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的性质
一个经济体选择什么类型的增长模式，是内外部宏观条件和微观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由前面的理论演绎可知，在一个快速资本化的发展中的经济环境中，由于普遍存在实物资产重估和溢价（加上“干中学”作用机制），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会体现为资本积累驱动和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双重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也符合这一规律？投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性质如何？技术进步与经济资本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节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求证。
本部分将涉及中国资本形成、增长动力和技术进步的估计、量化测算和性质判定。对TFP的估计方法参看张自然（2008）的研究。估算过程如下：（1）估计30个省区市1978～2008年固定资本存量的面板数据，并加总得到全国的固定资本存量（结果见附表1）；（2）利用固定资本存量估计结果及现有的劳动力和GDP数据，采用Fare et al.（1994）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并利用Coelli（1996）给出的数据包络分析软件包DEAP计量软件，得出30个省区市及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情况（结果见附表2）；（3）利用固定资本存量、劳动、GDP和TFP增长等相关数据，分析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见附表3）；（4）进一步对各省区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得到1979～2008年全国的TFP指数分解，以进一步求证中国技术进步的具体性质（结果见附表4）。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
1.资本存量快速增加
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化，在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阶段，其结果是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存量指在一定时点下生产单位中资本资产的数量，一般是指固定资产。当期实际资本存量由上期实际资本存量与当期实际净投资两部分构成。
为说明中国的资本化特征，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1978～2008年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计算方法是将第i个省区市的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表示为：Kit=Ki，t-1（1-δ）+Iit，其中Iit是第i个省区市第t年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Kit是第i个省区市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δ是折旧率。1978年全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利用1952～1978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1952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得到，并换算成1978年的价格。[3]各省区市的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存量由1978年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按当年各省区市占全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来确定。把各省区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按照全国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换算成各省区市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由各省区市和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全国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及1991年后的各省区市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等］可以得到各省区市1978～2008年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确定了各省区市1978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折旧率后，按照永续盘存法，我们计算出30个省区市1978～2008年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存量（结果见附表1）。结果表明，中国的固定资本存量目前呈高速增长之势，对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每一个10年区间的前、后两个半期进行比较，发现大体上显现出“前低后高”的增长格局（即每个10年的前半段相对低增长、后半段相对高增长）。从近年的情况看，资本积累更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
2.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基于动力源泉分解
通过中国省级197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我们首先分析了中国30个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广义技术进步）的变动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狭义）和技术效率变化。接着利用分阶段的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得到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将TFP增长对GDP贡献的剩余部分通过资本和劳动的份额平摊，可得到资本和劳动对GDP的贡献率。据此测算出TFP增长、资本和劳动对GDP的贡献率（相关的数据请参见附表3）。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也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方程对三者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列在附表3的最后两列。两者估计结果稍有不同，但在大的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下面的讨论只基于分阶段的随机前沿分析法的估计结果展开。
图1-1 TFP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对GDP的贡献率（1979～2008）
图1-1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与TFP三大动力源泉的贡献的变动趋势。1979～2008年，中国TFP平均增长率为2.1%，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7%；资本积累的平均增长率为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4%；劳动投入的平均增长率为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9%。据此基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或模式为要素投入型增长或资本积累型增长，这与大量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从产出弹性看，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体上在0.48～0.63，1979～2008年30年的平均值为0.57；劳动的产出弹性在0.35～0.58，平均值为0.42。与许多发达国家常规的生产函数（劳动占主导）相比，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接近0.6是很高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处于大规模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占主导，而劳动则处于“弱势”地位。
我们的估测结果也表明，中国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广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在快速资本积累、资本化扩张主导经济增长的时期，TFP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当资本积累较慢、作用下降时期，TFP的作用就会增强。分阶段来看，30年中的每一个10年的前半期与后半期相比，资本积累速度都显现出“前低后高”之势，例如，固定资本增长率在1979～1983年平均仅为6.3%，但1984～1988年则达到年均12.6%；1991～1995年平均为8.5%，但1996～2000年则达到年均11.4%；2001～2004年均为10.9%，并不算低，但2005～2008年的资本积累势头更猛，年均高达14.7%。相反，TFP的贡献率在每个10年的前后半期的比较中，则表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因此测算的结果，与前文模型所刻画的情景是一致的，当经济处于实物投资有较大回报、资本积累加速期时，广义技术进步（或谓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动力就会相对不明显，经济甚至处于不创新的状态。
3.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取决于所用技术水平的提高（狭义技术进步），还取决于对现有技术的使用、发挥状况（即技术效率）的改进。从长远看，与设备、工艺更新相关的技术进步（狭义）是TFP变动的主要来源，而反映生产潜力发挥程度的技术效率变动往往与短期因素有关。将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狭义）和技术效率变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增长和水平效应（Lucas，1988）。增长效应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促进了技术进步（狭义），水平效应意味着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提高了技术效率。
为使TFP的测定更细致化，同时也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技术进步的具体性质，我们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后者又包括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结果表明，在TFP演进的大趋势下，改革三十年中国技术进步（狭义）年均增长3%，技术效率年均变化却为-0.9%。对TFP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狭义），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TFP增长起抑制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TFP改进的主要源泉来自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
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比较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狭义）本身差距并不十分大，但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之间差距显著，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较大（见附表2）。就地区来看，TFP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地区，TFP年均增长率为3.78%，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5%；其中，尤以广东增长最为迅速，TFP年均增长6%，技术进步（狭义）年均增长4.4%，而技术效率变动为1.50%。处于第二位的是中部地区，TFP年均增长1.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95%。最末的是西部地区，TFP年均增长0.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7.86%。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狭义）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3%，2.67%和2.44%，技术进步本身差异并不是特别显著，但东、中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分别以年均-0.05%、-1.14%、-1.60%的速度恶化，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恶化更为严重，导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故地区数据也支持了中国TFP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狭义）的判断，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恶化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