卡式录音带刚刚传入不久，开始时人们只敢在家里拉上窗帘偷偷听这所谓的‘靡靡之音’。我们作为文艺记者，天天泡在剧场里，特别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渴望和需求。人们需要新的音乐语言、新的音乐形象，人们需要借助新的音乐翅膀，抒发他们已经积郁太久的思绪和梦想。”
当时年仅十三岁的程琳凭借一首《小螺号》已经在民间小有名气，与她同在海政歌舞团的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后，主动向音乐会“操盘手”铁池推荐：“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琢磨了一下：“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十三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另一位未能参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争议旋涡的李谷一：“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为了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已经有所考虑，不仅要请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要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参加。不过，铁池至今还有个遗憾，就是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而且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男声原创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议下，吴国松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来的《男子汉宣言》。
就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前，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在副刊上组织了一场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何日君再来》就是这部抗日题材爱国电影的插曲，但是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曲却成了“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晚报副刊的那次讨论，实际上是对那部电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时在副刊工作的邓壮把见报后的讨论文章搜集在一起，送到刘雪庵位于广安门外的家中。当时，老人已经因为脑血栓而偏瘫，讲不出话来。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平房里，留给邓壮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双一直不停流泪的眼睛。在总编辑王纪刚的安排下，“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特意把刘雪庵请到了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进行时，邓壮不时观察着老人的举动：“那天唱了什么曲目，我想他未必听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终都在哆嗦，热泪盈眶……”
《龙的传人》——外来的启示
比邓丽君幸运的是“来自校园的歌声”。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校园歌曲，以其充满乡愁和青春气息的题材、真挚流畅的旋律，迅速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并经由朱逢博率先在大陆录制其中的《橄榄树》《踏浪》《我们情诗》等而大受欢迎。
1975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台湾大学学生杨弦把台湾诗人余光中怀乡的诗谱成曲子演唱，深受青年欢迎。校园歌曲不但反映青年生活，也是对西方音乐泛滥的一种抵制。当时一位名叫李双泽的歌手在演唱会上拍案而起，喊出了口号“唱我们自己的歌”。从那以后，台湾校园歌手佳作不断，像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叶佳修的《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都是那一时期产生的。从1974年到1980年的顶峰期，台湾地区共产生了三百多首校园歌曲。
台湾校园歌曲在当时尚不可能被正式引进，结果成就了一对男女二重唱组合——时任北京电影乐团歌唱演员的谢莉斯和王洁实。他们几乎将所有流行较广的台湾校园歌曲都改编成了二重唱，红极一时。他们演唱的原创歌曲《笑比哭好》（冯述词，马丁曲）也深受欢迎。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一批外国及港台地区的影视音乐相继进入内地，也同样受到欢迎并带来了更丰富的音乐理念。
1983年，因创作《龙的传人》及台湾电影《搭错车》的插曲《酒干倘卖无》为听众熟知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到大陆发展，《搭错车》的所有插曲随之在大陆流行，如《请跟我来》《是否》《一样的月光》等。此后，侯德健被安排在东方歌舞团工作，开始了与大陆音乐人的一系列合作。早期他与东方歌舞团年轻的经理王彦军（黑子）因为同属猴而合作成立了花果山乐队，并在“走穴”期间于成都发现了年轻的音乐人郭峰，将其招进了东方歌舞团。
侯德健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现代化的录音制作方式带到了大陆。当时，虽然大陆已经进口了录音设备和电子音乐设备，却没有人掌握现代录音流程，也不懂电子合成器的编程。侯德健先在北京，后到广州，把这些方法传授给了大陆的音乐人。
1983年引进内地的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引发了巨大的收视效应，其中蕴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受到普遍认同，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打破了粤语在传播上的局限而风靡全国。其后，电视剧《陈真》的主题歌《大号是中华》也同样广泛流传。1985年播出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歌，进一步推动了内地听众对粤语歌曲的认知和喜爱。
此外，山口百惠演唱的日本电视剧《血疑》的主题曲《谢谢你》，重新上映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歌《拉兹之歌》《丽达之歌》，印度电影《大篷车》《奴里》的插曲和音乐，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的主题歌《小小少年》《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日本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啦啦歌》及《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恐龙特急克塞号》《排球女将》《姿三四郎》等动画片、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和音乐等丰富多彩的“外面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人从喜爱到研究并付诸创作实践的启示和“教材”。
1980年，中国高校开始普遍接收外国留学生。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摇滚乐”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现象。
1981年，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听我们弹唱美国早期歌曲《老黑奴》《我的肯塔基故乡》，他们一脸茫然，遂拿来一大册歌曲为我们弹唱。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种歌曲叫作“摇滚”（Rock and Roll）。
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冬天，日后著名的录音师、摇滚音乐制作人王昕波已经和他的同学万星、李志超、马晓艺，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他们的乐队，名为“万里马王”，以翻唱英国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澳大利亚比吉斯乐队（Bee Gees）和美国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歌曲为主，他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内地摇滚乐队。
比他们稍晚一些，宋柯、胡杨、陈戈、许晓峰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园歌手”，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下开始了国外经典流行歌曲的演唱和内地校园歌曲的创作探索。曹平则因其外语优势和极大的热情成为摇滚乐在北京音乐圈内的早期阐释者和重要传播者。崔健、刘元、杨乐强等一些专业院团的年轻音乐人在“走过来，走过去”的探寻中，在成立七合板乐队后的流行音乐翻唱中，逐步向摇滚乐靠拢。
当年，全国各地的歌舞厅都在流行多达数十盘的“阿波罗乐神之音”（马来西亚丽风唱片出版的《阿波罗乐神之音——奥斯卡电子音乐》，杨道火编曲暨指挥）。当然，大部分是以翻版形式传播的。这套早期的电子音乐专辑曲目包罗万象，但几乎都是经典，极具普及性。
同时，受益于恢复高考，专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及一批工作于专业院团的音乐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开始在“严肃音乐”“民族音乐”的背景下试水流行音乐。
广州的老“三剑客”金友中、司徒抗、丁家琳等人翻录了不少香港影视音乐；小“三剑客”李海鹰、毕晓世、王文光，词作家郑南、青年作曲家徐东蔚、何建东、马小兰（兰斋）、陈小奇、陈洁明等，则在“扒带子”的过程中开始创作尝试；北京海政文工团的轻音乐队已经颇有影响；付林则从作词向词曲兼修的方向尝试，写出了《妈妈的吻》（词）、《童年的小摇车》（词）及《小螺号》（词曲）等；谷建芬创作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并成立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对流行歌手进行培训；刚到北京不久的郭峰创作的《道路》《让我再看你一眼》等作品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小源、陈哲、黄小茂等词作者开始参与风行一时的外国流行歌曲经典作品的填词；甲丁、苏越、吴海岗、朱一工等人进入中国唱片总公司北京公司及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担任编辑；而以小说《你别无选择》在文坛刮起“刘索拉旋风”的刘索拉，已经在影视剧配乐中开始尝试流行音乐的写作。
“南腔北调大汇唱”——从“扒带子”到原创
随着“流行”概念的流行，一种特殊的大众音乐传播形式出现了，这就是“走穴”。
“走穴”是商业演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湖说法。随着演出管理的松动，有人借用当时有演出专业资质的文艺团体的演出执照，组织具有商业价值的艺人进行商业演出。组织者即所谓的“穴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走穴”是非常活跃的大众音乐生活现象。“穴头”的选人标准是“有市无类”，凡是叫座的艺人均按照市场身价明码定价。刚有名气的年轻人可能一场赚个三元五元，大有名气的则可以拿到上百元，极走红的明星如刘晓庆甚至创下一天连演五场、每场六百元即一天挣三千元的纪录。北京火车站西侧的钟楼底下就是当年出发“走穴”的集合地，以至有“西大钟”之说。
从积极的方面看，“走穴”在当年大大丰富了大众的音乐生活，也培养了一大批艺人的“市场意识”，锻炼了他们“一专多能”的本领。从消极方面看，缺乏严格管理，一切“向钱看”造成了相当的混乱。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歌手都能说出一大堆“走穴”中的笑话和伤痛。
但也正在这大潮初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过程中，从业者的眼界开阔了，市场形成了。从创作到制作，从表演到推广，内地流行音乐的队伍就这样诞生了。
当“穴头”和歌手们在积极开拓市场、争取听众的时候，词曲作家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固然很精彩，他们自己却很无奈。观念可以参考，技术可以学习，但模仿欧美在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市场，模仿港台则因为几十年来文化背景发展的不同越来越难以满足年轻一代的需求。于是，从北京到广州乃至上海，词曲作家都在试图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从较有权威性、由中国音协杂志《歌曲》举办的“晨钟奖”获奖名单，可以窥见当年大众的主要审美趋向。
首届“晨钟奖”获奖作品名单（1981—1982年度）
创作歌曲：
1.《在希望的田野上》 晓光词 施光南曲
2.《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贺东久、任红举词 朱南溪曲
3.《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邬大为、魏宝贵词 铁源曲
4.《假如你要认识我》 汤昭智词 施光南曲
5.《金梭和银梭》 李幼容词 金凤浩曲
6.《合欢花，我心中的花》 林玉华词 魏群曲
7.《远方的书信乘风来》 任志萍词 生茂曲
8.《雨打芭蕉淅沥沥》 任红举词 张卓娅曲
9.《草原唱晚》 张东辉词 杨正仁曲
10.《塔里木河》 陈克正词 克里木曲
电影歌曲：
1.《我爱你，中国》 瞿琮词 郑秋枫曲
2.《驼铃》 王立平词曲
第二届“晨钟奖”获奖作品名单（1983年度）
创作歌曲：
1.《妈妈教我一首歌》 杨涌词 刘虹曲
2.《共产党好，共产党亲》 宋军词 雷雨声、杨光、郑仁曲
3.《骏马奔驰保边疆》 蒋大为词曲
4.《鼓浪屿之波》 张藜、红曙词 钟立民曲
5.《我爱你，塞北的雪》 王德词 刘锡津曲
6.《春之歌》 林澍词 谷建芬曲
7.《那就是我》 晓光词 谷建芬曲
8.《赞美你，骆驼》 任志萍词 王啸、徐克曲
电影歌曲：
1.《一支难忘的歌》 叶辛词 黄准曲
2.《快乐的单身汉》 梁星明、史俊词 吕其明曲
3.《少林寺》 王立平词曲
第三届“晨钟奖”获奖作品名单（1984年度）
创作歌曲：
1.《我的中国心》 黄霑词 王福龄曲
2.《党啊，亲爱的妈妈》 龚爱书词 马殿银、周右曲
3.《十五的月亮》 石祥词 铁源、徐锡宜曲
4.《啊，莫愁莫愁》 贺东久词 陶思耀曲
5.《我的名字叫中国》 贺东久词 何仿、陶思耀曲
6.《战士第二个故乡》 张焕臣原词，向彤改词 沈亚威曲
7.《幸福在哪里》 戴富荣词 姜春阳曲
8.《中日青年友谊之歌》 晓光词 施光南曲
9.《边疆是我温暖的家》 高峻词 徐锡宜曲
10.《清晨》 台湾校园歌曲
影视歌曲：
1.《长江之歌》 胡宏伟词 王世光曲
2.《万里长城永不倒》 卢国沾词 黎小田曲
3.《江河万古流》 苏叔阳词 王立平曲
4.《双脚踏上幸福路》 刘品度词 萧珩曲
5.《酒干倘卖无》 侯德健词曲
第四届“晨钟奖”获奖作品名单（1985年度）
创作歌曲：
1.《血染的风采》 陈哲词 苏越曲
2.《月亮走我也走》 瞿琮词 胡积英曲
3.《望星空》 石祥词 铁源曲
4.《我多想唱》 徐楠、尚纪元、齐山缘词 谷建芬曲
5.《风雨兼程》 王晓岭词 季承、晓藕曲
6.《春光美》 林建助词 邹友开改词 陈辉雄曲
7.《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刘合庄词 李正曲
8.《难忘今宵》 乔羽词 王酩曲
9.《故乡情》 于景、付林词 付林曲
10.《我爱你，中华》 苏阿芒词 敖昌群曲
11.《祖国，您听我说》 王健词 谷建芬曲
12.《祖国，慈祥的母亲》 张鸿西词 陆在易曲
影视歌曲
1.《重整河山待后生》 林汝为词 雷振邦、温中甲、雷蕾曲
2.《一个美丽的传说》 张名河词 吕远、程恺曲
3.《济公活佛》 张鸿西词 金复载曲
4.《童年》 常彦词 范伟强曲
5.《这就是生活》 任卫新词 张丕基曲
6.《闪光的珍珠》 陆小雅词 王酩曲
从名单中不难看出，少量的港台歌曲显然是满足“开放”背景的需要。上榜歌曲如《十五的月亮》《望星空》《重整河山待后生》《我多想唱》以及《敢问路在何方》《游子吟》等多少还带有过渡的痕迹。这一时期的歌手大多还是从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过渡而来。1984年到1985年间以翻唱而红极一时的“南北二张”——歌手张行和张蔷虽然翻唱盒带销量惊人，但难登“大雅之堂”。
面对这种情况，新兴的音像公司率先开始了探索。流行音乐在当时毕竟是纯粹的市场化产物，不同于原有的国企体制，新兴的音像公司赚不到钱就难以为继。而经过了几年大规模以翻唱为主的经营，原有的资源渐渐耗尽，流行音乐在社会层面依然处于受打压和限制的状态。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央视春晚”），观众要求强烈的点唱促使时任国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几经犹豫，最终拍板上《乡恋》，结果李谷一一共独唱了七首歌曲。
1984年的央视春晚邀请了香港歌手奚秀兰和张明敏，开创了春晚邀请港台歌手的先河，虽然带有统战色彩，但也显现出主流媒体对流行歌曲的宽容态度。尤其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更因为歌曲的精彩和顺应了当时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潮而火遍大江南北。
1984年3月，全国电视系统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邹友开在会上提出了举办首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建议，立刻引来众人响应。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第一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于当年5月正式启动，经过各地方台的预赛，决赛于11月在中央电视台举行。
这次大赛虽然允许流行风格的歌手参加，却不能使用麦克风，不分唱法，因此获奖选手基本上都出自“学院派”——专业组金奖：刘捷，银奖：关牧村、范竞马，铜奖：殷秀梅、郑莉、彭丽媛。
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台名为《九州方圆》的专题歌会。这个节目后来被看作是内地流行歌手与流行音乐在电视媒体的第一次公开集体亮相。在这台歌会上，郑绪岚、程琳、成方圆、朱明瑛、周峰、吕念祖等歌手，演唱了十三首由王晓岭、季承、晓藕创作的歌曲，多变的曲风、清新的词作立即受到全国观众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时任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总经理、音像界最早介入流行音乐的企业家之一刘伟仁回忆说：“必须承认，流行音乐真正在内地发展是自《九州方圆》开始的，因为那是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媒体第一次开始播放流行音乐，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以前不管怎样，流行音乐在实际上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一种半地下文化。正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节目的推出，才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合法’的地位。”
《九州方圆》节目的主题歌《江河万古流》（苏叔阳词，王立平曲），以及节目中推出的《风雨兼程》（王晓岭词，季承、晓藕曲）和马靖华、王晓岭以日本歌曲旋律填词、深圳歌手周峰演唱的《夜色阑珊》大受欢迎。
刘伟仁是个极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他是北京最早从事流行音乐磁带生产的开拓者之一。当他离开原单位组建了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之后，就致力于大型创作活动的组织。在把民族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这一新兴的大众音乐形式相结合的想法下，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首先投资了1984年拍摄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音乐创作和出品。作曲家雷振邦、他的女儿雷蕾与温中甲一起实现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京韵大鼓的音乐素材流行音乐化，这就是日后红极一时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当时非常有趣的是，老艺术家骆玉笙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流行音乐化了的伴奏带——也难怪，唱京韵大鼓一向是琴师跟着她走，如今让她跟着伴奏带录音，自然是有点强人所难。结果，整整录了四天，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琴师先适应伴奏带录上一轨，然后把其他轨的音乐在录音台上拉掉，让骆玉笙随着琴师录制，之后再合成完成。
1985年，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决定选择传统戏曲为对象尝试流行化的改编，其中又以最普及、影响最大的京剧为主，改编的任务落在温中甲身上。今天看来，以流行音乐伴奏戏曲不是难事，但在当初，温中甲却有半个月之久不知从何下笔。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样板戏时代”已经有了现代京剧交响乐化的尝试，那么干脆走得更远一点，直接上迪斯科（Disco）。
录音完成，小样正好被当时参加振兴京昆研讨会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听到，他当即建议搞一台演出。结果，两个星期后，一台“南腔北调大汇唱”就与北京观众见了面，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反响。1986年年初，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又趁热打铁，推出了另一台演出“民歌大汇唱”。
这两台演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褒贬双方相当对立。而在今天来看，它们的影响远不限于当时究竟如何处理民间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形式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否妥当的范围内。这两场音乐会不但强有力地扩大了流行音乐的影响范围：它同样可以用来吸引那些不喜欢或不接受现代流行音乐的人，这就为它博得了更多的社会同情与支持；而且，它们也显示了流行音乐会这一演出形式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票房效益。此后几年，大型流行音乐会便一直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也成了社会音乐文化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
1985年12月10日至20日，广州市文化局和广州市文化记者联谊会共同发起举办了“红棉杯’85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一连十天的大赛，评选出“羊城十大新歌”和“羊城十大歌星”。刘志文作词、解承强作曲的《红棉歌坛》获得羊城十大新歌奖，演唱者刘欣茹获得“羊城十大歌星”第一名。这个大奖赛开创了流行音乐大奖赛的先河，成为广东流行音乐的转折点。
此时，日后在流行音乐发展时期起到重要作用的一群音乐人都已就位，流行音乐界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准备已经就绪，流行音乐文化的大发展也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