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语中有bard一词，意为“诗人”或“吟游诗人”，但首字母大写的Bard前面加定冠词the，就成了“莎士比亚”专有名词。不仅如此，由这个词引申而来的另一个词bardolatry，虽然字面意思为“诗人崇拜”，但其实特指“莎士比亚崇拜”。(1)这种作家享有专有名词的待遇，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都是少见的。不仅如此，在今天的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莎士比亚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偶像，我们会在音乐、绘画、电影、旅游、文创等各种文化领域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和其中隐含的莎士比亚元素。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长期的文化挪用的结果。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并非一开始便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位大作家在世时虽然已有一定声望，获得了一些世俗上的成就，但其实在当时他连文学偶像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是什么经典作家了。因为在文学史上，传世的作家作品往往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才会被奉为经典。
作家的名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生前的名气与其身后名也往往并不相同。有的作家少年成名，活着的时候便知道自己会永垂不朽，去世后更是万人敬仰，文学地位也几乎从未受到挑战，比如歌德和雨果；也有的作家在世时名满天下，举世瞩目，如明星闪耀于文坛，去世后名望却不断下降，比如拜伦；还有的作家在世时寂寂无闻，去世后却一飞冲天，其名望与在世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卡夫卡。但莎士比亚的情况却不同于以上任何一种，他的名望变化过程是一个作家不断积累名望并逐步经典化的最完整的案例。
抛开作品不谈，从有限的可靠记载中我们可以拼凑出莎士比亚的世俗生活。小镇青年、手套商的儿子莎士比亚在十八岁时娶了比自己大八岁的妻子，在生下三个孩子后，二十多岁的他只身前往伦敦谋生，此后写诗、作剧，从演员一步步成为剧团股东，既有了文学上的声望，也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1596年，三十二岁的莎士比亚以父亲的名义向纹章院申请家族纹章，几经周折后终于获批，此事意味着他和他的父亲从手工业从业者变成了受人尊重的乡绅；短短一年之后，莎士比亚花六十英镑在家乡斯特拉特福买下了全镇第二大的房子；又过了五年，莎士比亚花费三百二十英镑巨款在故乡购得大片土地；大概在1611年，莎士比亚便开始在斯特拉特福过起了悠闲的退休乡绅生活，而此时的他还不到五十岁。
从莎士比亚还乡置业并早早退休的经历来看，这位剧作家虽然在世时已有些名气，但应该从未想过自己能靠戏剧名垂青史。他在意的似乎是能否通过在戏剧界建立的功名来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比如如何在故乡买下好房子和土地，衣锦还乡安享晚年；如何从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工商业从业者变为拥有家族纹章的乡绅，等等。甚至连约翰逊博士也怀疑：“莎士比亚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值得流传后世，他并不要求给他崇高名望，他希望得到的只是当世的名声和利益。”(2)不过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是很自信这些诗歌能永世流传的。(3)因此，从他的作品和行为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亚即便想过自己会作为一个诗人名垂青史，也应该从没想过会作为戏剧家被后世所铭记，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时根本没想过要出版这些剧本。(4)
实际上，虽然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作为剧作家广为人知，但当莎士比亚在1616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死并没有给英国文化界带来任何轰动效应，也没有激起任何的感伤情绪，甚至当年文化界人士提及他的去世也寥寥无几。而在接下来的1617年，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整整一年中只有两个人提到过莎士比亚。(5)可以说，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位伦敦戏剧界曾经的风云人物，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此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并走到了被遗忘的边缘，他的十四行诗也不足以让他被世人所铭记，而作为民族诗人和英国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还远远没有诞生。因此，“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来说，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同时代人，并不是普世荣耀的传人”(6)。直至17世纪下半叶，虽然褒奖的声音开始不断涌现，但英国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还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粗俗的，莎士比亚也未必比琼生或弗莱彻等同时代的剧作家更伟大。然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地位已完全确立，其民族诗人和文化偶像的身份也广为人知。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时，莎士比亚更是被推上神坛，成为全欧洲的浪漫主义偶像。那么，这一百余年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推动莎士比亚走向了新的经典作家的地位，甚至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莎士比亚是如何从一位伦敦戏剧界的退休乡绅变成万众瞩目的文学大师和英国文化偶像的？这个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其实在传统莎学界，很早便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这种研究后来也就变成了传统莎学的一个分支，即莎士比亚的名望或身后名研究（reputation study）。最初这一问题进入莎学家的视野与传统莎学的另一个问题有关，即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不过此类研究一直未能成为莎学界主流。早在1848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哈特（Joseph C. Hart，1798—1855）的美国作家便著书声称莎士比亚并非莎剧的作者，因此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名望是在17—18世纪不断积累而来的，不过哈特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莎士比亚名望积累的过程，而是为了证明莎士比亚并非莎剧的作者。莎学中真正涉及莎士比亚名望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莎学家对莎士比亚批评史的梳理。著名莎学家克勒门·英格尔比（Clement Mansfield Ingleby，1823—1886）曾编辑了一部莎士比亚指涉辞典，并将其命名为《百年莎士比亚美誉：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评论资料汇编》（Shakespeare’s Centurie of Prayse: Being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Opinion on Shakespeare and His Works，1874），此书收集了1592—1692年的一百年间文坛对莎士比亚的赞誉。1879年，这本书在当时著名的新莎士比亚协会(7)的资助下出版了增订版，而后来莎学家约翰·门罗（John Munro，1849—1930）又将英格尔比的《百年莎士比亚美誉》扩展为了《莎士比亚指涉辞典》（The Shakespere Allusion Book，1909），在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籍也时有出现。
莎士比亚名望问题的研究繁荣于20世纪，最开始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在文学批评史上所引起的争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莎士比亚名望的变化。此类研究往往将莎士比亚置于关于文学品位的争论中，将其在文学领域名望逐渐增加的过程解读为他能够成为经典作家的原因。1901年，托马斯·劳恩斯伯里（Thomas Raynesford Lounsbury，1838—1915）的开创性专著《作为戏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各个时期的名望》（Shakespeare as a Dramatic Artist, with an Account of His Reputation at Various Periods）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与完整的莎评史不同，这种研究主要关注莎士比亚的早期名望问题，考察莎士比亚如何在17—18世纪从众多本土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英国民族诗人的代表。而另一方面，由英格尔比所开创的《莎士比亚指涉辞典》在20世纪也得到了传承，比如到了40年代，杰拉德·本特利（Gerald Eades Bentley，1901—1994）编著的《莎士比亚与琼生：两人名望在17世纪的对比》（Shakespeare and Jonson: Their Reput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mpared）便是这类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
在指涉研究更加深入的同时，传统莎学中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也更加深入，开始转向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考察，即分析莎士比亚获得赞美的原因，将提问方式从莎士比亚如何获得美誉、获得哪些美誉，变为莎士比亚为何能够获得这些美誉，为何能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进而成为民族诗人的代表。不过与20世纪末的学者们在各种政治、文化、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同，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还是更倾向于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文学品位的变革中去寻找原因，比如普渡大学教授罗伯特·巴布考克（Robert W. Babcock，1893—1963）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专著《莎士比亚崇拜的起源，1766—1799》（The Genesis of Shakespeare Idolatry, 1766-1799）便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此书副标题为《18世纪晚期英国文学批评研究》（A Study in English Criticism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书名本身便已经说明作者的意图在于从文学批评中寻找莎士比亚崇拜的源头。此书主要讨论的便是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学批评家们在莎士比亚评论中是如何逐步摆脱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束缚，最终走向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神话的。不过此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巴布考克注意到18世纪报纸杂志的价值，花费巨大精力对其进行梳理，引用了大量报刊中对莎士比亚的评论证明莎士比亚的名望变化，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传统文学批评研究的文献资源。
莎士比亚的名望研究属于传统莎学考证的范围。(8)历史和文本考证是传统莎士比亚学术考证的基础，但20世纪以来，在国别文学史研究中，由于以历史研究和文本校勘为代表的考证型学术研究在西方不断衰落，传统莎学考证也在消亡与转型中不断挣扎，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也是如此。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本身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威胁传统文学考证地位的因素在于考证材料本身的匮乏。文学考证以厘清事实为己任，但在欧洲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中，从文艺复兴开始算起，民族作家的创作历史也不过四五百年，而文学考证的历史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已经有一百余年，可明辨的事实大多已辨析清楚，可释义的文字也已阐释殆尽。早在1930年，美国著名莎学家哈丁·克雷格（Hardin Craig，1875—1968）便曾感慨：“自从1923年以后，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真实知识已经很少被发现，但推测还是一如既往地繁荣。”(9)于是，在鲜有新材料和新文献被发现的情况下，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传统的莎学考证方向已难以产生有价值的新成果。
在传统文学考证自身遇到材料穷尽问题的情况下，第二个挑战其地位的便是文学批评的体制化。在20世纪之前，文学批评往往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附属，但随着英美新批评的崛起，文学批评开始进入大学，成为体制化的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批评家与从事学术考证的学者们一样成为大学教授。(10)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学术考证受到了很大冲击，新批评的重要成员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就曾借用福克纳的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中的内容写作了《艾米丽小姐与目录学家》（“Miss Emily and the Bibliographer”）一文，并在其中将目录学家比作被艾米丽小姐藏匿的死尸，比喻其抱残守缺，僵化而无意义(11)。不过文学批评虽然侵占了考证型研究的学术资源，但并没有将其置于死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即便如此，在40、50年代批评家与学者之间达成了一种能够减少相互对立的共识：批评家们是从‘内部’处理文学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文学史研究者们则处理文学作品的‘外部背景’问题。更确切地说，批评与历史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认知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任何一个教授都可以既是批评家也是学者，而这两种功能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开始减少。”(12)而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1899—1986）在著名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8）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学研究三分法将文学史考证和文学批评置于互相依存的理想关系中，其实也是这种共识的表现。于是，在各司其职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考证的共同目标都在于加深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在学术体制中的关系也在20世纪中叶从对抗走向共存。
不过除了以上这两个因素，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大的变革来临。随着解构主义等欧陆思想在英美产生影响，文学理论迅速兴起，情况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文学理论”不同于韦勒克和沃伦所设想的存在于文学“本体”范围内的关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而是带有明显跨学科性质，并且抛弃了价值判断的多元“理论”，而这恰恰是韦勒克等人所反对的。这种文学理论的繁荣不断在大学的文学研究体制内同时侵蚀着以事实判断为己任的传统学术考证和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文学批评，韦勒克等人所设想的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互补的理想状态已不复存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带有左派色彩的理论开始影响英美学术界，其结果是几乎重塑了文学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格局。尤其是在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影响下，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被不断强调。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考察知识的来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于是，传统学术研究由历史和文本考证得来的知识开始受到质疑，通过学术考证来获得知识的方法本身也开始变得有问题。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大量重新考量文学经典、反思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并形成了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互相对立的经典理论。本质主义理论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这类“经典的捍卫者”为代表，仍然坚持从文学经典的内部价值出发捍卫经典的地位；而反本质主义的各种建构主义理论则声势浩大地集合了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和文学研究新势力，抛开文学经典的内部审美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等外部因素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强调经典作家作品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结果，此类研究目前已经在英美学界广为流行。
这种思潮自然也反映在了莎学界，于是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不再是学术考证可以确定的事实，而是变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谁在生产这些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为什么要生产这些知识？提问方式的改变导致传统学术考证所赖以存在的事实性前提受到了破坏，比如在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那里，文学与历史都只是大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某些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在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中所塑造的产物。而在西方历史学界，在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等人的影响下，“新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这种历史研究一方面更“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13)。毫无疑问，与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转向一样，这种立足于社会文化的史学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微观的、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不约而同地向文化研究靠拢，学科壁垒与学科界限更加模糊，而且在人类学的影响下，文化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人工制品、符号象征、实践活动等均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而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并无完整手稿存世，生平文献也十分有限，自18世纪的埃德蒙·马隆之后，莎学考证的繁荣已梳理了从文本到历史背景的关于莎士比亚的各方面知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传统莎学又面临着史料穷尽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莎学必然也要经历巨大的变革，其中大部分已经充分考证的问题逐渐失去了研究价值，造成莎学中有些研究方向的衰落，比如莎剧的创作年表问题、莎士比亚的学识问题和莎剧的题材来源问题等；而另外有一些问题则与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融合并开始转型，以新的提问方式出现，比如莎士比亚生平与传记问题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莎士比亚名望问题，等等。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两部研究莎士比亚名望变化的书，两书研究都不算深入，却标志着莎学中这一传统问题的某种转型已经开始，因为两位作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莎士比亚在文化领域的传播问题。1957年，一位叫作哈勒迪（F. E. Halliday，1903—1982）的英国学者出版了一部全面研究莎士比亚身后名的著作，书名叫作《莎士比亚教》（The Cult of Shakespeare），书中简要回顾了莎士比亚去世之后在各种文化领域中名望的变化。1963年，美国学者路易斯·马德（Louis Marder，1915—2009）出版了《他的退场与出场：莎士比亚的名望史》（His Exits and His Entrances: The Story of Shakespeare’s Reputation），此书前半部分将传统莎学中许多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总结，梳理了包括莎士比亚文本研究、生平传记研究、作者身份研究在内的诸多传统莎学问题，并试图以此来说明莎士比亚名望的变迁，后半部分则重点关注了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庆典、莎士比亚肖像的变化、莎士比亚的伪书事件、莎士比亚在英语教育中的作用等文化领域的传播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后来的莎士比亚文化史与经典化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此外，到了1970年，著名莎学家、莎士比亚传记专家塞缪尔·舍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1927—1996）出版了一本名为《莎士比亚的不同生命》（Shakespeare’s Lives）的著作，此书植根于莎士比亚传记研究和其他考证型莎学研究，却系统地梳理了莎士比亚去世后在各个领域的名望变化，可以说是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与莎士比亚传记研究结合的成功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国外莎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那就是考察莎士比亚在17、18世纪经典化的过程，并发掘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目的则在于强调“莎士比亚”是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文化符号。在这种新的认识下，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随着莎学考证的衰落彻底消亡，但经过研究范式的转型以新的面貌重现，变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和文化史研究。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及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加里·泰勒（Gary Taylor）的《重新发明莎士比亚——从王政复辟到当代的文化史》（Reinventing Shakespeare: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Present，1989）、玛格利塔·德·格雷西亚（Margreta de Grazia）的《逐字逐句莎士比亚——1790年版莎士比亚与复制的真实性》（Shakespeare Verbatim: The Reproduc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1790 Apparatus，1991）、迈克尔·道布森（Michael Dobson）的《创造民族诗人——莎士比亚、改编剧与作者身份，1660—1769》（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1769，1992）、简·马斯登（Jean I. Marsden）的《重构的文本——莎士比亚、改编剧和18世纪文学理论》（The Re-Imagined Tex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1995）、罗伯特·休姆（Robert D. Hume）的论文《莎翁之前——“莎士比亚”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Before the Bard: ‘Shakespear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1997）、杰克·林奇（Jack Lynch）的《成为莎士比亚：一位外乡剧作家如何成为莎翁的身后史》（Becoming Shakespeare: The Unlikely Afterlife that Turned a Provincial Playwright into the Bard，2007）以及艾玛·德普莱奇（Emma Depledge）的《莎士比亚崛起至文化显赫：政治、印刷和改编，1642—1700》（Shakespeare’s Rise to Cultural Prominence: Politics, Print and Alteration, 1642–1700，2018）等等。这些研究虽然也处理莎士比亚的身后名问题，但几乎与传统的名望研究完全决裂，很少引用前人的相关成果，甚至闭口不提文学批评和文学品位的变化，而其关注的共同点在于，在莎士比亚被经典化的过程中，都有哪些外部因素和力量在起作用以及是如何起作用的，或者说，“莎士比亚”这一文化符号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因此，这种考察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研究不仅涉及戏剧舞台史和演出史、编辑校勘史、新闻出版史、审查制度史等各种史学考证，还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人文社会领域，最终难免会综合成为一种关于莎士比亚的文化史，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加里·泰勒便为这种新的研究起了一个名字，叫作“莎氏名学”（shakesperotics）。(14)
不过，此类研究的问题也在于，其背后的立场表达甚至政治诉求十分强烈，因此往往过于夸大政治、文化因素在莎士比亚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莎剧丰富的文本含义等内在因素。况且，这种政治倾向性对于国内学界来说未必就适用，因为西方左派学者的政治诉求往往针对的是西方特定的社会语境，常常还带有各种平权运动的痕迹，如果在同样的社会语境缺失的情况下生搬硬套，那么只不过是建造了学术研究的空中楼阁而已；如果采用建构主义立场仅仅是为了消解西方文学经典，那么未免有些狭隘了。因此，我们在研究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过程中，在借鉴这些国外最新成果，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文化领域，追寻文学经典形成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多重动因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莎士比亚文本自身的丰富含义和魅力，不能否认历代莎学家和莎评家们对莎士比亚的考证与诠释做出的贡献。
回到莎士比亚的身后名问题，通过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在17、18世纪经典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莎士比亚如何获得经典作家身份，乃至成为“莎士比亚”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起码涉及当时的莎剧演出史、文本校勘史以及莎士比亚批评史等传统莎学研究，还涉及各种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文化现象，也就是新兴研究中所处理的各种大众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因素。因为17、18世纪不仅是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也是整个英国民族文学经典形成的关键时期。贵族制度的衰落、印刷术的发展、读者群体（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兴起、书籍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学创作的职业化、历史意识的凸显与文学史考证的专业化等文化与文学领域的变革催生了最早一批被经典化的欧洲现代民族作家，而莎士比亚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也就是说，恰恰是欧洲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所谓的民族文学经典。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出现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在“莎士比亚”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发生在1769年的莎士比亚庆典、莎士比亚伪书事件、对莎剧的各种改编甚至戏仿、莎剧插图展览等。这些文化现象都是莎士比亚影响力不断扩张的体现，而这些现象级事件反过来也促进了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进程。因此我们认为，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确立的历史进程既是一部早期莎学史和莎评史，也是一部早期莎剧演出史，更是一部早期莎士比亚文化史，是传统莎学研究与新兴的文化研究共同处理的对象，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我们认知上的偏颇。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莎士比亚经典化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在17世纪下半叶靠个别经典剧作和大量改编剧在戏剧舞台上受到民众的喜爱，有多部作品逐渐进入当时两大官方授权剧团的保留剧目，从而保持了作品传承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莎士比亚也在文学批评家们的争论中越来越成为自然诗人和天才诗人的代表，继而在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中成为英国人文化认同的标志性人物，从而代表英国诗歌对抗法国古典主义诗学的文化入侵。18世纪之后，随着戏剧作品集的不断出版，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被不断校勘并逐渐确立，在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最终与古代作家一样，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催生了传统的莎学考证。随后在18世纪中叶以后，莎士比亚的影响迅速超出文学范围，扩大至教育、艺术等其他大文化领域，甚至出现了现代文化产业的雏形，比如斯特拉特福镇的旅游业兴起、伦敦的莎士比亚画廊计划等。最后浪漫主义运动兴起，浪漫主义所崇尚的自然和天才恰恰是此前一百余年间英国批评家们不断赋予莎士比亚的特质，这种特质又最利于反对古典主义的僵硬规则，于是借着浪漫主义的东风，莎士比亚走出英国，终于成为全欧洲的文学偶像和文化符号。(15)因此，本书基本按照这一顺序构建了各章节内容，即从舞台演出、文学批评、学术考证、文化产业和浪漫主义等几个方面梳理莎士比亚的文化史，讨论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形成问题。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内容的时间跨度问题。由于我们讨论的是莎士比亚如何从众多伦敦剧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经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问题，因此处理的主要是莎士比亚的身后名问题，所以时间上的起点实际是莎士比亚去世的1616年；另一方面，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对莎士比亚走出英国并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偶像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将本书所讨论问题的时间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本书副标题为“早期莎士比亚文化史”，指的就是从莎士比亚去世到浪漫主义兴起的大概两百年时间。鉴于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不同，在德国和英国的时间稍早，在法国则由于古典主义传统过于强大，兴起的时间非常晚，而俄国、意大利等国的浪漫主义兴起也较晚，基本在19世纪之后，因此涉及这些国家时会有一些19世纪的内容出现。况且在英国史学界内部也有“漫长的18世纪”一说，强调这一时期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过程。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8世纪”的时间跨度甚至从1660年王政复辟开始，一直到1832年的议会改革为止，而这个截止时间与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衰落和莎士比亚神话确立的时间基本上也是吻合的，也基本符合本书所讨论的时间范围。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经典化的过程其实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结束，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在1769年举办的莎士比亚庆典上就已经将莎士比亚奉为神明，其经典地位已难以撼动，浪漫主义在英国兴起时虽然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但只是将莎士比亚进一步推向神坛而已；而在欧洲大陆范围内，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却是借助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才得以完成的，甚至德国的浪漫主义莎评还进一步影响了英国浪漫派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因此本书讨论的范围在英国本土截止于浪漫主义兴起之前，在欧洲大陆则重点讨论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情况，这是值得说明的另一个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部分内容的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15CWW019），在此向评审专家和鉴定专家致以谢意；本书的出版受到郑州大学文学院全额资助，在此向甘剑锋、李运富、罗家湘等院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三联书店以及责任编辑唐明星博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在此也一并致以谢意。本书论题宏大而笔者才学有限，疏漏舛误在所难免，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海涵并批评指正。
(1) bardolatry一词由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1901年首创，本意是讽刺盲目的莎士比亚崇拜，但流传开之后，逐渐具有中性色彩。
(2) 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68页。
(3) 参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六十三、八十一、一百零七等篇目，可见用诗歌战胜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常见主题，但话说回来，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来自古代的文学主题，起码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奥维德在《变形记》结尾就曾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受此影响，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都曾吹嘘自己的诗歌将永世长存，因此莎士比亚是真的认为自己的诗歌能够流芳百世，还是仅仅借用了一个当时许多诗人都会用到的“套话”，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参见西德尼·李：《莎士比亚传》，黄四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第122—126页。
(4) 参见戴维·斯科特·卡斯顿的专著《莎士比亚与书》绪论及第一章部分内容，郝田虎、冯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5) 参见C. M. Ingleby, John James Munro ed., The Shakspere Allusion-Book: A Collection of Allusions to Shakspere from 1591 to 1700, Vol.1,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09, p.14。
(6) 参见C. M. Ingleby, John James Munro ed., The Shakspere Allusion-Book: A Collection of Allusions to Shakspere from 1591 to 1700, Vol.1,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09, p.xx。
(7) 新莎士比亚协会（New Shakspere Society，其中“莎士比亚”的拼写与今天不同）由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克·弗尼韦尔（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1825—1910）创立于1873年，旨在“向莎士比亚致敬，阐明其戏剧作品的顺序，促进发现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过程；促进对他的明智的研究，并出版阐述其作品和时代的文本”。新莎士比亚协会在19世纪末确实促进了莎学的发展。因莎学家约翰·科利尔（John Payne Collier，1789—1883）曾于1840年创办“莎士比亚协会”（Shakespeare Society），因此弗尼韦尔的协会称为“新莎士比亚协会”。
(8) 参见第三章第六节相关内容。
(9) Hardin Craig, “Recent Shakespeare Scholarship”, in The Shakespeare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5, No. 2 (April, 1930), p.41.
(10) 参见拙文《文学批评的改造与独立——从艾·阿·瑞恰兹到诺斯罗普·弗莱》，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1) 参见Allen Tate, “Miss Emily and the Bibliographer”,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9, No. 4 (Autumn 1940), pp. 449-450。
(12) 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183.
(13)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66页。
(14) “莎氏名学”一词从郝田虎教授在《发明莎士比亚》一文中提出的译名，见《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5) 迈克尔·道布森认为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的经典地位在1769年的莎士比亚庆典时就已经确立，因此将1660—1769年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的经典化过程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660—1678年，此阶段莎士比亚既是戏剧前辈又是粗俗的剧作家，其剧本被随意改编以适应新的舞台；1678—1688年，此阶段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个人情欲（passion）领域的大师；1688—1735年，此阶段莎士比亚一方面被进一步“净化”，但另一方面其文本也开始被尊重，改编和经典化变成了共生的关系；1735—1769年，此阶段莎士比亚真正成为民族理想的超验化身，完成了经典化进程。参见Michael Dobson,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176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13-14。道布森的研究影响很大，近年来被广为引用，但其完全从政治角度解读这一过程。此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莎士比亚的经典化过程显然是伴随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