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观点及思路

粟特地区作为中亚文明的十字路口，实熔周边各大文明精华于一炉，其原生文化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更有别于漠北民族的游牧特质，而是例兼农牧，以商立国的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中古粟特人入华以后，或定居入籍、或兴生远贩，所到之处地域差别很大，民风政俗亦随之变化，所以华化也呈生熟之分、蕃汉之别。“华化”包括“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融合性特质）和“化”（华心归向的动态过程）。入华粟特人的原生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的影响下，随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华化虽为最终旨归，却不意味着该过程是直线挺进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民族势力此消彼长，以致出现大量胡化、蕃化或胡蕃共生的中间形态，这些都要结合时、地、人、事的历史要素具体分析。例如粟特本土的柘羯募兵制，不但出现于中亚迤北草原，更成为安史叛军的基本组织方式；突厥汗国的粟特胡人，不仅以集群形态存在，更被散入不同属部之中，改名冒姓，原相尽失（如火拔颉利发石失毕）；突厥化聚落里的九姓胡，习染蕃俗，生活方式也由擅商贾向精骑射转变；忠心护主的乐工安金藏，在祖父辈蕃化、佛化基础上，更以忠孝之名闻世，华化渐深；再如受民族-文化激荡的典型安禄山：他精通六国蕃语，早年充当互市牙郎，升官进仕之后，坐拥强兵；以斗宝为名，融敬天事祆于一体，吸纳商贾财源，暗中积聚力量；叛乱过程中，又广召藩镇叛将和西胡柘羯、北蕃兵士为主力；同时，安禄山亦受汉文化影响，与汉人通婚、敬祖考、懂汉乐、熟汉习。其融牙郎、入仕、斗宝、崇祆、敬天、柘羯等胡蕃礼俗，充分体现了粟特礼俗华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笔者重点关注胡、蕃、汉文化融合拒斥的变迁进程，以期辨明粟特人的原生胡俗在华化和蕃化过程中的异同表现。唐代入华粟特人，绝大多数都带有本土信仰和习俗，不论居于何处，文化习惯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化进程中，他们的原生形态发生变异，在蕃化和华化影响下，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正本清源，才不会反认他乡作故乡，视某些胡蕃礼俗为同出，也不致将汉地出土的粟特人华化遗存看成是粟特人的中亚遗物，问题的关键，则是牢牢把握“华化”的本质以及粟特人华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本书虽从粟特人的“华化”问题入手，视野却不局限于中华一域，而是“谈胡说蕃”，眼光周及西胡和突厥，这是因为，在大唐气象格局下，汉-胡/蕃文化虽有主次之分，却并行不悖地整合为一体；而从粟特人入华的历史阶段来看，隋唐之际的粟特人在大首领的率领下，以部落形式大规模入华；初、盛唐时期则伴随突厥汗国的兴亡大量入华。六胡州、东北渔阳的突厥化、蕃化粟特人，与此前的绿洲粟特人不同，以杂种胡的样貌出现，表现出更多的游牧化特征。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拟将华化纳入西胡和突厥文化的范畴，予以整体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