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货贸易的谬论

货币起源于以物易物的谬论对现代货币的构成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易货贸易的概念将货币，特别是铸造货币的出现直接与市场活动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提出了贵金属货币与贸易和利润之间的早期联系及对它们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描述了经济学和牟利学（chrematistics）的区别之后，他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合理。当时的经济学（oikonomia）大致可以理解为“家政学”，与今天的经济学（economics）概念不同，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主要生产形式，即家庭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oikonomia也是英语中经济学这个词的古希腊语词源。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政学与贸易和逐利无关。他蔑视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认为这是牟利学（源自古希腊语“khrema”，意为“钱”，定义为研究财富和金钱）。2000年以后，市场上“贩卖和易货”的活动才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亚当·斯密（1723—1790）对市场的作用高度赞赏，但即使如此，他也对原始经济学持保留态度，认为市场应建立在基于“道德情操”的社会价值框架内。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是货币起源于市场这一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他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货币自然产生于早期经济形式，即物物交换时代的理论。这个观点是由门格尔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提出的，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谬论从那时起就成了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谬论仍然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反复出现。鉴于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表明曾存在易货经济或任何成规模的个人易货现象，这一谬论是如何传播得如此广泛的呢？答案是：关于以物易物经济曾经存在的断言并非来自历史证据，而是来自货币如何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理论。

易货贸易起源理论是一个思想实验的结果。该理论并没有去验证在市场出现之前曾出现过什么样的经济形态，而是由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运行方式反推而来。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没有发明货币，市场将如何运作？结论是人们会进行物物交换。而物物交换的不便催生了货币的发明。再假设货币的原始形态是金或者银，货币起源的“商品货币学说”由此诞生。就像传说故事里说的，贵金属作为一种在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商品，被用作了货币。

这一理论除了缺乏历史依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假设在人类历史早期市场交换模式就已经存在，唯一不同的是货币尚未出现。其中存在两方面的错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尽管大多数人类社会并没有形成市场，但都曾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货币，并且没有历史依据表明历史上曾存在过没有货币的市场。

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这一谬论对人类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它通过将个人主义的市场行为投射回市场出现前的社会，断言市场行为对人类具有决定性影响。对物物交换的强调将人类个体描绘成了独立的经济计算器，时刻在衡量着自身行为的“效用”。以此衍生出的货币源于市场的理论，为当前以市场主导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按照这一理论，货币起源于在市场交换中对贵金属铸币的应用。这也衍生出另一假设，即货币的创造和流通一定始于市场也终于市场。由于财富被认为是货币及用货币购置的资产的总和，市场就成了人们眼中财富的终极源头，因为它创造了货币。

将市场视为货币和财富的来源，影响了当代人对国家的态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采用了被笔者称为“手袋经济学”的观点，将国家视为“家庭妇女”。政府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必须依靠市场负担得起的“家用”来生活的主妇。监管和税收越少越好，国家的权力越小越好，对福利支付的限制越多越好。货币被视为一种稀缺和有限的资源。如果国家有所支出，一定意味着有一些人，也就是“囊中羞涩的纳税人”需要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如果想让人民的财富最大化，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必须大力削减公共支出，为市场留下尽可能多的自由资金。

提供能使人类繁荣发展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依赖于市场的成功，这种思想对社会优先事项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如果一味追求金钱和财富最大化（亚里士多德曾批判过这一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标，那么市场以外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或环境保护等类似的人类关切，就不太可能实现。

与货币源于市场的谬论相去甚远，国家在货币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进行介绍。目前，大多数国家的铸币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然而，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在世界某些主要市场经济体中，通过将中央银行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并强调国家不应该“印钱”，国家的印钞权遭到了剥夺。在西方银行体系陷入危机时，国家不应该“印钱”的禁令被迅速撤销。本书第五章将对这一过程进行说明。笔者认为，国家在货币生产和流通中持续发挥作用会从根本上削弱新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市场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