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

2012年1月20日上午，我的手机铃响，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出你的名字：徐开垒。我打开手机，像往常一样，准备和你聊天，但手机里传来的却是你女儿抽泣的声音。她告诉我，你昨天晚上不适送医院，昏迷后再也没有醒来。

我放下电话，脑子里空空一片。前一天，我还坐在你的书房里，看着你慈祥温和的微笑，听你谈过去的事。你怎么突然就走了呢，开垒师！

此刻，独自在家，面对着你几十年来送给我的一大堆书，回忆的门帘缓缓打开，一时难以合拢。远去的岁月，又倒退回来，将很多难忘的情景一一重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你的交往，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插队知青，在艰困孤独的生活中，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命的动力。最初向《文汇报》投稿时，我并没有多少信心，《文汇报》的副刊，是明星荟萃之地，会容纳我这样默默无闻的投稿者吗？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一篇短文，竟然很快被发表了。发表之前我并没有收到通知，以为稿件已石沉大海，或许已经被扔进了哪个废纸篓。样报寄来时，附着一封简短的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信的内容：“大作今日已见报，寄上样报，请查收。欢迎你以后经常来稿，可以直接寄给我。期待着读到你的新作。”信上的落款是：徐开垒。读着这封短信，我当时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虽然只是寥寥几十个字，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

你的名字，我并不陌生，我早就读过你不少散文，你是我心中敬重的散文家之一。你的《雕塑家传奇》《竞赛》和《垦区随笔》，曾经打动过我少年的心。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你在主编《文汇报》的副刊。对我这样一个还没有步入文坛的初学者，你不摆一点架子。此后，只要有稿子寄给你，你每次都很快给我回信，信里没有空洞的客套话，有的是真诚热情的鼓励。如果对我的新作有什么看法，你在信中会列出一二三四，谈好几点意见，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满几张信笺。即便退稿，也退得我心悦诚服。你曾经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你起点不低，可以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对你要求高一点。如果批评你，你不要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我知道这是一位前辈对我的殷切期望。那时，《文汇报》的副刊常常以醒目的篇幅发表我稚嫩的散文和诗，我心里对你充满感激。

你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对朋友，对同事，对作者，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都一样诚恳。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去看你，手里提着一篓苹果。那时食品供应紧张，这一篓黄蕉苹果，是我排很长时间的队，花三元钱买的。我觉得第一次去看望老师，不能空着手去。到你家里，你一开始执意不收这篓苹果，后来见我忐忑尴尬的狼狈相，就收下了，说：“以后不要送东西，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你又没有工资。我希望的是不断能读到你的好文章。”这样一句朴素实在的话，说得我眼睛发热。春节过后，你突然到我家来，走进我那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你说：“我知道你在一间没有阳光的屋子里写作，我想来看看。”你的来访，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走的时候，你从包里拿出一大袋咖啡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时，还看不到雀巢之类的进口咖啡，这来自海南的咖啡粉也是稀罕物。以后，你多次来访问我的“小黑屋”，和我谈文章的修改，有时还送书给我。你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也不善言辞，面对着自己尊敬的前辈，我总是说不出几句话。有时，我们两个人在一盏台灯昏暗的光芒中对坐着，相视而笑，在你的微笑中，我能感受到你对后辈深挚的关切。你是黑暗中的访客，给我送来人间的光明和温暖。遇到你，我是多么幸运！

“文革”结束后，万象更新，那时见到你，觉得你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常常显得愁苦的脸上笑容多了，说话也变得兴致勃勃。1977年5月，上海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一大批失踪很久的老作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天去开会，我在上海展览馆门口遇到你，你兴奋地对我说：“巴金来了！”你还告诉我，《文汇报》这两天要发表巴金的《一封信》，是巴金复出后第一次亮相，是很重要的文章，要我仔细读。在那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巴金和很多著名的老作家。座谈会结束的那天下午，在上海展览馆门前的广场上，我看到巴金和几位老作家一起站着说话，其中有柯灵、吴强、黄佐临、草婴、王西彦、黄裳，他们都显得很兴奋，谈笑风生。我也看见了你，你站在巴金的身边，脸上含着欣慰的笑，默默地听他们说话。

我读了巴金的《一封信》，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其中有对黑暗年代的控诉，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是一颗历尽磨难却没有放弃理想的心灵在真情表白，泣血含泪，让人感动。你约巴金写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是当年文坛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文汇报》的文艺副刊，在你的主持下，从此就开始了一段辉煌的时期。很多作家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发在《文汇报》副刊上。副刊恢复了“笔会”的名字，这里名家荟萃，新人辈出，成了中国文学界一块引人注目的高地。

那一年恢复高考，我曾犹豫是不是要报考大学，觉得自己走文学创作的路，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找你商量，你说：“有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放弃这机会。”你说你当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是在抗战时期，大学生活开阔了你的眼界。你还对我说，大学毕业后，可以到《文汇报》来编副刊。你的意见促使我决定报考大学。不久后，我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进大学后，我常常寄新作给你，你还是一如既往地鼓励我。有一天去报社，到你的办公室看你，你正在看一份很长的小样。你告诉我，副刊上要发一篇小说，题为《伤痕》，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写的，突破了“文革”的禁区。小说能不能发，当时是有争议的，在那个年代，发这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魄力，你的态度鲜明，竭力主张发表。卢新华的《伤痕》问世后，举国震动，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先河，成为那一时期又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之后，你又力主发表了表现“红卫兵”悲剧的短篇小说《枫》，还有很多突破禁区的作品。作为一位跨越几个时代的资深报人，你的作为和功绩，在新中国的报纸副刊史上将留下浓重的一笔。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时，你曾力荐我到《文汇报》工作，最后我还是去了作家协会。虽然有点遗憾，你还是为我高兴，你说：“也好，这样你的时间多一些，可以多写一点作品。”1983年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时，你比自己出书还要高兴。你说：“第一本散文集，对一个写散文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大事情，你要认真编好。”我请你作序，你慨然允诺，非常用心地为我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文，你在序文中很细致地分析我的作品，谈生活和散文创作的关系，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小黑屋”。此刻，我翻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读序文中那些真挚深沉的文字，仿佛你就坐在我的对面，在一盏白炽灯的微光中，你娓娓而谈，我默默倾听，推心置腹之语，如醍醐灌顶。

1998年，文汇出版社要出版你的散文自选集，这是总结你散文创作成就的一本大书，你要我写序。我说，我是学生，怎么能给老师写序。应该请巴金写，请柯灵写，这是你最尊敬的两位前辈。你说：“我想好了，一定要你来写，这也是为我们的友情留一个纪念。”恩师的要求，我无法推辞。为你的文集作序，使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读了你的散文，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岁月跨度大半个世纪，你的人生屐痕、你的心路历程、你在黑暗年代的憧憬和抗争、你对朋友的真挚、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浸透在朴实的文字中。在不同的时期，你都写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如《第一株树》《山城雾》《幽林里的琴声》《忆念中的欢聚》《庐山风景》等。对喜欢散文的读者们来说，徐开垒是一个熟悉和亲切的名字。你的文章从不虚张声势，也不故作高深激烈，你总是用你的诚恳和真切走近读者。读你的散文，仿佛是面对一个心地善良的长者，面对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你以平和朴素的态度、温文尔雅的语调，为读者描绘世态万象，也剖露自己的灵魂。你的文字，如流淌在起伏山间的一道溪流，蜿蜒曲折，晶莹清澈，在不经意中把人引入阔大的天地，使人感叹世界的美好和人心的辽阔。

读你的文章时，联想到你的人品。在生活中，你是一位忠厚长者，你对朋友的真挚和厚道，在文学圈内有口皆碑。你一辈子诚挚处世，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从来不炫耀自己。只有在自己的文章中，你才会敞开心扉，袒露灵魂，有时也发出激愤的呐喊。你写在“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时，我就常常听见你激动的心声。你的为文，和你的为人一样认真，文品和人品，在你身上是高度统一的。在人心浮躁的时候，你的沉稳和执着，和文坛上那些急功近利、朝秦暮楚的现象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你后来撰写的影响巨大的《巴金传》，是你一生创作的高峰，你用朴素的语言、深挚的感情，叙写了巴金漫长曲折的一生，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爱戴和敬重，也将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熔铸其中。

人生的机缘蕴涵着很多神秘的元素，言语说不清。你曾经告诉我，如果没有叶圣陶、王统照先生对你在写作上的指引，如果没有柯灵先生的提携和栽培，如果没有巴金和冰心等文学大师对你的关心和影响，你也许不会有这一生的作为。对我，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你当初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笔会”对我而言，并非发表作品的唯一园地，而你，开垒师，你在黑暗中对我的引领，在艰困中对我的帮助，却是谁也难以替代的唯一。

回想起来，你对我的关心，这数十年来从没有中断过。对我的创作，你一直关注着，我每出一本新书，你都会祝贺我，会对新书做一番评价。在报刊上读到我的新作，你也会打电话来，谈你的看法。我主持《上海文学》后，你对这本刊物就有了更多更细致的关心，在鼓励的同时，也经常给我提醒和建议。我的儿子出生后，最早收到的礼物，是你让女儿送到产院病房里的一个大蛋糕，是你亲自去凯司令预定的一个鲜奶油蛋糕，蛋糕上裱着一个大红“喜”字。我每次搬家，你都会来看我，每次都带着给我儿子的礼物。2002年11月，我和你一起访问香港，我们一起登太平山，一起游维多利亚港，一起拜访曾敏之和刘以鬯等老朋友，一起出席金庸先生的宴请。这一次出访，是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时，你对我说：“能和你一起出来访问，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你那时已经耳背，听人说话很费力。有时因为听不清对方的话而答非所问。我提出要为你配一副助听器，我的理由是，这样以后我们说话方便，你笑着答应了。我们找到了一家耳科诊所，请医生检查了你的耳朵，根据你的听力配了助听器。

从香港回来后，你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为你写一幅字。我说“写什么”，你说“随便你写，我喜欢你的字”。我书写了一张条幅送给你，写的是“君心如朗月，健笔生风华”。你有不少书画艺术界的朋友，你的藏品中有很多大家的作品，我的书法，怎么也轮不到挂在你的房间里。不久后我去看你时，你专门引我到卧室，我看到我的字已经被装裱成轴，挂在你卧室正面的墙上。我知道，不是我的字写得好，是你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器重我这个学生。

去年我出版了五卷本文集，我到你家里给你送书。几天后，你打电话来，说这几天一直在读这几本书，很想写一篇书评，但是写不动了，手不能写字，电脑也不会打了。“心里有很多念头，想写出来，但是无能为力，我真的老了。”听你这么说，我很伤感，心想要多来看你。但是事情一多，总是顾不上，有几次你生病住院，我竟然事后才知道，心里不知有多愧疚。

去年12月巴金故居开放，你打电话给我，说很想去看看。我说“你什么时候想去，我陪你去”。12月23日，我去你家接你一起去参观巴金故居。那天下午，你显得非常激动。巴金的家，是你熟悉的地方，你曾经很多次来这里看望巴金，采访巴金。这里的每个房间、每扇窗户、每条过道、每个书柜，你都熟悉。在巴金的客厅里，你站在沙发边，面对着那张朴素的旧木桌，泪流满面，久久无语。巴金就是在这张小木桌上写了《随想录》中的大部分文章。你告诉我，很多次，很多次，你就坐在这张书桌旁，听巴金讲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创作体会。我站在你身边，默默地陪着你，我理解你的激动。在这里，你怎能不怀念这位与你心灵相通、休戚与共的老朋友。你的《巴金传》，凝聚了你晚年的几乎全部心血，也是你和巴金之间友情最珍贵的纪念。

今年1月18日下午，我去看望你。我到花店里买了四盆鲜花，一盆大红的仙客来，一盆金黄的波斯菊，还有两盆绿叶植物。到你家里，我把仙客来放在你的书桌上，波斯菊放在你卧室的床头，两个绿叶小盆景放在书房的窗台上，你抬头就能看见。我说：“春节快到了，给你送一点春天的气息。”你拉着我的手，高兴地笑，像个孩子……我走的时候，你送我到门口，脸上是惆怅的表情。我下楼了，回头看你，门还开着，你站在门口看着我。想不到，这就是你我的永别，亲爱的开垒师！

人的生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逃避。活到九十岁，也算是高寿了，但你离开这个世界，一定会使很多人悲伤，曾经得到你提携和帮助的人，何止我一个。好在有你的文字在，有你的真情在，你留在人间的智慧和爱，永远不会被岁月的风沙湮没。

2012年春节于四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