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
人的生活有多少可以自主，多少受制于外力？个人有多少能力掌握自己的作为，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孔子之前虽然已经有许多人创造了可观的文化，改进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多数人的观念还是觉得人很渺小脆弱，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能够左右的极少，大部分都被一些外在的力量所控制，其中最明显的是物理的环境，其次是其他的人，尤其是家族的长老。但是最受古人敬畏的是一种难以了解、不可预测、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暗中决定了人生的一切，包括己身的生死祸福、健康病痛以及外在的天象地貌、水旱灾祥。因为一向受了长老的指导而生活，所以人相信长老死后成了“鬼”，仍然对他们有影响。“鬼”的世界也有阶级，在上者为“神”，最高者为“天”。为了祈求它们的指导庇佑，避免它们的责难惩罚，人们造出了许多办法来与它们沟通，包括各种方式的祭祀和祷告。究竟要怎么做才有效？《论语》里有这样一段对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粗看来子路的问题很唐突，所以孔子没有直接答复而驳了回去。其实子路的问题极为严肃、深奥，因为人生在世，须臾而逝，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生活应该以什么为目的？死亡为何不可避免？死后将又如何？如果变为鬼神，它们与人有什么关系？人应该如何对待它们？这些问题是世上各大宗教最为关注的，孔子应该曾经想过，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强调应该先将人际关系做好。子路并没有被轻易地打发，而追问如何看待一个无可避免之事——死亡（及其相关的许多问题）。孔子又避而不答，仍旧强调要先了解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不要去空谈死后之事。为什么？首先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基于事实可以验证的答案，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所以对于自己没有确切知识之事不肯多说。其次涉及一个意向的问题：大体而言，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处世会比较消极、退缩，认为自己无力去改变环境，只好听由外力摆布，因而相信各种外力。如何对待它们就成了一大问题，引起许多人的臆想。其中对于知识缺乏忠诚的虚妄之辈，就发明了许多粗浅的迷信和玄妙的宗教；相对地，不肯自欺欺人的君子，对这些外力就不愿多谈。孔子显然属于这一类。然而他既不能确切谈论死后之事，当然也不能否定鬼神的存在和力量，因此他对于人们祭祀鬼神、祈祷其庇佑，也不能反对，但是无法认真接受，所以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平常则要“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至于祈祷一事，尤其不必信其功效，因为如果一个人犯了过错而不知自改，仅仅向鬼神祈求宽恕，于事无补；倘若希望鬼神代为补救，鬼神有知，必定鄙弃不理，所以当王孙贾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犯了罪过，无论向“奥”或“灶”或任何哪个鬼神做什么祈祷，都没有用。此外，一些常有之事如疾病，孔子也认为不是祷于“上下神祇”就可以避免。所以有一次他生了比较重的病，子路请祷。孔子问：“有诸？”子路答：“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述而》意思是他自己这样祷告已很久了，显然没有用。这种想法与古代传统大异。除了子路说的“诔”辞之外，《尚书·金縢》里记载了周武王生病，周公为之祈祷而得免一事。如果是事实，孔子应该读过，但他显然没有觉得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孔子虽然对于不可确知的神奇事物皆予存疑，但曾多次提到“天”或“命”，或合称之为“天命”。他在匡地遇难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他自以为是周文化的继承人，如果“天”并不要灭绝这文化，匡人便不能加害于他。所以他似乎也和常人一样，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能作威作福的东西，文化的存亡由天决定，人的行为也会受天的赏罚。他被迫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倘若我做了不当的行为，“天”会处罚我。］《雍也》但是在他之前，早有许多人已经发现“天”的意志不仅难以捉摸，而且“天”的作为往往不公平、不合情理。孔子似乎也有同感，所以他在颜渊于鲁哀公十四年死后，痛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先进》似乎说“天”打击了他，使他悲丧而无奈。
“命”似乎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与“天”有些不同，不像“天”那样有知觉，会回应人的行为，而是一成不变的。孔子的一个以德行著名的弟子伯牛生了一种不治之症，他十分感慨地说：“亡之［将去世了］，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又如子路为季孙工作时，同僚公伯寮在季孙处毁谤他。鲁大夫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孔子，说他有能力可以处分公伯寮。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有时他将“命”与“天”连在一起，说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又说君子“畏天命”《季氏》。
孔子真的相信“天”和“命”吗？以上已经说到他不谈“怪、力、乱、神”，不愿臆想死后之事。“天”“命”和鬼神不同吗？中国古人似乎将“天”看作至高无上的一种权威，“命”便是它所做的决定。孔子不迷信鬼神，但是屈从于“天命”，是否有些矛盾？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吗？
真正的宿命论者相信人的一举一动和一切的后果，都由“命”早就决定，因此人的希望、意志、计划、勤惰都无关重要。孔子是这样的人吗？如前所述，他自己在求知方面“学而不厌”“发愤忘食”，到了五十还想去学“易”，“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在教育弟子方面他“诲人不倦”《述而》、“有教无类”《卫灵公》；对于执政者，他强调要“正名”“正己”“正人”《子路》；在自己为政时不仅想要堕三都，并且在陈成子弑齐简公之后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3)这些都是极困难的事，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他仍然去做，无怪石门的司门者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称为宿命论者，因为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弊病感到不满，想要加以改革，当然不能相信一切都是“天”“命”或任何外力预先决定的。
对于这种人的行为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人可以有自由意志，也有相当智能，虽然有限，但应竭力去实现其理想，即使面对着极大的阻碍，也不轻易放弃。决定一事成败的因素多少不等，从事者能够掌握的愈多，成功的机会就愈大；如果还是不能成功，是因为还有一些因素未能掌握，只好承认自己能力不足了。孔子对于这些还不能掌握的因素无以名之，勉强称之为“天”，但是并非认为“天”故意与人作对，所以他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意思是尽力去获取最多的知识，以求通晓最高的道理，不能成事只该归咎于己，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理性的对外在因素和自身条件的认识。有此认识之人，便可心中坦然地接受自己努力而不成的后果，不推诿责任，不仅不消极、悲观，甚至进而更努力去掌握此前被忽略的因素，以求成功。这种对于生命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应该是对孔子所说“天”“命”较佳的解释。他所说的“知天命”《为政》、“畏天命”《季氏》，就是知道对于某些因素他还未能掌握而感到无奈与可畏。至于他在见了南子之后的誓言和在颜渊死后的痛哭哀号，都只是一时情绪激动所致，不是他的常态。
像孔子这样的人显然不多，然而世俗所说的“文明”都是他们努力创立的成果。后人常称他们为“圣人”，是天生的；但是孔子不这么想，他说人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除了一些极聪明与极愚昧的之外，绝大多数的人都因为受了不同的外来影响而变化，如果能知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获得了较多的知识，培养了较高的才能，加以极大的努力，就可以对“文明”有所贡献。孔子在世之时，似乎已有人因其博学多智而以“圣人”视之。但是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而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由此可见他认为文明无须依赖“圣人”，“圣人”也不是天生而是一般人都可以凭其努力而成的。这种虽不否认“天”“命”，却强调人该尽力争取成就的想法是他的卓见，他的高足们都能领悟，如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感到沮丧。子夏说：“商闻之［于孔子］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意谓有没有亲兄弟不是人能决定的，但是如果能妥善地与他人相处，天下之人皆可变得如兄弟一般。这种不赖天命而尽人力的想法后来成了儒家理论的重要一环。
简而言之，孔子对于人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假设和期许。第一他看出人具有一些特殊的禀赋，与其他生物不同，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有相当的掌控。第二他假设人的本质相“近”，但是除了“上知”与“下愚”之外，绝大多数都可以因不同的影响而变异。第三他期望人们能努力去增强自己的才能，开创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