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作者序
我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之间进行的这些谈话发生在1999—2000年间，如果不简要地概述一下我和他相识的三十年，这些对话就无法得到理解。因此，我想擅自从自传性的序曲开始这本书，将这一序曲充作这些采访主题的开场白。在紧接着这些哲学对话的附录中，读者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对伽达默尔的评价：艺术家朵拉·米滕茨威（Dora Mittenzwei）所绘、登在本书封面的一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肖像，这是向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表示的一份敬意。
我第一次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相遇是在1969年的冬天，当时我从图宾根转学到了海德堡。那时候，我正在从事一项带薪金的研究，我的工作是在现代哲学领域，具体地说，是研究黑格尔的学说以及在费尔巴哈、克尔恺郭尔和马克思的著作里出现的19世纪哲学思想中革命性的断裂。尽管伽达默尔在那个时候已经声名鹊起，但是他的名望仍旧不能和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以及那些从事现象学、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us）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研究的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我决定转到海德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即我发现，海德堡大学下个学期的课程表中列出了伽达默尔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所谓的《本质的逻辑学》——的讨论班课程。不仅黑格尔体系的真实基础体现在这本著作之中，而且这正是我那段时间所从事的工作。此外，恩斯特·图根德哈特——卡尔·乌尔梅的助手，我曾跟随乌尔梅做研究——就在前不久也去了海德堡。图根德哈特被召回海德堡，成为全职教授，他此前曾经预告，会主持一个关于时间概念的极其有趣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将会特别关注奥古斯丁的著作。与图根德哈特的重逢恰在我计划离开图宾根前不久，当时，他在那座城市拜访一些故友。图根德哈特为人爱交朋结友而又宽宏大量，且又知我颇深，于是告诉我，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伽达默尔（他这个时候已经退休(1)）都不会开设课程表中预告的讨论班。“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我想，“我应该推翻我的决定，不去海德堡了吗？”“您沉住气，”图根德哈特说，“即便伽达默尔这个学期不讲授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将来也肯定会补做这件事。他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家，（4）他不会这么快就停止讲座和主持讨论班的。”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句话被证明是道破天机的；因为伽达默尔在1985年——也就是说，17年以后——才作了他最后一次讲座。他在过了85岁高龄之时，才结束他的教学活动，而他最终决定从教学岗位退下来，也是为了把他的时间集中起来出版他的著作。十年之后，他才完成这项任务。
我最后下定决心转到海德堡，不仅是因为可以在那里再次和图根德哈特共事的念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而且我还抱有一份希望，他最终会开设关于奥古斯丁时间概念的讲座或者讨论班。然而，图根德哈特的所作所为与我的期望大相径庭，他彻底抛弃了这个计划，相反，一头扎进了分析哲学的研究，为的是能够处理他在研究亚里士多德时遇见的形而上学问题，将之和分析哲学进行比较，并且对它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一浩大的工程终于在他在海德堡以“分析哲学导论”为题而开设的讲座内容出版之时达到高潮。就伽达默尔而言，事情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我必须说，是以对我最为有利的方式。伽达默尔没有开设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讨论班，他解读了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而这本书构成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确切地说，构成他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的起点。
那时，我对《真理与方法》还远谈不上烂熟于胸。尽管这本著作已经被认为是一本令人兴致盎然而又举足轻重的好书，我却只是匆匆浏览了一遍，还没有倾尽心力一丝不苟地细读它。与许多其他著作相比，这本书明白晓畅，因为它是以一种行云流水、要言不烦、优雅得体的风格写就的——除了内容外，正是这种风格最终使得《真理与方法》一书成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
伽达默尔的讨论班允许我深入地沉浸在文本的解读之中，而且同时，它还把我引入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这个讨论班为我开启了真正全新的思想道路，这些道路不仅关乎一种对于审美经验的全新思考，而且也关乎对于形而上学的和生存论的经验的一种全新思考。在我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很少有其他讲座对我造成如此根本的冲击。我能够回忆得起来的、（5）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其他讲座只有两次：其一是我在罗马大学参加的第一次讲座，在这场讲座中，圭多·卡洛杰罗（Guido Calogero）邀请了雷蒙德·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后者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专家，尤其是研究拉丁文柏拉图（《柏拉图神学》的中世纪翻译）和关于普罗克洛与巴门尼德的评注的专家。卡洛杰罗和克里班斯基之间的讨论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我从海德堡的那个讲座所获得的印象相差无几。后来，四年之后，我参加了德里达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开设的讨论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讲座。尽管这些讲座非常有趣，但是它们没有达到海德堡讲座的同等水平。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是伽达默尔本人的根本的主题。由于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康德，我们也应该记住，伽达默尔和他的整个思想流派毫不含糊地立足于德国哲学的传统之中，这和德里达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实事求是地说，我被伽达默尔讨论班上超群绝伦的讨论水平征服了。我应该提及，讨论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在许多年后占据着德国最重要的哲学讲席之一。但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伽达默尔本人的形象，他在讨论时的平易近人和聚精会神，他对待每一个表达出来的意见的郑重其事，他对其他人的想法从善如流，就好像他时时乐于择他人之善而从之，以及他总是心甘情愿质疑他自己的意见——即使讨论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然而，一旦伽达默尔对他自己的论题深信不疑，要劝说他放弃他的推理思路，可谓“戛戛乎其难哉”。我必须说，在这场以及随后的讨论班上，我在讨论时提出的微不足道的美芹之献也常常得到采纳。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发展出思维的共性，这一共性把我和他系缚在一起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重要的事情不是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捍卫至死，相反，我们必须不断地质疑它们，而不固执地以为我们有了定论（das letzte Worte）。伽达默尔在他那本近乎吹毛求疵的自传中毅然断言说，“一个想要给出定论的解释者，是一个可怜的解释者”。（6）伽达默尔坚持这种自我阐释，因此他总是给他者一个发言的机会。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去拜访伽达默尔，讨论总是能够持续整个下午，有时候会拖延至晚上的原因，如果讨论是在傍晚开始的话，讨论甚至会延至深夜。我还记得我的一个智利朋友阿尔方索·戈梅斯–罗博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柏拉图专家，如今任教于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戈梅斯–罗博第一次登门拜访伽达默尔的时候，就和伽达默尔展开了一场持续到深夜的讨论。我的朋友离开时，因为谈话时间过长而极力表示歉意，伽达默尔回答说，“不必拘礼！你完全知道，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绝不会给另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带来不便。”的确，对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只有对话才是通往真理的知识的道路，而别无他途。
“真理”这个概念的名声在20世纪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尤其是在我们考察它的历史之时。在进行下面的采访时，在我们的大脑中挥之不去的正是这段历史，它就像是给20世纪后半段留下的见证，在这半个世纪粉墨登场的是欧洲文化的根本改变，而这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细细品味。
如果说我来到海德堡——这座城市位于内卡河河畔，具有独特的城堡和古老的桥梁，它塑造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心灵——在我身上激发类似于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德国文化中的感觉，那么，它的现状对我产生的吸引与之相比毫不逊色。那些岁月里，正值学生兴起抗议活动，我发现自己被裹挟进他们的队伍之中。作为一个获得研究资助的人，我一只脚站在学生的阵营里，而另一只脚站在那些教导学生的人的阵营中。许多在海德堡的教导者都站在学生一边——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图根德哈特。三十年后，对它的评价无论多么歧义纷呈，我们都不能回避一种印象，即有一种集体性疯狂侵袭着双方。这种疯狂总是会出现在那些为了他们的迷思（Mythen）而战斗的人之中，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亦当如是。对于组织一次抗议、游行或者暴动来说机会成熟的时候，也是另一方鼓动一次相应的、相抗衡的运动的机会成熟之时。因此，有一次，在海德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学生在美国领馆前面举行游行示威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之后，（7）警察们对大学发动了一次“攻击”。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通碰巧出现在那里的所有学生——甚至包括那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学生，他们只是想在课后避开事件平静地回家。
实际上，尽管存在着要上演一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戏剧的意识形态动机，但是，这次抗议是一个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的产物。参与抗议的重要活动家主要是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学生，这绝非偶然。鉴于这一事实，人们不应该把发生在1960年代末期欧洲的抗议活动和贯穿那十年的风起云涌的工会斗争混淆起来，在战后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索取工作的浪潮中，后面那场斗争根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学生的抗议活动所改变的东西主要是社会和家庭内部的习俗，所谓“普遍的道德”，也就是对于性和所有形式的权威的反抗态度。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是青年人对于所有权威的抗议——这一抗议使得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作为它的后果，它同时也造成令人沮丧的药物滥用、非法堕胎以及巨大的心理动荡，这种心理动荡刺激了心理分析的快速发展。
1969年2月，在这种一点即燃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海德格尔在伽达默尔生日到来之际来海德堡拜访他。因此，所有讨论班的成员都收到了和海德格尔一起参加在伽达默尔家里举行的晚间讨论班的书面邀请。这次主题为“艺术与空间”（die Kunst und der Raum）的讨论班在晚上8点钟开始。这个主题和海德格尔在雕塑家奇利亚达（Chillada）的展览于纳沙泰尔美术馆举办时所作的同名讲座相关。然而，在这次讨论班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应邀举办一场公众讲座，讲座是当天下午在大学的一个学术报告厅举行的。报告厅里的学生人满为患，来自学院的教授们坐在前排，其中包括伽达默尔和勒维特。勒维特几年前就已经是荣誉退休教授，现在是哲学系的重量级人物。（8）他也为伽达默尔的生日致了辞，并用三言两语的评论为海德格尔的讲座做了导入语。不幸的是，讲话竟然没有在学生当中引起应有的巨大反响。虽然作为一个犹太人，勒维特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迫流亡，但是，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他谈到大学的本质——文化亦是如此——如何由于批量生产和工业的原因而处在衰落之中。有一个事件令我记忆犹新，其他教授对他所说的东西都鼓掌赞扬，而图根德哈特却对他的讲话惊愕不已，非常明显地放弃鼓掌，尽管他就紧挨着勒维特站着。
伽达默尔在简短地表示感谢的致辞中强调了教育的限度（“人类的钙化”），以及他对教育的献身（“一个人不是应该成为他已经变成的那种人吗？”）。最后，他邀请海德格尔作演讲。海德格尔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也许他是故作沙哑，表达出所谓的老年人的吃力以及不得不在那样的场合进行讲演的事实。他的话语散发出来的魅力仍然是那么强大，虽然它从根本上说不同于他著名的马堡讲座的那种“强烈的思辨色彩”——伽达默尔常常这样描述那些讲座。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密切关注当代的事件，也不是因为他开始有些精神恍惚；毋宁说，他的整个讲演是在为当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进行一场辩护。他认为，一旦一种真正的哲学想要和事物发生真正的接触，或者说它想要严肃地与事物相对峙，那么，在它之中就总是有现象学。然后，他以如下言辞结束了他的讲演：“在我们的当代史中，马克思的言辞和我们的关系最大，他告诉我们，哲学的使命再也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去改变它。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是出于何种目的，且唯有哲学才能告诉我们这一点。”在这一刻，所有人都鼓掌了——学生和教授不约而同。听讲的人中还有列奥卢卡·奥兰多（Leoluca Orlando），他现在是巴勒莫市市长，曾以与黑手党做斗争而闻名世界。他和我几乎同时在海德堡学习和从事研究。我们一起发自肺腑地热烈鼓掌，他后来还在他那本关于巴勒莫的（9）书中回忆起这次事件，认为它对于他的人生和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的特别关注，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对作为他的对立面的黑格尔产生一种同样强烈的兴趣。不只有马克思是他的学生，列宁奠基性的思考也是一半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出，一半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得出。黑格尔所提出的东西，本质上是从人的理性和自我认识的视角出发对历史所做的沉思，是历史中的理性的一种证成，或者，无论如何，是在它的一切阴影或者在它的辩证法——权力与屈从状态、启蒙与迷信、反抗与同意等之间的辩证法——中的理性的证成。实际上，与其说它和历史中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中的上帝——的证成有关，不如说它和历史自身的纯粹证成有关——如果我们把后者理解为人的自由的不断实现的话。这就是他关于现实的结论性反思、本体论的反思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难道只是现状（Bestehenden）、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君主立宪制的一种合法化吗？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难道它（就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工业社会早期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合法化？这也就是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在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化的意志进行根本批判时再一次拾起的争论。这也是我的著作围绕其而展开的那个动机，它对于我有关黑格尔的兴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激发了那个时代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兴趣。所有这一切在下一年达到了顶点，在1970年的冬季学期，伽达默尔终于开设了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的讲座，而且它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完成的。
讨论班快要结束之时，我们正在讨论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如本体论的反思的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著作，而在康德反思性的和规定性的判断力中达到最后的终结，这些我们在以前进行的讨论班上都讨论过了。在这个学期快要结束之时，我就这一主题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在最后一次课堂上，我们期望伽达默尔对整个学期（10）做出一个回顾性的评论。但是，正是在这次课堂上——偏偏那天碰巧是2月11日，伽达默尔的生日，海德格尔和他一起走进教室，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伽达默尔开始发言，在他对整个讨论班的结论以及我的专题报告做了总结之后，他引用海德格尔论尼采的著作中的一句话结束了讲话。在他引用的那个段落中，海德格尔正确地把黑格尔的本体论的反思这一概念描绘为现代哲学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由于它从人类自由的自我实现的视角出发，通向历史的形而上学，所以，它顺理成章地在尼采自己的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了它的终结。然而，在所有这一切中，人们毫不含糊地认识到，由技术所作的对于实在的整体挪用，以及由于这种挪用而出现的绝对的虚无主义、一切价值的缺席和贬值。
接下来，问题就转给海德格尔了，他主动接过这个问题，为这段引言和它的论题进行辩护，并且得出一个结论。我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切，并且后来把它发表了(2)海德格尔在这个场合提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论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从来没有理解，为什么本质（Wesen），即on（存在），在希腊人那里发展成为hen（一）的方式，会与存在（das Sein）在康德那里于统觉的综合统一性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就是被理解为先验反思的全部哲学反思的旨归，这也就是即使是理性的逻辑运用也必须和统一性概念系缚在一起的原因。职是之故，先验的反思变成了黑格尔的存在论的基础，因此，所有的实在物奠基于这种理性的最终统一性之中，而这不仅是实在向我们显现的原因，它甚至是历史自身得以合法化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概念、价值概念——价值的概念是从直接从本质（das Wesen）变化而来的——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在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达到顶点。
（11）这次课堂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我也理解了伽达默尔的原初意图之后，和海德格尔的这次相遇对于我的意义才逐渐清晰起来。这绝非只是事关恢复海德格尔个人的崇高名誉，或者只是尝试着把他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找回，他在被弗莱堡大学解职之后，听从他人建议而处于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毋宁说，这事关他的思想的复兴，事关重新踏上他和希腊人与现代人的观念进行漫长的对话时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径直通往在尼采的思想中表达出来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挑衅。他正是在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那段岁月突然遇到它，而它又使他陷入一种深刻的危机，他试图通过对于荷尔德林的阅读而从这种危机中逃逸出来。
无论如何，现在，在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发地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话语实际上成功地理解了历史的意义吗？或者，它不过是和一种新的哲学建构相关？所有这一切在实际的社会历史中找到了它的平行物吗？还有，哲学家（无论是好哲学家还是坏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中拥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吗？也许哲学家所获得的那种重要性，是他们实际上对于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认识了多少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他们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认识了多少的结果。也许海德格尔说现象学构成一切真正哲学的核心时，他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他本人懂得，在他最初把现象学限制于对实存或者世界上的人的此在的结构进行的分析时，他要背负多大的责任（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相比而言）。也许他没有预先思考这个问题的事实是他屈服于一种完全错误地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由。这也许就是他重新定位他的思考的过程，这种思考把他带回到不同类型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不再（步胡塞尔之后尘）从内在的时间意识的角度出发提出存在问题，而是从得到更加宽泛解释的存在史的视角出发，而存在史相当于西方文化史。就像黑格尔已经为他做出的榜样，海德格尔试图彻底揭示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考察使黑格尔（12）得出他对历史中的理性的认识的主要论点，并且因此演证了历史中的上帝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与此相反，对于历史的一种考察却把尼采和海德格尔引向一种过度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们把以下事实纳入考虑当中的话，即在经验20世纪之后，我们再也不能从事哲学研究而不担心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绝不会像形而上学做过的那样，只是纯粹地提出存在问题自身。或许这就是伽达默尔念兹在兹的东西，这一点和海德格尔适成对照。一定要知道如何拉拽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的线头，以便发现组成实在性的那个网络，我们陷入其中的那个蛛网——这是伽达默尔有次去马堡拜访时，马克斯·舍勒给这位青年学生的建议，而他对此记忆深刻。
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史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并造成不同的后果——实际上事关重大。在一段友谊与合作之后，他们二人在纳粹兴风作浪之时发现，他们再一次处在对立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在其中看到了复兴纯粹德国文化的机会，他的这个观点逐渐根深蒂固，甚至不去设想会发生什么。而雅斯贝尔斯娶了一位犹太女人为妻，因此，即使在他们齐心协力致力于大学改革的理念之时，他也无法苟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在1933年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鼓吹的，也是这同一种理念。但雅斯贝尔斯充满教养而又趣味高尚的头脑告诫他即将发生什么。海德格尔当然也知书明理，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一位崇信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者，这个神秘主义者失去了上帝，他让自己不断地寻找上帝。
在他被召唤去往柏林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屈服于一种错误。雅斯贝尔斯一直延颈举踵渴望这样一次任命，所以他鼓励海德格尔接受它。于是，他启程去了柏林，希望能够遇见希特勒，希望在他和希特勒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存在乔瓦尼·詹蒂莱和墨索里尼之间关系的关系。然而，他甚至都没能（13）见上总理大人一面，于是，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梅斯基尔希，开始反省他的失望。他写信给他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朋友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说，“整个事情都糟透了”。然而，他接下来仍旧担任大学校长一职，随后又发表了克罗齐称为“愚不可及但首先是奴性十足”的那篇讲演，这一事实表明，他仍在坚持他的幻想，至少是以不起眼的方式。这当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或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好例子，但是人们不应该把它归于糟糕透顶的追名逐利或者反犹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爱、他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友谊，以及与战争期间继续留在他身边的犹太助手和同事的友谊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履职仅仅九个月之后就辞去大学校长职务也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说，无论是他的哲学，还是他的生活，以任何方式服务于或者影响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
雅斯贝尔斯留在德国，尽管他被禁止了大学的教学活动而被迫处于退休状态。他不想和他的妻子分开，他更想和他太太一起经受各种风险，正因如此，他在我们看起来是个和海德格尔完全不同而更有洞察力的人物。但他也处于完全不同的境遇之中，即使这种境遇并非更加令人羡慕。无论如何，在法国占领时期他对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获得大家的交口称赞，当时，他投书弗莱堡大学的去纳粹化委员会说，即使海德格尔可能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头脑，让他隔几年不教书对他也许更有好处。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最初阶段为自己创造的那些假象显示，他并非深谋远虑之人。听伽达默尔说起这些事，雅斯贝尔斯对于海德格尔所作的判断以及决定开始自我强加的到瑞士的流亡，在政治上显得天真，而且有些道学家的气味。尽管如此，他们俩最终达成和解，黑格尔的那句名言，“精神的伤口愈合了，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得到了证实。这几位名列前茅的哲学主角在20世纪德国舞台上扮演了嬉戏打闹的小丑角色，这不能在他们个人的历史或者政治的角色的基础上进行考察，而应该（14）独一无二地在他们作为思想家的角色的基础上得到考察。像很多其他人那样，他们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
伽达默尔在20世纪后半叶阐释了哲学主角的作用。伽达默尔在六十岁时才出版了他基础性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他在这个时候不仅已经名闻遐迩——通过他关于柏拉图的著述以及其他论述现代诗的哲学论文，而且，尤其是在马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通过他作为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的教学活动，他早就成熟了。他1935年到达莱比锡，一直到战后都在那里执教。在苏联占领的最初阶段，他担任校长职务，甚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还留在那里。他满怀自信、满腔热情地履行大学校长之职，他的校长就职演说让雅斯贝尔斯大为光火（据说雅斯贝尔斯曾评论说，“他现在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这导致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大学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冷眼相待，后者还切断了与他的友谊，这些他在采访中都描述过。但是在1995年，伽达默尔被授予莱比锡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当初的学生撰文提到，伽达默尔1945年的就职演说曾经让他心潮澎湃。当伽达默尔在大学广场面向政治权威的代表、市政管理人员和大批市民作演讲之时，苏联士兵正骑着马包围这个广场。这个学生告诉我说，“只有伽达默尔能够作那样一场演讲。我们都感觉得到，他在保护我们”。
在这场演讲中，伽达默尔主张（他从未再次这样主张），既然文化传统的力量被证明如此脆弱不堪，不足以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状态和谋杀的疯狂中保卫这个国家，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回头指望古老的东西，而应该指望新的东西。然而，他接下来提请大家注意几点：那种总是一直存在的东西和仍然是他的解释学实践的关键之处的东西——作品的事实性（Sachlichkeit der Arbeit）；依靠它自己提供的东西维持自身的疑问；最终导致对于人们发现的东西无条件信任的学者的审慎（phronesis）；以及最后，一个人的行为的简朴性，它会导向宽容和真正的团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所有这些——“智慧”（die Weisheit）。
在后历史主义的时代，一个人从事学术工作和面对一个（15）文本时的那种严肃认真必须从根本上受到个人的投入的引导，而且必须通过这种投入才得到理解。对于阐释而言，除了阐释的严肃性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这种阐释的严肃性永无休止地质疑它自身，直到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抵达本质的东西深信不疑。然而，我们永远不能认为，我们达到了任何类型的所谓“阐释的客观性”，文本、主体和历史时期都可以在这种阐释的客观性中得到彻底解决。反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危险的唯一保证在于：知晓我们的一切阐释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本人说过，这基本上就是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历史性，那么，我们就既超越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本体论，又超越了任何一种相对主义。这一点对于所有关于世界的阐释都是适用的，因此也适用于对于所有以前的存在论和形而上学的决定性的清算，而不会因此失去规定历史的视域的基本主张或者它的真理，这一主张或真理借助于视域融合而将自身合法化。解读一个文本变成了解读世界的模型，而哲学解释学变成了哲学或者解释学的哲学。
伽达默尔注重实际的、怀疑主义的和宽容的举止，以及他在外交方面的自然天赋，让他有可能安然度过三次革命，即魏玛共和国的革命、第三帝国的革命和共产党的变革。伽达默尔在他的自传中向我们解释说，“……三次革命什么也没有改变”。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未受到损害是因为他的自信；从身体的角度讲，是小儿麻痹症救了他，他在战争爆发以前得这病时已经是成人了。他被迫做的那些小小的让步从来没有触及他的人格的核心。他从来没有着迷于阿谀奉承或者追名逐利，他从来没有为了在那些岁月里获得志业上的成功而付出自我否定的高昂代价。正如黑格尔所告诫的，“缝补过的袜子胜过压根儿没有袜子，但是，在自我意识这件事情上，并非如此”。因此，伽达默尔能够体面地与雅斯贝尔斯、他在马堡的犹太人朋友，雅各布·克莱因、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勒维特等人保持联系。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16）他甚至想方设法把勒维特弄到海德堡和他共事。一旦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过去之后，他立即以同样的方式设法再次和他的第一位老师海德格尔取得联系。
尽管他是一个明显的保守主义者（哈贝马斯从很早起就指控他这一点），尽管他和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个主题上发生了冲突，但是多亏了他的秉性，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在这些基本问题——例如，权威和批判的关系（这是这场争论的起点）、社会一致同意的概念（这在整体上加深了对于权威的确认），或者传统与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上犯错误。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起伏和随之而来的东欧政权的崩溃，伽达默尔证明他在对于解释学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保持不变的真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市民传统的真理，而不是在科学方法的结果中显示自身的真理。任何权威，只要它真的是一种权威并且被承认为一种权威，它就建基于这种真理，权威只有在它得到承认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权威。否则，正如伽达默尔在1972年着重指出的，也正如历史的经验已经指出的，权威会堕落，东欧国家最近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伽达默尔是对的。尽管存在各种批评（也许人们会反对这些批评），但是我们的传统的权威，作为既定的或者政治的权威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一切社会一致的支撑性基础。它的力量与其说存在于经得起各种批评之中，不如说存在于使任何批评得以可能之中。因为，所有的批判和所有的讨论预设了使得所有的市民讨论、所有的对话得以可能的支撑性的共同同意，无论它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政治群体之间，还是存在于不同的信念体系、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
这就是伽达默尔教给我们所有人——包括1968年的学生和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教训，因为他们的冲突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权威和传统的概念。顺便说一下，哈贝马斯是第一个理解这种教训的人，而且与学生运动在法兰克福造成的动乱有关。他最终离开了大学（17），离开了从1972年到1975年那段动荡岁月中法兰克福的愤怒氛围，得以抽身去一个他和图根德哈特在慕尼黑附近的斯塔恩贝格湖畔（Lake Starnberg）共同创立的、名为“技术科学世界中生活条件研究所”的研究机构。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那里停留太久，图根德哈特去了柏林，而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又回到法兰克福。到那时为止，大学里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和平回来了，那些狂放不羁的灵魂又重新需要一种确定的安全感。彼时刚出版了《哲学与自然之镜》的理查德·罗蒂应邀来到海德堡担任教学工作。新实用主义——理查德·伯恩斯坦也看到在伽达默尔那里也潜伏着这种实用主义——已经从美国的舞台来到德国，开始在德国找到它的信徒。
伽达默尔的学生米凯尔·滕尼斯也曾经公开同情左派的圈子（Szene），这时他从海德堡转去了柏林，但是，柏林的思想氛围也发生了变化。在多次尝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努力搁浅以后，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消失了，这与其说是由于启蒙了的哲学意识，不如说是由于时值实存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历史时期。在美国和欧洲，所有人现在都全神贯注于伦理学之上。在图宾根，图根德哈特曾经对实存论的问题感兴趣，但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在他的新著《自我沉思和自我规定》中一定程度上返回他最初的主题，在这本书中，他仍然保持为克尔恺郭尔的反黑格尔论战的一种回声。
意识形态的战火使得这个世纪浸满鲜血，而且在学生的抗议活动中找到了它最后的回响，当这样的战火熄灭之时，当所有人现在变得对伦理学情有独钟之时，人们也发现了伽达默尔的第一本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这本书是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指导下撰写的教授资格论文，从根本上被构想为，要么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导论，要么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共性的揭示。最终，它开创了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兴”，这一复兴始于1980年代的德国。它重新发现了实践之知，把它当作有别于理论和知识的特殊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是为它自己的利益而存在，（18）它本质上是唯一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既在我们的私人生活方面又在我们的公共生活或社会生活方面进行理解和做出决定的知识。phronesis（实践智慧）、智慧在这里扮演了一种根本性的角色，而且在意识形态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中发现了它真实的和真正的证实。
正是哈贝马斯本人承担起结束这种证实的任务。他试图重新赢得真理的概念，无论如何，它都不是我们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真理概念，而是一种普遍的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他逐渐把这种概念发展成为交往行动的概念。这种概念也影响了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同事卡尔–奥托·阿佩尔，后者发展出一种交往共同体的理论或者交往伦理学的理论。伽达默尔曾经向我们指出，理解的所有伦理原则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的辩证原则。最终，所有的话语伦理学都奠基于趋向统一的意志，而非交往共同体的一种所谓的“先天”（a priori）。然而，如果朝着话语伦理学的定向遵从伽达默尔的思维，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那么，完全重新接近伽达默尔——部分地由于建基于权威的一致同意观念，部分地由于传统的持续的价值——就再也不是遥不可及之事了。正是他和美国哲学、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及关于德国与美国民主的根本法权境遇和基本概念的狂热讨论等之间的冲突，导致哈贝马斯重新发现与一种纯粹理性的论证模式相关的传统和历史语境的价值。在关于法权的合法性以及尤其是规范的合法性的争论中，他意识到，这不只是建立在理性论证（rationalen Argumentation）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社会的历史实存、它的规范的基础之上，以及创造性的阐释行为的基础之上。
然而，哈贝马斯以他在伽达默尔百岁生日之际撰写的一篇论文为基础，重申了对于伽达默尔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丧失了哲学主张（19）必须具有真理性这一真正的要求，如果这些主张和事实不是互相矛盾的话。而且，他还认为，伽达默尔忽视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对于世界的放弃”。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他只是把握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遗产，它在古典的艺术作品或者在文学和诗歌作品中发现了它的典范，而这些作品总是指向自身的，永远也不可能和实在性处于矛盾之中。在历史主义的余晖中，除了新的诗歌的“神秘主义”，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此外，因为伽达默尔主要依赖词语的说服力量，而且也因此依赖修辞的论证方式，所以，他把自己定位在新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
不必提及的是，伽达默尔对第一项指责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总是援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中那个著名的段落，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历史只能告诉我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告诉我们事件可能如何发生或者应该如何发生。这也就是他捍卫黑格尔时奠基于其中的那个基础：理性并不会和个别的历史事件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无论事情可能是如何发生的或者可能仍然会如何发生，最终的真理，我们可以接受为唯一真理的真理，是哲学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真理，因此，它也就是揭示了人类自由不断通过历史而最终实现的真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事件如何发生了无兴趣，而恰恰相反，它对我们来说举足轻重，因为，如果我们把行动的真理建立在任何别的东西的基础之上，无非就是把行动的真理建立在放弃事实的基础之上。
最后，第二个反对意见就是，我尝试着要在这本对话录中为它提供回答的那种反对意见。在历史主义江河日下之时，一种新的神秘主义是否可能？它是否是我们理解的意志和劝说的意志都视为旨归的东西，如果我们归根到底把这两种最终的目的理解为朝向共同一致的同一个意志的话？在基督教纪元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人类需要的东西以及我们需要确认的东西，也许就是这种具体的共同一致——一方面，这个世纪的基本标志是对于艺术和科学进步的新经验，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标志是令人恐惧的求取毁灭和死亡的意志。仍然可能达到共同一致这一期望（20），就是那个最后的神吗？就是海德格尔失去了他如此痛心疾首地察觉到其缺席的那个最后的神吗？这个最后的神是仍然存在的最后希望，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形而上学的最后遗产，以及那个将会在它的毁灭中幸存的东西吗？
在伽达默尔看来，在依赖诸神话而生存的，处于这些神话和这些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的、满身血污的世纪之后，所有形式的信仰和所有伟大的宗教就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东西达成一致同意，似乎是唯一可能拯救人类的东西。这种一致同意当然不是哲学深思熟虑的结果，即使这些深思熟虑指向那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它关涉的也不是作为劝说和个人对话的结果的那种一致同意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对话的问题，但是在伟大的宗教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因为这场对话要特别强调所有宗教都共同拥有的东西，也就是，作为一切宗教之基础的那种神圣者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源自于对我们自己的有限性的认识，源自于我们面对生命本源时的敬畏之心，以及我们对于死亡的极端限制的不安的觉知。我们灵魂中的这两种基本情感也是任何形而上学、任何存在和非存在问题的基础：一是亚里士多德描述过的我们面对生命时的敬畏之情和惊奇之情；一是海德格尔描述过的我们面对非存在或者面对死亡时的畏（die Angst）。一种畏变得越来越深广，因为，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虽然经历过去一百年悲剧历程的欧洲似乎发现了一条和平共存的道路，但是，现在是全人类都发现自己受到了威胁。
20世纪画上了句号。伽达默尔，这个活过了整个世纪的人，亲眼看见了它的全部恐怖和全部错误，显然对于任何新的东西都不抱什么希望，除了那个最后的神。他的解释学哲学，作为一种反思人类有限性的哲学，定睛观看了我们已经解释的一切和我们仍然要带向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切，秉持一种有信心的和对将来者（Kommende）敞开的观点。他的生命惠赐他一百年的经历，这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度过了一百年！他的生命盛满的不仅是活生生的经验，而且（21）是老成练达的智慧。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他的哲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不应该只是说“解释学”或者“阐释”，而应该像他自己反复道及的那样说phronesis（实践智慧）或“智慧”（die Weisheit）。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应该设法从他的智慧中获益，期待着它会嘉惠我们所有人，还期待着黑格尔的那句格言被证明是真的——精神的伤口会愈合，而不留下任何疤痕。
我很高兴，（海德堡的）艺术家朵拉·米滕茨威授权允许我们使用伽达默尔的雕像，它于2001年3月揭去面纱。我会追随这种个人的敬意并附加上我的某些思考。
我要向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因为他的诚挚坦率）、女艺术家（因为她乐意授权）、罗马和海德堡的许多助手，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LIT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里卡尔多·多托利
于罗马
(1) 1968年2月14日，伽达默尔从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讲席退休。——编注
本书注释均注明出处。值得一提的是，有英译本（A Century of Philosophy: Hans-Geory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cardo Dottori, translated by Rod Coltman with Sigrid Koepke, New York: Continuum, 2003.）的若干注释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因此也被整合进这个中译本。——中译注
(2) 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卡尔多·多托利翻译并评注（La dialettica di Hegel, con due lettere di M. Heidegger ad H.- G. Gadamer），都灵：马里埃蒂（Marietti）出版社，1973年2月；经过校订和增订的版本，热那亚：马里埃蒂出版社，1996年，第189—202页。德文的《论黑格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关系：海德堡的相遇》，载《贡献》（Bijdragen），第38期（1977年）。——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