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沟通东西的媒介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山海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民，仅与各自的近邻有较多往来，而与相距遥远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互不相知的状况。数百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旅行家曾从欧洲到达亚洲或从亚洲到达欧洲，他们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了相距万里的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中虽有旅行家们亲身经历中的大量耳闻目睹，却也掺杂着许多道听途说，乃至似是而非的传闻。凭借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甚准确的信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民无法真切地了解对方。在欧洲，《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作者的杜撰。18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就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结果。人们觉得，如果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2从总体上看，直至16世纪下半叶，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依然只是一个抽象乃至虚幻的概念。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更为严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若干毗邻国家构成了整个“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政治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它既包括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也包括欧洲的诸多国家。至于欧洲究竟有哪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直到16世纪欧洲人已经来到中国时，中国人不但依然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统称作佛朗机，而且竟然认为“佛朗机近满刺加”，“佛朗机国在爪哇南”。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从16世纪起，一些欧洲国家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开展对外扩张的殖民活动，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成了它们首选的远征对象。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这些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一方面以其侵略性和掠夺性损害了东方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和交往。就中国而言，除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之外，与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也是从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开始的。

1. 欧人来华

如今我们常说，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说，科技进步令居住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日益方便了，从北京搭乘大型喷气客机，只消十来个小时就可抵达欧洲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上溯数百年，那时的地球显得那么大，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们根本不具备相互了解、彼此往来的条件，以至于此端的居民丝毫不了解彼端的居民。世界虽然早就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然而它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近代以前的世界史，基本上是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拼凑；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无能，而是由于那时的世界尚未连成一片。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Gama，Vasco da，1469—1524）率领船队离开欧洲，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成为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人，由此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航路。同样是在1498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olomb，Christophe，1451—1506）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第三次横渡大西洋，这次他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许多角度来看，16世纪都可视为世界历史的新开端，走出了漫长中世纪的欧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1519年，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Fernand de，1480—1521）开始环球航行，1521年到达菲律宾，为土著居民所杀，他所率领的船队中的一艘继续航行，于1522年返抵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发现为欧洲早期殖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就是在航海方面走在前面的葡萄牙。葡萄牙于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把它变成了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既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控制远东天主教传教士的据点。英国和荷兰分别于1599年和1602年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起为向东方扩张而与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而西班牙此时早已在菲律宾落脚。不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

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向亚洲和整个东方的扩展，欧、亚两大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始形成为一个整体，名实相符的世界历史由此肇始。1514年，葡萄牙商人首次航行到中国南部海面，但未能登陆。1517年，葡萄牙商人佩雷斯·安德拉德（Andrade，Perez）进入珠江，到达广州，随行的官员皮雷斯（Pirez，Thomas）通过贿买宦官等手段，被允许于1520年北上，抵达南京，翌年随明武宗进入北京；后因行为不检等原因，遭明朝政府驱赶，两手空空地返回广州。最早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是多明我会教士拉克鲁瓦（La Croix，Gaspard de），他于1556年潜入广东，被发现后遭到逮捕，不久便被驱逐出境。1575年，马尼拉教区主教、西班牙人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及一名随从和两名军官，携带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给中国官员的信件和礼物，来到福建，受到福建巡抚的接见，此后又去过同安、厦门等地。1598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员前往广东，要求通商，他们先到澳门，葡萄牙当局不许进泊，不得已移泊虎跳门，翌年被广东官员驱逐，无功而返。1601年，荷兰殖民者派遣军队进攻马尼拉受挫后，转向澳门，再次受阻，于是企图进入广州，中国官员对他们的来意颇具戒心，仅容许他们做短暂逗留。1603年，荷兰再次派船来华要求互市，又一次遭到拒绝。此后不久，荷兰就开始了占据我国台湾和澎湖的侵略活动，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一带。1622年，荷兰战船围困澳门，遭到反击。明亡清立后，荷兰人于1656年派遣使团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试图建立正式的通商关系，结果无功而返。1600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御准成立东印度公司，由此开始了英国与中国及远东国家的海上贸易。东印度公司不但有自己的商品基地，而且有自己的武装，既能运货，也能海战，它通过设立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的商号，到中国唯一准许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采购中国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以采购茶叶和生丝以及瓷器为主，但它允许其员工以个人身份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些私人贸易范围较广，包括织物、服饰、墙纸、漆器、金银和象牙制品等。总体来看，欧洲商人在早期对华贸易中，经常为取得货物而不择手段，名为贸易，实则与海盗行径相去不远。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对东南沿海严加防范的原因之一。

2. 商品西去

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比较简单的条件下，通过国内贸易调剂余缺即可基本满足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无须大量输入国外产品。明朝建立以后，由于倭寇在沿海一带骚扰等原因，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使得本来就不甚发达的对外贸易，遭受沉重打击。郑和七次远下西洋，固然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而且促进了中国与郑和所到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贸易方面并无巨大收获，仅以中国精湛的工艺品换取了一些香料和珍宝等外国商品，原因之一在于皇帝此举意在宣扬国威，对于贸易方面的收获大小并不十分在意，这与百年以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寻找殖民地和开拓海外市场而扬帆远航，迥然不同。

明清更迭时期的战火，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康熙皇帝亲政后，一面以军事行动肃清反抗势力，一面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如蠲免赋税、奖励垦荒以及兴修水利等，鼓励农耕，促进生产发展，使跌入低谷的经济重现生机，再度活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渐渐达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经济的复苏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总体上看，此时的欧洲尚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英国虽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但工业革命却是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的。法国的经济与中世纪并无多大差别，农业和手工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大型手工业工场为数寥寥。尽管缺乏精确的资料，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断定，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高于法国，中国有“一人食力可养十人”3的记录，而法国的国务秘书贝尔旦（Bertin，Henri，1722—1792）则说：“在中国，耕地的投入与产出在1比15到1比20之间，而法国的一般耕地，这个比率只有l比4.5。”4由此可见，18世纪的中国虽然仍处在前工业时代末期，但就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水平而言，依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至少不在当时的欧洲以下，这正是吸引欧洲商人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原因。

清朝初年，为了打击南明和明朝遗臣的反清斗争，严厉的海禁一如明朝，顺治皇帝曾下令“不许片帆入口”，致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在澳门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后，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广州等四个口岸进行贸易。此后海禁时紧时松，直到雍正五年（1727）才正式废除不准与南洋贸易的禁令，政府在闽、浙、粤等地设关，征收外贸关税。对外开放的局面延续到18世纪50年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断然下令，外国商船只能收泊广州，不得前往其他港口进行贸易，而且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均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闭关政策虽然遭到欧洲商人的抵制和反抗，但是，清政府不但毫不妥协，而且更加收缩对外贸易。然而，政府的政策是一个方面，实际情况是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长期呈现禁而不止的局面。就在明清政府实行严厉海禁之时，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诸如朝鲜、日本、菲律宾、爪哇，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通过转口贸易和其他途径，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等中国传统的输出品，也能到达欧洲。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却依然呈上升趋势。

与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相反，欧洲国家极欲与中国通商，但是它们能够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不多。作为主要出口商品的毛纺织物在中国很难找到买主，钟表等精巧的机械制品虽然受到上层人士的欢迎，但由于不是大众消费品，因而销路极为有限，只有棉花和棉布堪称输入中国的大宗欧洲商品。欧洲产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市场容量较小，清朝末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Hart，Robert，1835—1911）曾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5此外，欧洲商品在价格和品质上也不具优势，因为，欧洲在实现机器生产之前，与中国相比并无技术优势。相反，自给自足的中国却有不少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欧洲国家所需，欧洲商人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低三下四地千方百计求购中国商品，茶叶、生丝、丝织品、瓷器、漆器等都是欧洲各国渴望得到的商品。16世纪初中国瓷器就开始直销欧洲，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进口中国的瓷器。英国商船首次航行中国，买回去的货物中就有50余箱瓷器，第一艘来华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运回去的也是瓷器，总数多达数万件。据统计，1602年至1682年间，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单是荷兰商船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有1000多万件。6中国的另一大宗输出品是茶。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向欧洲输入中国茶，起初数量极少，1664年转销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仅为2磅2盎司，此后的20年间共进口约6000磅，平均每年输入200余磅。随着欧洲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茶叶在中国的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逐渐提高，一度成为最重要的输出品，1737年的输出总量高达49000余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