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法和创新

本书所用材料包括文献和文物，前者包括中国文献（正史、政书、敦煌吐鲁番文书、诗文、笔记和佛道医典）和外国文献（英文、日文、俄文、粟特文和突厥文），后者则包括遗址、墓志、碑铭、壁画及各类出土文物。方法基本遵循陈寅恪概括之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194]互补释证的同时，力求在“言必有据”的基础上，将史实考订准确，进而推陈出新，提出自己观点。

创新主要表现为观点上的创新。过往研究在粟特胡名、音乐制度、佛道信仰及与突厥文化方面措意不够，笔者拟从这四方面入手，在前人基础上添砖加瓦，力求有所推进。本书的具体心得如下：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阿揽”有中亚及印度的佛教渊源，“伏帝”更是“浮”的汉译雅化，从而推判唐籍“阿滥堆”即印度鸣禽“迦兰陀”。胡名三字化亦是粟特华化的表现。历史上的中亚安国以乐闻名，安叱奴拜官亦有制度渊源的继承性。《新唐书·西域传》里的“柘羯”实招募而来，此与粟特人的商武二元特性有关。李抱真的道教华化信仰。“犬鹿相狎”乃汉文化标榜孝道而造的异象。安禄山的“妖星”之兆，是汉文化传统中以天象应人事的反映。史思明的汉诗是突厥文化的集中体现。火拔石失毕则为散入突厥聚落的粟特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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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a history，pp.5-6.

[2] 除国际通行语之外，最大的瓶颈是中亚死语言如粟特语的释读。能从事此门绝学者，自20世纪以来，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如E.Benveniste，O.Hansen，W.B.Henning，I.Gershevitch，B.A.Ливщи，B.Gharib，N.Sims-Williams，吉田豊等。中国学者虽有心于此，但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和长期、系统的语言学训练，绝大多数只能通过转引外国学者的释读成果进行研究，要想突破语言障碍的瓶颈尚属艰难，遑论将其作为与西方学者同台竞技、平等对话的工具。

[3] 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陈海涛：《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导言研究现状部分，2000；廖旸：《“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综述》，《美术研究》2001年第2期；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九章第二节荣新江《与中亚的关系》，2002；张小贵：《“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郝春文主编《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ILCDS）通讯》2004年第1期；郑柄林、屈直敏：《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研讨会综述》，《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荣新江所撰前言，2005；Étienne de la Vaissièr，Sogdian traders：a history，2005，bibliography.陈海涛：《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序言部分，2006；徐文堪：《粟特研究的最新创获》，《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日〕森安孝夫：《日本研究丝绸之路的粟特人的成就之回顾和近况》，朱玉麟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2008；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第四章“参考文献简释”，2009；张桢：《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车娟娟：《2000年以来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

[4]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1984。

[6] 值得一提的是，巴氏代表作《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的中译者张锡彤、张广达均为中亚史专家，经50多年的艰苦历程，这部积父子两代之力的译作，终于在2007年出版问世。此本所据底本为1963年版俄文本，据以增补的英译本又经作者审定，皆信实可靠，研究者得此佳译，可省力不少。

[7] É.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Saint Petersburg，1903，reprinted Paris：A.Maisonneuve，1973.中译本为冯承钧译，1958。

[8] 1933年发现于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共90余件，大部分是粟特文书，也有少量汉语、阿拉伯语和古突厥鲁尼文书。

[9]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1987年第二辑，第65～75页。

[10] V.Minorsky trans.，“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982 A.D.，（Gibb Memorial Series，XI），2nd ed.，London，1970.中译本见佚名著《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2010。

[11] A.M.Беленицкий，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ГородСредней Aзии，Ленинград，1973.

[12] 除《史记》作《大宛列传》，《魏略》《晋书》《梁书》《旧唐书》作《西戎传》，《周书》作《异域传》外，《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皆作《西域传》，故以《西域传》为代表。

[13] 隋炀帝曾遣侍御史韦节出使西蕃诸国，其书今佚，仅存康国片断于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第5256页。参见〔日〕长泽和俊《韦节、杜行满之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14] 自敦煌残本刊布至今，注译释读唐代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者不少，其中以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第201～224页；〔日〕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王仲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考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15～307页；以及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五家最为重要。

[15] 《通典》卷193《边防典》9；杜环：《经行记笺注》，张一纯笺注，2000。

[16]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第6册，1915；氏著《唐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唐杜环经行记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第2册，1915。

[17]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第70～82页；后收入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995，第1～29页；此据《张广达文集》之《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1～22页。一般认为，碎叶位于粟特地区以东，似不该纳入粟特史地的考证范畴。但通常所谓昭武九姓国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说法，其实始自穆斯林时期。唐初玄奘亲历中亚，已明言窣利地区“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羯霜那即康国以南的史国，可见唐初的粟特地区要比后来大，其东界已然超出锡尔河范围。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72页。

[18] A.M.Беленицкий，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ГородСредней Aзии，1973，pp.208-209.

[19] 此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考辨》（杭州大学，1998）基础上增补而成。

[20] 本书是在早年《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基础上增补写就而成。

[21] 余太山先生编著欧亚学和西域研究书目众多，计编有《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辞典》（中华书局，1996）、《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共十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欧亚学刊》（十一辑，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2004～2011）、《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李锦绣合编，商务印书馆，2011）；著有《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相关研究成果和进展，可登陆“欧亚学研究”网站（www.eurasianhistory.com）察看。

[22] 《文史》第26辑，第103～108页。

[23] 《文史》第31辑，第99～114页。

[24] 《文史》第35辑，第109～125页；后收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8～46页；亦收入《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27～50页。

[25] 〔日〕冈崎敬：《中亚发现的唐镜》，《田村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8。

[26] E.V.Zeimal’，1994，pp.245-267.姜伯勤，1994。

[27] Y.Yoshida，1996，pp.68-78.

[28] 〔日〕影山悦子：《撒马尔干壁画所见中国绘画的因素》，《西南亚研究》48，1998。

[29]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306～318页。

[30] 近年来学界侧重从城市地理角度研究六胡州，相关文章有穆渭生《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地理考察》，《唐都学刊》2007年第3期；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其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李丹捷：《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陈伟：《中古胡系民族之流动——对公元5～10世纪宁夏区域粟特人的历史考察》，《亚洲研究》2010年第5期。

[31] 〔日〕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I，1965，第49～92頁；辛德勇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9，1993。

[32]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1985年第5卷第1、2、3期。

[3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原载1933年《燕京学报》专号2，后收入1957年三联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此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4] 〔日〕影山悦子《粟特人在库车：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2004），从考古和图像学材料入手，考察了粟特人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与文献记载及片治肯特的考古发现，勾勒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人形象，指出由于龟兹人对粟特人形象的熟悉，所以把其作为本生画和经变画中商人形象的素材。确证了库车地区出土的两个纳骨瓮，并判断年代当在公元7、8世纪，从而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人形象一起，成为此时粟特人在龟兹地区活动的证据。参见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191～204页。

[35] 〔日〕森部豊《关于唐代河北地区的粟特系居民——以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房山石经题记为中心》（2002）据石柱、石经题名判断出恒州（镇州、正定县）和幽州附近有粟特系居民存在。

[36]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原载《西域考察与研究》，1994；《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原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后均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3～8页。

[37]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张广达“序”。

[38] Valerie Hansen，New Work on the Sogdians，the Most Important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A.D.500-1000），T’oung Pao LXXXIX，Brill，Leiden，2003，p.151.

[39] 参见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社会科学院，1991，第21～33页。Y.Yoshida，“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A.Cadonna e L.Lanciotti ed.，Firenze，1996，pp.73-75。

[40]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收入《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1986年第4辑；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1] 姚崇新：《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朱玉麒编《西域文史》第2辑，第169～182页。

[42] 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第138～152页。

[43] 罗帅：《“汉唐西域考古：尼雅—丹丹乌里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第44页。

[44] 张碧波：《渤海国与中亚粟特文明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

[45] 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6] 刘永连：《九姓胡在朝鲜半岛史迹考略——九姓胡二次移民朝鲜半岛的路线及史态刍议》，收入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第100～153页。此文汇聚了朝鲜半岛九姓人的大量资料，也分析了该群体聚居共事、通译斡旋、尚武蕃俗的族群特征，但他们是否真是从中国东北迁徙入朝的九姓胡后裔，则有待于迁徙方面更具说服力的中间环节的证明。

[47] Arakawa Masaharu，“Sogdian Merchants and Chinese Han Merchant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in de la Vaissière，Trombert，2005，pp.231-242.

[48]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101～109页。

[49]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0] Yoshida Y.，“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New Xi’an Inscription”，in de la Vaissière，Trombert，2005，pp.57-72+pl.1.

[51]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43～48页。

[52] 《史林》2000年第3期。

[53]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15～130页。

[54]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49～71页。

[55] 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第96～100页。

[56] 余太山：《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陈春声主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32页。

[57]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141～177页。

[58]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178～190页。

[59] 此文后经增补收入氏著《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2006）当中。

[60]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377～425页。

[61] 此书是在作者2005年的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2011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纳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出版。

[62] 2002年法文初版，此据É.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ans.by James Ward，2005第七章。

[63]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35～240页。

[64] 王明珂认为，一个圆的意义体现在圆圈周围而不是中间，圆圈的划界说穿了，就是对比，其特征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而对比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边缘（《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45页）。

[65]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2008。

[66]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

[67] cinason 的Blog-夷夏东西，http：//www.newsmth.net/pc/index.php？id=cinason。

[68] B.I.Maršhak，“La Thè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1（janvier-mars），Paris，2001，pp.228-264.

[69]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2003。

[70] 参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四册第七编，后收入2003年版第三册第七编。

[71] 贺昌群：《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原载《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8期，1934年3月17日。此据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第227页。

[72]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06～225页。

[73] 桑山正进：《1956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史林》60：6，1977；《唐代金银器始源》，《MUSEUM》337，1979。

[74] 罗丰：《关于西安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传入》，《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金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林英：《拂菻金币考辨》，《唐代拂菻丛说》。

[75] 《北大学报》1992年第2期。

[76] 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此外参见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39～177页；徐庭云《从唐代金银器看唐代民族文化》，《民大史学》1996年第1期；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7期；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77]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27～33页。

[78]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375～389页。

[79] 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80] 姜伯勤：《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39～159页。

[81] Markus Mode，“Sogdian Gods in Exile—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1991/1992.

[82] 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年第3期；罗丰：《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以新获宁夏盐池石门胡舞为中心》，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5～354页。

[83]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390～401页。

[84]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402～415页。

[85] 参见该书蔡鸿生先生“序”及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第82～83页。

[86]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416～429页。

[87]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49～56页。

[88]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430～456页。

[89] 《西域文史》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

[90]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蔡鸿生“序”，第1页。

[91] 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第232～241页。

[92] 《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93] 《扬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94]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51～59页。

[95]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41～48页。

[96]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97] 郑岩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671页。

[98]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118页。

[99] 《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61～71页；亦收入氏著《中古夷教华化丛考》，第269～292页。

[100] 《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4～17页。

[101]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17～26页。

[102]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324～364页。

[103] 甘肃天水石马坪早年发掘的石棺床，见天水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第46～54页。

[104] 1971年发掘的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墓，简报作者认为是北齐商人墓（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9～54页，郑岩据虞弘进行复查，认为应是汉人或鲜卑人改造粟特萨宝丧葬图像而成的画像石墓，那些画像石当是石椁或石棺上的构件（郑岩：《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祆教美术》，《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36～284页）。

[105] 德国科隆、法国吉美、美国波士顿、弗利尔等博物馆、美术馆分别收藏着一批安阳出土的入华粟特人的石棺床构件，并由古斯蒂纳·斯伽利亚（Gustina Scaglia，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Artibus Asiae，XXII，1958，pp.9-28）和中山大学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第151～186页）复原。另日本Miho美术馆所藏北齐石棺床上的屏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展两个石棺床座构件，可参见Annette L.Juliana and Judith A.Lerner，“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Orientations，32.8，October 2001。

[106]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9～16页。

[107]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62～163页。

[108] 1999年以前入华粟特人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见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第13～19页；荣新江、廉湘民：《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陈海涛：《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0～167页。

[109] 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a preliminary report，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1：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ed.K.Jettmar，Mainz 1989，p.135；吉田豊：《粟特语杂录II》，东方，31，2，1989，168-171；F.Grenet，N.Sims-Williams，É.de la Vaissière，“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Ⅻ，1998，pp.91-104.

[110] 姜伯勤：《俄国粟特研究对汉学的意义》，北京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

[111]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2000。陈垣先生除挖掘正史材料之外，更向集部进军，这部仅7万余字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共用材料220种，以正史、方志为主体，博收金石录和诗文集，旁及谱、录、旨、话之类，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获得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的高度评价，终成定鼎国际学界的一部史学名著。

[112]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29～157页。

[11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专辟“长安西域人之华化”一节，第93～98页。

[114] 何健民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第56～113页），该文实译自日人桑原骘藏的《关于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译者认为新名较符合作者原意，故而改之。梁晓虹：《华化佛教》，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115] 此后出现的论著，多以“汉化”为题，如：宋文炳：《女真汉化考略》，《海天》第1卷第2期。姚从吾：《契丹汉化之分析》，《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正中书局，1971。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第22～27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第6期，第25～34页。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31～145页。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63～72页；后增补改名为《隋唐长安中亚诸国人聚居及汉化》，收入氏著《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第134～152页。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第3期，第47～51+58页；刘惠琴、陈海涛：《唐末五代沙陀集团中的粟特人及其汉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58～64+92页；《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第55～61页；《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214～240页；后收入专著《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2006。张小贵：《唐宋祆祠庙祝的汉化——以史世爽家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116] 在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影响下，出现了一些以“华化”命名的论著，如：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2011；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2010；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2008。

[117]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913，p.147 in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61，p.4.

[118] Edouard Chavannes，“Khitans ou Ki-tan”，Grande Encyclopédie XXI：512 in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4.

[119] Pelliot，Haute Asie，Paris，1931，pp.21-22 in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4.

[120] Stein，Leao-Tche（《辽志》），TP 35，1939，p.30，note 1 in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4.

[121] 姚从吾：《辽朝史讲义》，《姚从吾先生全集》（二），台北正中书局，1976，第5～11页。

[122]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61，“General Introduction”，pp.1-35.

[123]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原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此据《北方民族史十论》，第268页。

[124] 〔美〕拉铁摩尔：《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第166、305页。

[125] Redfield，R，Linton，R，Herskovits，M.J.，A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A 39：149-152 in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61，p.5.

[126] Redfield，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Chicago，1941，p.364，in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61，pp.5～6.

[127]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章“国语·方言·拉丁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39页。参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570～575页。

[128]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61，p.5.

[129]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1页。

[130]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24页。

[13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第818页。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是文化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此语虽最早见载于汉籍，却非传统民族文化观的“本意”。

[13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3～98页。

[133] S.1344号《开元户部格断简》，参见乾陵博物馆编《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孙机序言，第8～11页。

[134]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15册《日知录校注》，第671页。

[135] 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余英时文集》第7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93～303页。

[136]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年秋），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2页。

[137]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

[138] 梁启超：《东籍月旦》，吴松等点校《饮冰室合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379页。

[139] 梁启超：《新民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第121页。

[140] 《中国同盟会总章》（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284页。

[141] 孙文：《〈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2，第288页。

[142] 参见李鸿宾《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原刊于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65～175页，后收入氏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第39～51页。

[143]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1月1日）底本原标题作《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原件藏于广东省广州市博物馆，此据《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144] 孙文：《对外宣言书》（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页。

[145]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53页。

[146]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136～137页；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

[147]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10页。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48] 《春秋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49页）《史记·楚世家》：“我（熊渠）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卷40，第1692页）；“我（楚武王）蛮夷也……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卷40，第1695页）。《孟子·滕文公上》卷5：“今也南蛮舌之人”（第148页）。《史记·齐世家》：“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合盟。”《左传·襄公十四年》：“我（戎子驹支）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07页）

[149]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5《滕文公章句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48页。

[150] 杨树达：《论语疏证·八佾篇第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42～44页。

[151]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第1卷，第17页。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第41～42页。

[15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364《陈黯·华心》，第1867～1868页。

[153] 陈垣论元朝文化，“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元西域人华化考》，第133页）

[154] 〔日〕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收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146页。

[155]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页。

[156]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页。

[157]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4页。

[158]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原载1930年《东方杂志》27卷17期，第65～80页，此据《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35页。

[159]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33页。

[160]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34页。

[161]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34页。

[162]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35页。梁漱溟也有相同的看法，“中国思想正宗……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166页）

[16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缘’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的之明证。”（商务印书馆，1994，第41页）

[164] 有论者认为他只将文化现象集中在服饰、饮食等表层形式上，而对思想、精神等深层文化的变动却不予探讨（陈海涛、刘惠琴：《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第439页）。事实上，向达先生虽未给“华化”直下定义，却通过寓论于述的方式，对长安西域人的姓名、墓志、通婚、服饰和佛学著述方面的情况作了全面客观的陈述，如他将汉传佛学素养极高的智严、慧琳和贤首，归入华化程度极深者之列，即精神层面的华化例证。

[165]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55页。

[166] 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25～34页。

[167] 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42～43页。

[168]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6页。

[169]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9页。

[170]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0页。

[171]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1页。

[172] 杨树达：《论语注疏·卫灵公篇第十五》，第271页。

[17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8《卫灵公》，第168页。

[174]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02页。

[175]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78～119页。

[176]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7～200页。

[177]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2～234页。

[178]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01页。

[179] 蔡鸿生：《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仰望陈寅恪》，第54页。

[180]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57～160页。

[181]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84、119页。

[182] 原载岭南大学国文学会《南国》杂志1950年第2期，此据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7～59页。

[183] 陈寅恪：《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5～318页。

[184]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9页。

[185]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0～201页。

[186] 陈寅恪：《读东城父老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3～342页。

[187]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48～150页。

[188]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20页。

[189] 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65～366页。

[190] 陈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4～275页。

[191] 陈寅恪：《读莺莺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0～120页。

[192] 陈寅恪：《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17、325页。

[193] 蔡鸿生：《〈粟特人在中国〉的再研讨》，陈春声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1～13页。

[194]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