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热”与主动创造1

何兆武

不同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闻道固然有先后，但是教学相长，“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人即已明白此理。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初是通过少数人之手，但逐渐而成为风气之后，则其影响所及就不只是限于社会上的某一个小圈子了。就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领域而论，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多习惯于把眼光紧紧盯在少数几个传教士的身上，致使自己的堂庑也被局限得和那批传教士的落后的世界观同样狭隘，把自己的思想高度也自缚于那些传教士的陈腐的视野之内。这应该说是我们学术界一种可悲的现象。最近拜读许明龙先生新著《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一书后，使自己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欣然感受到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了自己高水平的严肃的学术成果，从而一洗徒以万千字数的假冒伪劣产品相炫耀、盗名欺世使得学术殿堂因之蒙羞的那种沉重感。作者是以自己严肃的工作在冲刷着、涤荡着学术界的浊流。

明末清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夤缘时会，只不过是文化交流最初的媒介者，并且还是极其蹩脚的媒介者。把这批人当作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无异于相信圣诞老人真的会送礼物来。近代文化的新传统与中世纪文化的旧传统各有其不同的精神和面貌。近代科学的经典体系在西方奠定于17世纪，但在中国则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被中国的科学家介绍进来并得以确立。生产力毕竟是最积极、最活泼、最主动的因素，而科学又是第一生产力。舍此便谈不到中国由中世纪过渡到近代化的阶段上来。要奠定近代科学就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思想条件，即近代的思想体系。从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方法论到洛克与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人性论，在根本上都是与中世纪正宗的经学世界观背道而驰的。当然，没有近代思想也就没有近代科学。而且除非我们把16至19世纪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定位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近代化历程这一坐标之上，否则我们将无从正确地评估这一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须知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乃是由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一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式揭幕的，而不是西方传教士所发动或鼓舞的。同样地，西方之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蔚然形成“中国热”并从而深刻影响了西欧启蒙运动的，乃是由于当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辈先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工作，而非那一小批迂腐的来华传教士。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之受惠于中国思想文化者，恐怕不亚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之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假如我们的眼光能摆脱徒以炫奇为能事的一孔之见而放眼历史主流开阖的大局，我们或可对这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何况过去研究者的重点每每放在西学之东渐而极少着意于中学之西渐，似未免偏颇而有失历史的公正。研究者的着眼点又往往只限于几个并无真正重大历史意义的传教士的身上，则更未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许先生此书正是能摆脱狭隘的目光而先立乎其大者。此书能放开眼界，高瞻远瞩，立足于世界史的大潮，故能别开生面，发前人之所未发，独树一帜。大抵上可以说，学术领域中凡富开创性的探索，其价值均应属不可磨灭。作者高屋建瓴，独具慧眼，既在阐明中国思想文化在世界历史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能深入探究在这场文化的交流与冲撞之中，中国如何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的关键所在；故此本书既能超出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式的（descriptive）罗列，又能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见解，足以反映我国当今学术在这个领域的高度。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十年来始终孜孜于法国文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甚至一词一字之微亦皆深入探索，务期求得其确解而后已，故对时下学术炒作之偷工减料、生搬硬造、欺世盗名之风每每深恶痛绝而不肯假以颜色。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微观探索之后又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观点深入探讨史实背后的深层意义。作者曾译有当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蒙塔尤》（Montaillou），足以反映作者学力之深厚与态度之严谨，尽管这似乎并未迎合时下流行的某些学风。作者在其大作的序言（指前言——编者）中曾提出：

……送上门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

反观欧洲，情形恰好与中国相反。中国并没有派遣传教士前往欧洲传播华夏文明，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竟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条件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的。

这一论断可谓笔力千钧直透纸背，实在足以发人深省，可惜许多研究者于此却仿佛皆未曾梦见。谨祝本书的问世可以促进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能有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和掌握更高一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