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值得的
除了数学，费曼也独立发展出了动手能力。费曼家里的科学器材扩充了，包括化学套装中的化学药品、从望远镜上取下来的透镜，以及冲洗照片的设备。小费曼把自己的实验室跟全家的电路连接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地点用手提扩音器做即兴广播。他的父亲听说电化学是一个重要的新领域，于是在家里宣布这件事。小费曼想搞清楚电化学是什么，但是没有成功：他弄了一堆干化学药品，把通电的电线放上去，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费曼做了一个简易的发动机，用来摇妹妹的摇篮。有一天，父母很晚从外面回来，他们打开门，突然响起了铛铛的声音，费曼大喊：“成功了！”他们家现在有防盗报警器了。母亲的牌友问她如何忍受那些噪声、化学品产生的烟雾、高级亚麻毛巾上洗不掉的墨渍，母亲总是很平静地说，那是值得的。在发展孩子的天赋方面，纽约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费曼的父母也按照众多邻居的理念养育孩子，虽然他们不太表达，但他们就生活在这些信念之中。他们正在把孩子们送往一个充满艰难与危险的世界，像费曼的父亲说的那样，家长的责任是倾其所有养育孩子，让他“能更好地面对世界，可以为了生存应对与其他人的竞争”。孩子必须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过完自己有用而成功的一生。家长们的动机当然是自私的，只有孩子的成功才能让他们在邻居面前觉得有面子。费曼的父亲曾经写道：“孩子表现得好而且出众的时候，父母会挺起胸膛，环顾周围邻居说（当然没有真的说出来）：‘看看我的成就，很棒吧？你有什么能跟我比比的吗？’然后邻居会赞扬这个孩子，羡慕他的父母，让他父母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把孩子的成功归功于父母的养育……”有些家长经商，但觉得“商业世界”的生活乏味而劳累，他们希望孩子们可以转向专业的学习和文化的世界。最终，子女不会对父母的牺牲感到歉疚，即便歉疚，他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偿还。
成年的费曼很擅长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我们看到父亲曾教过他很多科学的知识。这种教育朴素又智慧。父亲相当看重好奇心的价值，却鄙视事物的外表。他希望费曼不要通过嘴上说的只言片语和身上穿的制服就轻信别人。作为卖制服的商人，他觉得制服毫无意义，就连教皇也只是穿着制服的男人而已。每当费曼父子一起散步的时候，他总会翻开石头，给小费曼讲讲蚂蚁和虫子，或者讲讲星星和海浪。他喜欢考虑事情的过程而不是事情本身。他渴望解释这些知识，但时常力不从心。费曼后来才意识到，有些事情是父亲编出来的。但这些教育的价值在于思考科学知识的方式。费曼讲过两个关于自己父亲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和鸟有关。很多父子常在夏天的周末去纽约的卡茨基尔山徒步旅行。有一天，一个男孩问费曼：“看到那只鸟了吗？它是什么鸟？”
我回答：“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鸟。”
男孩说：“那叫棕喉鸫。你爸爸什么都没教你吗？”
事实正好相反，父亲已经教过我：“看到那只鸟了吗？它叫斯宾塞莺（Spencer's warbler）。”（我明白父亲不知道这只鸟真正的名字。）“在意大利语里它叫 Chutto Lapittida，在葡萄牙语里叫 Bom da Peida，在汉语（粤语）里叫 Chung-long-tah，在日语里叫 Katano Tekeda。你可以知道这只鸟在世界上所有语言里的名称，可是然后呢，你对这只鸟还是一无所知。你仅仅学到了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只鸟而已。所以，我们来仔细观察这只鸟正在做什么吧，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故事的寓意让人理解名字和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小费曼问父亲为什么他拉着红色玩具车往前走的时候，车上的球向后滚。
父亲回答：“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原因。[1] 一般认为正在运动的东西试图保持运动，而静止的东西试图保持静止，除非你给它们施加力量。”然后他又说：“这个保持的趋势叫惯性，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真正深刻地理解问题。
我们还可以比费曼的父亲理解得更深刻：没有多少科学家或教育家意识到，即使对牛顿的力学有完整的理解，我们依然无法回答惯性产生的原因。宇宙不一定非得如此。要向孩子解释什么是惯性非常困难：球在往车后滚动的时候，实际上相对地面往前移动了一点儿，是车身的摩擦力让球的状态稍稍有所改变；摩擦力在力的传递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每一个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向前匀速运动的状态，除非施加在它身上的力迫使它改变状态。只传达概念，而不增加学术上对本质的讨论，实在是够难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牛顿定律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球向玩具车的后方滚，为什么棒球运动的轨迹是抛物线，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收音机里的石英矿石可以捕捉到无线电波。后来，费曼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解释有局限性。费曼曾经苦恼于不知道怎么解释磁铁能吸住铁棒，或者解释地球怎样对抛到空中的物体产生引力。费曼对于惯性这样的概念发展出了不可知论的态度，他心中的物理学和别人不一样。就在费曼和父亲讨论玩具车的时候，同样奇怪的物理学在欧洲诞生了。量子力学给科学带来了新的疑问，而费曼也经常用各种方式表达那样的疑问。不要问为什么会那样。没有人知道。
即便在费曼很小的时候，当他在吸收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他也经常发现父亲对科学的理解很有限。有天晚上费曼上床睡觉时，他问父亲代数是什么。
父亲回答：“如果算术不能解决问题，就需要用到代数。”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房子和车库的总租金是 15 000 美元，车库的租金是多少？”
费曼看得出来问题在哪儿。当他开始读高中的时候，发现代数课 I 学得太浅，回到家里心里很不痛快。他到妹妹的房间问妹妹：“琼，如果 2 的 x 次方等于 4，x 是未知数，你能告诉我 x 是多少吗？”她当然可以。但是费曼想知道，为什么到了高中还要学这么简单的东西。同一年，他也可以轻松看出 2 的 x 次方是 32 的话，x 是多少。学校马上把他换到代数课 Ⅱ 的班上，授课老师是胖胖的摩尔小姐，要求非常严格。在她的课上，学生们要一个接一个到黑板上做题。费曼在一群年龄更大的孩子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他已经让朋友们知道自己比他们更聪明。不过，他在学校的智商测验结果只是勉强可接受的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