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以清末编订名词馆与贵胄学堂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制度的缘起、职能、组织、成绩及社会影响的研究，加深对近代中国自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政治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在进入正式研究之前，首先对编订名词馆与贵胄学堂所处时代的特征，即本书书名中的“新政”“新制”与“新文化”三方面，略作学术史的回顾。
一、新政
1901年1月29日，因八国联军侵华而仓皇“西狩”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以“穷变通久”的经书大义和“列祖列宗”的“因时立制”作为变法的理论与历史依据，明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1]是为时人所称“新政”、后人所称“清末新政”的开端。此时距两宫抵达西安行在已近百日，距清廷向列强宣战已半年有余，而距离上一次“新政”即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亲手扼杀已过了862天。
清廷这场自上而下的新政，试图为因戊戌政变而中断的政治改革注入新的动力，以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命运。尽管“变法”上谕中仍斥责康有为之新法为“乱法”，但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仅靠学习“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这些“西艺之皮毛”的“洋务运动改革模式”已难以为继，仿照西方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是其唯一的出路。于是，先有外交、财政、军事、教育、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制度设置，后又于1906年颁布“仿行宪政”谕旨，改革开始触及顶层权力的重新分配。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在新政诏书颁布仅仅十一年后，看似因新政而重焕生机的清王朝，被武昌一隅的一声炮响震得分崩离析，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王朝覆灭后，“清末新政”作为已过去的一段历史，正式进入史学研究的领域。[3]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研究清末新政并不热衷。这自然是因为在观察清末历史时，绝大多数人都被那场推翻两千年帝制、在亚洲建立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所吸引，进而探求其起源，还原其过程，评价其得失。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三场革命前后接续、不断递进，犹如高山滚石。[4]而被革命的巨石所推翻、碾压的“反动势力”，则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学术研究所忽视。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股政治力量的态度决定了对辛亥革命前十年历史的评价。鉴于两党都声言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其立党宗旨中又都有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由此对于革命的对象、代表封建专制力量的清王朝的自救行动自不会有什么正面评价。
还在新政过程之中，就有大量对新政持负面看法的言论。革命党人自然不会为清王朝的改革喝彩。陈天华早就戳破清末新政是“假维新”,“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5]孙中山也曾提醒世人不要为满清政府的改革所迷惑，“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6]甚至清政府的拥护者也逐渐认清其“假维新”的本质。在新政诏书颁布之初，国内就有舆论称新政乃是“以旧人行新政”,“新政不新”。[7]在国外为清廷立宪长期奔走、与革命派大打笔战的梁启超，也在1907年著文称：“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并且是“以积极的手段直接而制造革命党”。梁启超何以会出此言？这是因为梁启超对清政府的虚假变法已忍无可忍：“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借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8]在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政体之间，梁启超一向支持前者，并在舆论上持续为清廷改革造势。然而，新政的实际效果，却令其极度失望。
尽管新政实施的某些措施也曾获得时人的好评[9]，但在民国建立之后，上述抨击清末新政的声音愈加凸显，并主导了这一时期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评价。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魏野畴，将其研习中国近代历史的心得撰成一部《中国近世史》。在这本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1905年前的“废科举，立学校，裁汰闲职，派遣出洋留学生”，以及1905年后在日俄战争影响下“高谈立宪政体”，并从预备立宪、整顿军备和学校教育三方面展开讲述。但对清末新政的评价，作者持负面态度，如批评立宪是政府“推托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毫无诚意可言。[10]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由共产党人或左翼学者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魏野畴的这部著作或许是对清末新政介绍最为详尽的。但他对这一时代的论述重心还是放在列强侵略和革命活动上。此后出版的同类著作亦有类似特点。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第六章名为辛亥革命，实际包含了《辛丑条约》签订至清朝灭亡十二年的历史。其主题包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抗的具体事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团体的活动、辛亥革命的经过和结果等。对于清末新政，仅在论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时略有涉及，但强调清廷“借用立宪的幌子来压制革命”，并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对于清室的改良开始幻灭了”。清政府不仅没有通过新政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其自身还和帝国主义一起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敌人。[11]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强调新政的内容“对于人民有利的‘革新’是一点也没有的”，清廷实行新政、预备立宪，是为了“降低革命风险、蒙骗人民”，以及“讨好帝国主义列强”,“使帝国主义相信他不仅是忠仆，而且是很有能力的忠仆”。[12]其著作的重心在于批评帝国主义的侵略。
实际上，对清末新政的轻视以至批判，是民国时期史学界的普遍意见，不独左翼史家而已。如吕思勉在其《中国近代史讲义》中称：“清孝钦后之回銮也，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绝无诚意。”评价其预备立宪措施为：“看似百度具举，实多格不能行；或行之而名不副实，转以滋扰。”[13]而改革开放后被大陆学者普遍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开创者的蒋廷黻，在其名作《中国近代史》中，也并未将清末新政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奕訢、曾国藩领导的洋务运动，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近代史上通往现代化的三种救国方案，而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并不在其列。其原因在于这场新政运动的背后，实际是满族统治者“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14]他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汉族就将满清政权的存在视为民族复兴的障碍，因此对满族人主导新政本就怀疑；而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时期满族亲贵的揽权举动，更加激化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满汉矛盾的视角，也是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反帝反封建视角外，另一种民国时期流行的研究清末新政的视角。除上书外，还可举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为例。作者从新政之初就强调满清政府“处处防备汉人”，新设立的督办政务处、外务部、练兵处甚至京师大学堂，都以满人压制汉族官员；到预备立宪时期，满清贵族和汉大臣官僚都想借立宪夺取对方手中的权力，从而导致宪政无法真正施行。[15]
在上述著作中，满洲统治集团在清末新政中的形象和作用都是负面的。这种论调直接决定了民国学人对清末新政的总体评价。而这一“满洲观”的形成也与民国社会对“逊清”统治者的态度直接相关。如果说民国时人对晚清汉族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态度至少还是毁誉并存的，那么对于清末皇族，除少数“遗民”以外，绝大多数国人没有任何好感。[16]辛亥革命刚刚过去，革命派“排满”宣传的影响依旧显著。再加上满洲上层统治者确凿无疑的丧权辱国和贪渎腐朽，致使其风评毫无“翻案”的可能。魏野畴在书中如此评价清末统治集团：“大凡末年的专制君主和大臣，不出两类人物：一是贪赃凶顽的，一是庸愚无知的。前者对于时代的趋势，人民的期望，不愿意顺从；后者实在是不知道顺从。那拉时代的清政府，就是第一类的；到宣统和摄政王载沣时代的清政府，就是第二类了。所以末年的清政府活动，是无诚意的，无希望的。”[17]无论是“贪赃凶顽”，还是“庸愚无知”，作者所指的对象主要还是满蒙权贵集团。民国时期形成的简单化的负面评价，致使学界很难以一种严谨的研究心态对待这一群体，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付之阙如。学者对权贵集团的具体认知，主要依靠晚清历史的亲历者所撰写的一批笔记文章。[18]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清末新政史研究刚刚起步，高水平的专题式研究并未出现，而通史著作中的一般性研究也大多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陪衬。这种情况到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变。据统计，从1949至1978年，国内史学界刊出的与新政直接相关的专题论文只有两篇，此外还有三本涉及这一领域的小册子。[19]其研究热度与深度均不可与同时期作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研究相比。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清末新政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附属品的地位仍未完全改变。直至19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才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课题。
1990年代至今，是清末新政研究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学术热点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研究规律的自然发展。当对同时期的革命派、立宪派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后，学者的注意力必然会转移到统治集团这一过往研究中被标签化、被忽视的群体身上；另外，国门开放后我国台湾地区及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对国内学者的启发，也对清末新政研究的进步起着助推作用。[20]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思潮在学界的反映。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中，清末新政的负面形象被淡化，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重要一环的积极意义凸显了出来。而彼时出现的反思革命的声音，又从另一维度推动了学界深入研究清末改良与革命的关系。[21]
最早为清末新政“正名”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一是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初版于1992年的著作提示人们注意“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改革举措推动了中国在军制、政制、法制、实业、教育等相关领域的现代化。过往研究一般从清廷“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这样的评价失之简单。“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悦列强、拉拢立宪派、打击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统治阶级变法自强的一面；它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22]另一本著作是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本书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典范之作。书中在探讨现代化理论的同时，还从历史的维度对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历程加以勾勒。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开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而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乃是“向制度性变革转换”的关键时期。这场转换虽最终失败，但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贡献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种种变化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进入深化社会变革的新起点”,“这十年的变化超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变化”。[23]
新的思路一旦打开，新的研究成果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近三十年，清末新政研究从乏人问津的学术“贫瘠之地”，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甚至可视为晚清史研究领域的第一学术“增长点”。研究成果中，既有微观、中观层面的人物、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又不乏建筑在上述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宏观问题探讨。最近的一些研究，更能超越“革命史范式”或“现代化范式”的历史评价体系，以更实证性、更贴近“历史现场”的研究风格，试图重现清末新政中的细节，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政、立宪与革命三方互动的时代主题。[24]这些研究成果与近期依靠新史料、新视野产出的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新著，共同加深了知识界对清末一段历史的认识与理解。[25]
相应地，对于清末新政的重要人物，学界关注的目光也从立宪派、汉族大臣逐渐转移到满蒙权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1949—1966），学界对于这些权贵仍旧立足于批判，除了组织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回忆文章之外，并没有给今天的读者留下太多有学术价值的作品。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汉族大臣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点，甚至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对清末统治集团中的满蒙权贵，详尽、客观的研究在世纪之交才开始大量出现，具体的研究对象包括慈禧太后、奕劻、载沣、载泽、善耆、端方、锡良、那桐等人。[26]研究者并不是要做“翻案文章”，为这一统治集团鸣冤叫屈，而是力图通过基于原始档案的实证性研究，尽可能还原晚清政坛中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貌，以便更准确地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逻辑。
本书所研究的两大主题，编订名词馆和贵胄学堂，正是清末新政时期由政府设立的新机构。新政时期中央新设的机构就有督办政务处、练兵处、财政处、外务部、商部（农工商部）、学部、巡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邮传部、考察政治馆（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资政院、审计院、内阁、弼德院等数十处，其下设的新机构总数当不下一百所。编订名词馆和贵胄学堂，在清末新政中并非核心部门，但其职能却不是无足轻重。
教育改革乃是清末新政中的关键措施。兴办新式教育使得新式教科书在清末社会泛滥，在教育国民的同时也使清廷忧惧其对皇权意识形态的冲击。在张之洞等朝中重臣的擘画下，编订名词馆应运而生，表面上是为统一译词、提升教科书的质量，其背后用意还在于借机限制异端名词、不靖思想的传播。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编订名词馆的成果又体现了严复、王国维等近代第一代独立翻译家[27]统一学科名词、推动学术进步的贡献，并反映出当时错综复杂的翻译思想和文化主张。即便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编订名词馆这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新机构细加审视，亦能以一孔窥探新政新制的种种利弊，从而更具体、客观地评判清末新政中的得与失。
贵胄学堂的出现，同样与清末新式教育直接相关。新式教育的兴起，促使清朝统治者重新审视原有的贵族教育体制。尤其在政治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28]，如何教育核心统治集团的下一代，使其顺利接班、延续政权，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难题。为此，清廷先后为贵族集团子弟设立了陆军贵胄学堂、贵胄法政学堂，并筹划建立贵胄小学堂和贵胄女学堂，希望提升他们的思想与知识水平，进而牢牢抓住新政大权。与编订名词馆相比，贵胄学堂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用意更为深远。也由于它与清朝统治核心集团的接近，使得对这一制度的考察，不仅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还可以借此观察到清末新政中权贵集团的思想与心态。
二、新制
职官、地理、目录、年代被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29]，而包含职官研究在内的政治制度研究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视。一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30]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政治制度上既有延续前朝的一面，又有在西方压力下改革自新的一面。在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以后，清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开始接纳西方政治制度的若干特色，随后在夭折的戊戌维新以及清末新政中更进一步受外国影响。新政中设立的新制度，因其融合中西（包含日本）、接续古今的独有特色，成为国内清末新政研究的重中之重。
1949年前，在孟世杰的《中国近百年史》（百城书局1931年版）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两本书中都对清末新政中的制度改革有所介绍，尤以前一本较为详细。改革开放后，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出版[31]。是书对清末新政时期的新设机构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但限于篇幅并未深入研究。直到1990年代后，对于清末新政中新制度的研究才逐渐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复述官修志书记载的新制度设立与功能的文字，而是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深入解读档案史料，还原制度颁布的台前幕后、各类文书的上行下达、人事关系的是是非非、新制施行的实际成效与后续调整等内容，并以此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具体某项改革的历史地位。
近三十年来，这样的制度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最具典范意义的成果为关晓红所著《晚清学部研究》一书。[32]本书选取学部这一横跨政制变革与教育更新两大新政领域的新设机构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历史渊源、时代背景、职能、人事、经费、实绩，重建其在清末社会中的真实样貌，并审慎地评价其在清末新政以及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中的地位。在史料方面，本书除全面掌握清政府官方出版的政书、官报等基本资料外，还大量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及相关机构的档案，并参考了一批清末民间报刊与相关人士的文集、日记等资料，涉猎相当全面。本书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史料使用上，都对此后的清末新政制度研究具有示范作用。
《晚清学部研究》出版之后，一批针对某一新政部门的个案研究不断涌现，代表性成果包括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王奎《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谢蔚《晚清法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史新恒《清末提法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此外，还有研究督办政务处、度支部、陆军部、大理院、礼学馆、课吏馆、自新所等新制度新机构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与单篇论文，在此不一一赘述。
除上述关于某一机构的研究以外，学界还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预备立宪研究一向是清末新政研究的重点。对于预备立宪中成立的资政院与咨议局的研究，在1990年代出版的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12年增订版改名为《清末立宪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和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两本书中已有框架性的研究，近年来又出版了多部详尽的个案研究，丰富了学界对清末立宪运动的认知程度。[33]中央官制改革是预备立宪中的核心内容，在这场改革中，宗室王公、地方督抚均深入参与其中，对此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有升温的趋势。[34]对于与中央官制改革相对的地方官制改革，有学者对其加以审视，分析外官改制的酝酿、改革方案的出台、在各地的实施状况及朝野论争等问题，指出其在晚清制度变革中的历史意义。[35]有学者讨论了清末满汉政策的变化，指出其“平满汉畛域”制度最终失败的原因。[36]有学者对清末新政中的财政制度改革加以研究，认为此项改革受到西方财政知识与制度的影响，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争夺中陷入僵局。[37]有学者对清末新政中的文化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其既有除旧布新、推动新文化产生的一面，同时又有审查、监控思想言论的一面。[38]另外，新政时期教育、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制度研究，同样为近年来清末新政制度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领域。
本书所研究的编订名词馆成立于新政期间的1909年，结束于清帝逊位的1912年。宣统元年春，学部呈奏筹备立宪事宜清单。在当年的事宜中，除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编辑并颁布学堂各科教科书之外，尚有一条“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择要衔编，以后按年接续）”；宣统二年又有“编辑各种辞典（以后逐年续编）”的任务。[39]为完成这些工作，学部专门开设一新机构，即编订名词馆。它成立于当年秋季，设在学部之下，主要职责即为“编订学科名词、各种辞典”。[40]学部事先与严复谈妥，任命他为本馆“总纂”；此外，还有十几名“分纂”负责协助工作。
以上就是编订名词馆的基本情况。然而若想再深入了解该机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实现。编订名词馆设立于1909年秋，两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年初清帝逊位，王朝终结，编订名词馆亦随之成为一历史名词。因此，该馆的实际工作时间，仅有两年零几个月而已。由于存在时间较短，编订名词馆并没有完成其预定工作，所编名词对照表种类较少，对外刊布数量亦少，影响未彰。
民国时期，时人所见“名词馆”一词时，一般都与严复的名字相联系。例如在陈宝琛为严复作的墓志铭及《清史稿》中的严复传记中，都记载了严复在宣统元年“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一事[41]，但对其馆内工作未置一词。在严复长子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中，将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的年份错记在1908年。文中简述其在馆情况：“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遗稿甚多，尚存教育部。”[42]在《严几道年谱》中，延续了严璩在年份上的错误，并在注释中提道：“《现代中国文学史》云：其后章士钊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乃弥可惊。叹复借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43]此处所引《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为钱基博所著，1933年出版。[44]王栻在其1957年出版的《严复传》中，一方面在严复任职时间上采用严璩的错误说法，另外又引章士钊所言，以证明严复在担任编订名词馆总纂时“对这项工作仅是应付而已”。[45]尽管后来在1975年的新版书中，王栻删去了“仅是应付”的评价，并通过阅读严复晚年日记与家书，判定“严复对于馆中某些工作，并不‘草率敷衍’”，但还是保留了章士钊对其负面评价的文字。[46]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之际，严复与章士钊在公私领域均有龃龉，因此对章士钊事后评价严复的言语需审慎看待。1910年后，章士钊多次在报纸上公开发文，严厉批评严复译词的失误之处，主张翻译名词时应遵从音译原则，否定严复的意译名词。以译界后辈的身份向当时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挑战[47]，这本来体现了值得赞赏的学术勇气。然而在这些文章中，章士钊对严复某些译词的评价却略显苛刻。[48]音译、意译孰优孰劣，时至今日仍难明确判定。章士钊全以己之见为是，对严译名词评价过低，因此他对编订名词馆成果的评价可能也有偏颇之处。另外，在1912年北京大学校长更换风波中，身为校长的严复因“携烟被拘”的谣言被迫离职，教育部任命章士钊继任。然而北大学生却发起留严拒章风潮，导致章士钊最后未能就任。在此次风波中，力主更换严复的教育总长范源濂、造谣的北大学生彭佛公、彭侠公兄弟以及继任校长章士钊，均为湖南长沙人，这一地缘“巧合”难免会引人揣测章士钊在事件中的角色。[49]此次风波势必也会影响严、章二人的关系。
因此，对编订名词馆这一机构及对其成果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近些年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需继续推进。下文仅涉及与制度史研究相关的成果，关于名词馆所编名词表及其与近代新文化关系的研究，请参看下一节。
编订名词馆创立的目的，除官方文件中记录的统一名词译名之外，还有更深一层考量。在彭雷霆《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50]一文中，梳理了张之洞在主持学部期间的种种举措，从思想动机上分析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王朝决策层设立编订名词馆的双重考量，即在统一译名的同时，清除那些不利于维持清廷统治和传统学术风教的新名词，以达到控制社会思想、遏制各种“异端邪说”传播的目的。作为机构总负责人的严复，其在馆内的具体情况，在皮后锋《严复大传》[51]、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52]以及张运君《严复与近代教科书的发展》[53]等成果中有所呈现。馆内人事研究，有王亮《学部编订名词馆时期的严复与王国维》[54]一文，重点讨论了严、王二人的交往以及在审定逻辑学译词上的分歧。另外，关晓红在其研究学部的专著中，也注意到学部下设的编订名词馆这一机构，但只是零星地提及这一机构基本的沿革情况，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内容上亦有不甚准确之处。[55]最后，笔者在2014年发表论文《清末编订名词馆的历史考察》，从该馆的酝酿与设立、机构与职能、人事与决策、成果与特点等方面展开研究，并简略分析了其成果未能引起社会反响的原因。[56]但限于篇幅与当时接触材料的欠缺，尚有补充、深入的必要。
贵胄学堂的设立，始于光绪三十二年。前一年，清廷发布上谕，称：“自来习戎整武，实为强国之基。方今军制日新，尤应讲求兵学。兹据奏称建立贵胄学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学，新习士伍，洵属振兴武备之资。”[57]1906年6月，陆军贵胄学堂正式开学，归陆军部管理。这是清末新政中军政改革的重要步骤，吸收了载沣、载洵、溥伟等王公贵胄及一批汉族大臣子弟入学。1909年，基于培养立宪制度下贵族议员的需要，清廷又设立了贵胄法政学堂。此外，在清廷内部，还有设立贵胄女学堂和贵胄小学堂的讨论，但直至清朝灭亡，都未能真正实行。
贵胄学堂在清末一度引起朝野的热议，但随着清朝的覆亡，它也成为明日黄花，迅速被人遗忘。民国时期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一制度予以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也大多基于政治立场简单地对其予以否定。1960年代，陆军贵胄学堂曾经的学生撰写了一些文史资料，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这些文章包括韩世儒《清末陆军贵胄学堂第二期的回忆》、张绍程《清末的陆军贵胄学堂》和胡宝华《陆军贵胄学堂观操纪实》。[58]但受时代的限制，这些资料的主观性较强，内容集中在学校生活领域，回忆也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更加客观、全面的研究，尚需第一手资料的发掘。
2005年，本书作者之一的硕士论文通过毕业答辩，这是深入研究贵胄学堂的第一篇学术论文。[59]此后，以贵胄学堂为主题的论文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军贵胄学堂和贵胄法政学堂，着重分析其创办背景、经费开支、教学情况、学校生活、社会影响等问题。[60]还有研究专门述及这些贵胄学堂对于启蒙蒙古族贵族思想的积极影响。[61]此外，还有学者对“胎死腹中”的贵胄女学堂加以研究，进而讨论清末女学所遭遇的困境。[62]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学界对贵胄学堂的研究似乎还有从文化史的角度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本节开篇提到，制度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制度史研究的方法，研究者也多有反思与创新。21世纪以来，邓小南、阎步克、侯旭东等中国古代史学者依据他们的治史经验，分别提出了“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史等考察中国古代制度的新视野、新方法。[63]这些新提法带来的启发是，制度史研究不能仅依据法规条文、奏章文集等作静态讨论，而应尝试还原制度运作的动态过程，并透过制度观察到制度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因此，本书作者在研究编订名词馆和贵胄学堂时，也努力尝试将制度写“活”，对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职能人事详加考订的同时，力图还原其机构设立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所独具的重要地位。
三、新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新文化的传入，加快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始则工艺，次则政制”，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梁启超所言，在这之前的士大夫“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而当接触西学后，则如同“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64]这一评价或许有些过于绝对，忽视了西学来华后长期存在的中西新旧之争，但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想文化，西学[65]在内容和形式上分别为中国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66]，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崭新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译介西学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新名词”上。作为西学的表征和其传播的主要形态，新名词所携带的“先进思想文化及其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之能动作用”，在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变革”的同时，又参与推动了与这一变革相关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迁。[67]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学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主题均有不同。学界一般认同将1895年作为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节点。甲午年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以及《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耻辱，使国人愈发认识到传统资源的无力。在沮丧与愤怒的心情影响下，更多的中国士人开始由“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转向“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68]，自觉地学习西方，学习因学习西方而打败中国的日本。这种心态的变化，加之官方政策的导引，尤其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巨大推力，导致1895年后，中国人逐渐取代了西方传教士，成为翻译引进西方新知的主体；同时，译介的重点也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更为深刻的转变是，在原先“西潮”冲击的基础上，又吹来了从东瀛来的“东风”。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其作用愈加凸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迈出国门、漂洋过海，在日本的新式学校里汲取西学知识；同时又有大量从日本译来的西学书籍在中国社会流行，不仅年轻学子着迷于此，就连内外臣工、硕学通儒都为之侧目。
随着1901年清末新政的开启，西学及“东学”在兴办新式教育的浪潮中加速涌入中国。作为同时引起朝野双方瞩目的改革领域，教育改革的实绩较为丰富。1902、1904年，清廷先后发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是为清末开办新式教育的纲领性文件；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为教育革新扫清一大障碍；1906年清廷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中，又将“广兴教育”作为“预备立宪之基础”，与“议定官制”“厘定法律”“清理财务”“整饬武备”等措施并列。而在民间，私人倡办新学校、学习新知识之风兴起。普通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几乎各类新学校都有民间人士的热心赞襄，或予以资助，或参与管理与教学。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新式出版机构为新式教育编译、出版了大量教科书，《申报》《大公报》等大众报刊为新式教育不断鼓吹。官民双方的合力，使新政时期的新式教育成绩显著。根据学部的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全国新式学堂已有52911所，学生共计近164万人。[69]
甲午战后至国民革命的三十年，被史学家称为“转型时代”。[70]在这一“转型时代”，甲午至辛亥这十余年可谓第一阶段，其意义不容小觑。在文学研究领域，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点[71]，而在知识和思想领域，这一时段的承前启后意义亦尤为关键。其中，伴随着新式教育、新式文化一同进入中国的新名词，为思想文化界构建了一个“思想现代性的语言平台”[72]。这些反映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新名词从西洋或转经日本传来，不仅引发了国人在观念上的认同，还促进了以追求现代化为目的的戊戌维新、立宪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发生。其中一些反映西方近代学术的学科名词，虽然在当时不及民族、社会、民主、科学、进化等新名词传播广、影响大，但在塑造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领域贡献极大，造成了另一场思想“革命”。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指出：
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73]
王国维的态度是，面对无论在学术分科还是学科内容上都与中国传统学术迥然有别的西方近代学术，只有将传入中国的“新言语”与“新思想”等同起来，才能将西方的学科顺利地移植到中国。而这里的“新言语”，就是指系统的西方近代学科名词。
在清末，无论是以慈禧太后、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掌权者，还是革命派、改良派等民间人士，他们的政治立场虽有很大差异，但在提倡、传播西学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通过多样的方法，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办新式学堂，以及翻译或编纂教科书、辞典、百科全书等，使西学在社会上得以普及。他们均认可一点，即西学的传播会有助于实现其各自的政治目标。作为统治者的清廷，它之所以提倡西学，主要目的是顺应舆论呼吁、增强国力，以维持政权的稳固。然而提倡西学又会造成中学趋于“无用”，使清廷维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愈发严重的挑战。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局面下，清朝统治者该如何对待令其“又爱又恨”的“新名词”？这就牵涉到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编订名词馆。
上节讨论了编订名词馆设立的政治改革背景。从文化的视角观察，这一机构具有进步性和保守性的双重因素。一方面，清廷希望通过设立专门审定名词的机构，实现统一各学科名词，以便推动新式教育、进而推动预备立宪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新名词”中夹杂着许多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清朝统治者又企图借编订名词馆的工作，实现其束缚、禁锢异端思想的用意。最后，名词馆所编的名词对照表，体现了总纂严复及其同仁何种文化思想与翻译思想，其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也是本项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总而言之，编订名词馆虽然机构小、存在时间短，但通过阅读相关史料却能发现，在这一机构身上反映了清末政治生态和思想文化的诸多特点。
由于编订名词馆所编名词对照表在清末并未广泛刊布，20世纪学术界对其研究因而付之阙如。直到近十年，方有一批研究者发现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藏有少量该馆的工作成果，并以此为基本资料，对其价值与意义展开讨论。如黄兴涛《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74]、彭雷霆、谷秀青《清末编订名词馆与近代逻辑学术语的厘定》[75]、冯志伟《严复手批〈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原稿本的发现》[76]、杜良《编订名词馆与〈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的编订》[77]、张胜前《从〈辨学名词对照表〉看逻辑术语的变迁》[78]等文章，均就名词馆所编某一部名词对照表，具体分析其学科名词的翻译情况及其在该学科的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另外，还有学者通过分析严复审定的这批名词对照表，研究这些译名所体现的严复的文化观念与翻译思想。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严复对于清末受到热捧的“东学”，即由日本翻译并输入中国的西方学术持批判态度，对随之而流行于中国的大量日译新名词亦认为有诸多翻译不当之处。因此，他主持编订名词馆统一名词工作时，试图以经其审定的“雅驯”译词取代日译名词。这一活动既体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权势之争，又反映出严复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79]沈国威在其近著中也利用了这些名词对照表，并通过民国初年德国人赫美玲所编《官话》辞典中所收录的编订名词馆译词来分析其翻译特点，并揭示这些译词背后的中日词汇交流与互动。[80]
由于严复译词在与日译名词的竞争中最终失败，过去学术界往往因此贬低严复译词在中国近代译名统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连带着批评严复的翻译主张。例如王树槐在1969年《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一文中，就认为清末译名统一工作成绩甚微，原因在于严复在任职编订名词馆期间，“喜自立新名，将以往之译名多舍弃不顾”,“不但对统一译名未尽其责，反而斤斤计较于译名本身是否恰当”,“以如此之人负责编订名词馆，焉能有成！”[81]然而，如果对照编订名词馆所编名词对照表，可见严复并非“将以往之译名多舍弃不顾”，而是保留了大量旧有译名。而作者所批评的严复“斤斤计较于译名本身是否恰当”，更是不知所云。译者如果为追求一致，只采用社会通用的译名，而对该译名是否恰当不加评判，如此绝不能称为科学、负责的翻译态度。
近年来一些学者并没有沿用上述对严译名词的负面观点，而是以更为公允、客观的态度对其加以研究。除上文所列沈国威的著作以外，黄克武的文章也指出，严复译语虽在与“和制汉语”的竞争中落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严复译语全无可取之处。决定这场“新名词之战”胜负的关键并不在于译名的质量，而在于由各种出版物所造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的力量。严复译语中体现出的一些翻译原则仍值得后人借鉴。[82]陈力卫认为，不应仅从严译和日译名词的对立视角研究和评价严复译词，还应将严复译词与清末的文体变革、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工作等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他认为：“说到底，严复译词不敌日本借词的根本原因，就是时代要求新的文体，而承载这一文体的又主要是复音节词。”[83]对于严译名词与日本译词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翻译史研究的一个热点。[84]
对编订名词馆所编名词对照表的研究，除了从相关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的角度、从严复翻译思想及其译词与日本译词的竞争角度加以展开之外，还可以将其纳入中国近代新名词译名统一过程之中，探讨其前后继承的关系。在编订名词馆成立之前，傅兰雅等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开始从事统一译名的工作；进入民国后，民间人士亦感觉到统一译名的必要性，发起科学名词审查会等组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在教育部下成立国立编译馆，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实现名词翻译的统一。[85]然而过往的许多研究，由于未能接触到关于编订名词馆的一手资料，或对其成果与影响语焉不详，或草率地以“后见之明”加以评判（如前引王树槐文）。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仍需在分析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审慎地评判其历史意义。
从官方设定的编订名词馆职能来看，无论“编订学科名词”还是编纂“各种辞典”，都与外来新名词涌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不可分离。研究编订名词馆，需要对近代史上这些进入中国的新名词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这里需要对“新名词”的概念做一番界定。1990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对“新名词”有如下定义：“随着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而产生的新词语。多指进入一般语汇的各科术语（不限于名词）。”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新名词”，应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做出如下界定。首先，从时间维度上考虑，“新名词”是19世纪初马礼逊来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外人士在向中国引入西学的过程中创造的、古代汉语中未有的新词汇。由于时间设定在近代，这些新词汇不包括佛教东传以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等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新词汇。其次，这些新词汇或为中国古代典籍所未有，或为旧词新意，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反映了“新事物新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下，这些“新事物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新知。第三，这些新词汇必须在近代中国的某个时段、某个地域或在某些学科内，被一部分中国人所运用，即“进入一般语汇”。这样就排除了在译介西学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没有来得及产生一定影响就被其他译法所取代的词汇。[86]最后，这些新词汇在词性上以名词为主，但并不限于名词，还包括“解放”“批评”“绝对”“积极”等非名词的实词。[87]
“从晚清到五四再到共产革命，有一批又一批非常强大有力的新名词、新概念所形成的‘群聚’，构成一张又一张新的词汇地图。”[88]自19世纪至今的二百余年里，海量的新名词、新概念出现在中文语境中，改变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轨迹。由于国外新名词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全面检讨其传播与作用的学术研究开始甚早。中外学者从语言学与历史学等不同角度对该课题进行深入发掘，既不乏规模宏大的总体研究，又有丰富的以某学科名词或单个名词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以王力的《汉语史稿》（1957—1958年出版）和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初版1960年，增订版1970年）为代表，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王力的《汉语史稿》一书代表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从现代汉语形成的角度探讨近代新名词的研究水平。在绪论中，王力对整个汉语史进行分期，认为1840年到1919年为汉语从近代到现代的过渡阶段。[89]作者在正文里专辟一章，专门从词汇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新名词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新名词产生的背景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特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前后，‘变法’的中心人物和一些开明人士曾经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一般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于是汉语词汇里更需要增加大量的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学上的名词术语。”[90]这些新词的特点在于“尽量利用意译”和“尽量利用日本译名”。[91]通过作者的分析论述，读者不难了解近代新名词在汉语词汇史，乃至整个汉语史上的地位。受写书时的时代限制，本书在内容和观点上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在研究汉语词汇发展时，作者有意无意忽视了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将1840年前出现的新词汇都归于《海国图志》的贡献；在汉语史分期上，也迁就于政治史的分期，将1840年作为汉语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开端。
实藤惠秀的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专立一章对现代汉语吸取日本词汇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一章中，作者详细探讨了甲午战后传入中国的日本词汇融入中国语文的过程，对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比如日语辞典的出现和国人对日本词汇的责难等展开论述，以呈现这一历史过程中中日双方合作与对立交融的复杂关系。[92]同时，作者通过对1896年至1937年间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一事件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种类与课程、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与对出版界的影响以及他们在国内外的政治活动的研究，为读者理解清末以来日译新名词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新名词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绕不开的课题，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杰出的研究成果出现。受现代化研究模式的影响，学人着重强调了近代新名词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意大利学者马西尼通过讨论19世纪出现于中国社会的新名词的源流发展，提出了在西方与日本影响下，汉语如何向国语发展进化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对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讨论。[93]美国学者任达的著作从思想和体制两方面论述了日本在1898—1912年期间对中国“新政革命”的积极影响。[94]作者认为日本为中国的新政思想革命提供了“新载体”与“新概念”[95]，并强调如果没有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词汇，“中国任何改革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96]。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近代新名词的发展背景：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期间的西学东渐。作者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强调了甲午战后兴起的赴日留学和从日本翻译西书的风潮，特别是民办译书机构翻译编订的大量源于日本的新版教科书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冲击。这些日译西书的广泛流传使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名词大爆炸”，深刻影响了汉语的面貌和国人的思想，加快了晚清社会走向现代的脚步。[97]
在个案研究方面，越来越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近代流行的若干关键词，包括其源流发展、语义变迁、传播途径以及社会认同等方面，通过考察这些新名词从被国人接受，到在其影响下的历史实践，探究思想观念对近代中国的真实影响力。这种研究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重视考据、训诂的传统，又结合了最近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话语”“文本”“语言学转向”等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98]优秀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层出不穷，在此仅举方维规、黄兴涛对“文明”“文化”概念的考察[99]和陈建华对“革命”一词的研究[100]两例。[101]另外，研究某一学科历史的学者对某些学科名词在中国产生、发展、确立过程的探索也不断有新发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见《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等书。[102]
针对如何扩展新名词研究的深度，有学者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刘禾在《语际书写》和《跨语际实践》两书中对美国学者萨义德的后殖民话语理论进行了反思。[103]她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也就是对“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进行考察。[104]黄兴涛则从“搭建现代思想平台”的视角对近代新名词的意义进行阐发，提出不仅应从“社会的文化史”角度考察新名词产生、传播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社会因素，还应从“文化的社会史”角度，对新名词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社会化过程进行考察，注重对承载它们的权力和制度性载体的分析。[105]冯天瑜则从思想与词汇“跨文化旅行”的角度，探讨了近代新语在从原产地（欧美）到中介地和受容地（中国和日本）的“旅行”中经历接受和抵抗的不同态度，获得新的意义与用法，最后被本国语言“涵化”的过程。作者试图从“文化互动”视角，通过追溯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新知的涌入所创制的汉字新语的源流，展现中日双方在“积极回应、彼此推引、双向传播”过程中实现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图景。[106]
综观目前对于近代新名词的研究，论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言论界领袖的文章和报刊、辞书、教科书等文字资料，研究的问题多为考证这些词汇意义的变迁、传播以及社会认同等，而往往容易忽略新名词传播过程中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国家行政力量对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比社会的努力更有效用。晚清时期，尽管各个阶层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与力量呈上升趋势，但“大政府、小社会”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何况新政期间清廷还采取了诸多集权措施巩固其统治力。因此，考察清末新名词问题，政府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措施对于近代新名词的发展与传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编订名词馆可视为一个典型案例。
至于贵胄学堂，它的诞生同样是在新文化的背景下。“欧风美雨驰而东”，传统的宗室教育早已不合时宜。接受西式的军事教育、法政教育，成为宗室子弟在西学东渐的变革时代攫取政治权力的救命稻草。新政期间，清廷安排许多满洲权贵出洋考察，重点学习的就是欧美、日本等国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于是，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招收贵族子弟学习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知识，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些新成立的贵胄学堂，尽管因其学风恶劣，在当时便引起社会嘲讽[107]，也未能挽救贵族集团的历史命运，但它毕竟也是清末改革中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教育机构，对这些贵族学员的思想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例如载沣、毓朗等朝中大员，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时态度都颇为认真，这为其推行新政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与知识资源。受清末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开设贵胄女学堂的讨论在贵族集团中也引起了一定的思想触动，这也有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
从教学内容来看，陆军贵胄学堂和贵胄法政学堂的课程与同时期的军事和法政学校并无区别。在陆军贵胄学堂，学员除了要学习伦理、汉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传统知识之外，还需学习外国历史地理、外语、理化、军事学等西式学科，同时还要完成西式的军事训练；贵胄法政学堂的学生同样要兼修中外课程，其核心课程为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法等一系列法律课程。这些课程体现了学堂所具有的现代性要素，值得研究者关注。
甲午战后，新思想涌入中国，使清朝统治者既喜且惧。一方面，他们通过兴办新式教育，因势利导，使新思想新文化为己所用，帮助推进新政和稳固统治。贵胄学堂正是清廷为辅助王公贵族学习新学、办理新政而设的新式学校。[108]另一方面，新思想新名词的流行又使其警惕内含“不靖”内容，为此加强了思想控制。编订名词馆的设立，表面上是为统一各学科名词的译名，其背后的目的则是强化审查，控制思想。从编订名词馆和贵胄学堂可见，在清末新政中，政治与文化从来都是不能分割的。
[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4602页。
[2]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3] 关于“清末新政”的概念，现在普遍是指从1901年至1911年由清政府主导的改革运动。它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01—1905年的体制内变革，与1906—1911年以“预备立宪”为重心的政治体制自身的变革。过去一些研究多只将前一阶段视为“清末新政”，而将后一阶段单独称为“预备立宪”时期。但近些年来学界普遍认识到这两个阶段实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见李细珠《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
[4] 参见王奇生《导言：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4页。
[5] 陈天华：《猛回头》，严昌洪、何广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毓麟、陈天华、邹容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160页。
[6]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1页。
[7] 《论中国以旧人行新政之谬》,《中外日报》1901年4月28日。转引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8]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六集，论著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224页。
[9] 例如在军事领域，在华传教士丁韪良近距离观察新军的军事演习，评价很高：“这些演习显示，在铁路运输的帮助下，中国能够聚集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十万人大军。”（丁韪良：《序》,［美］丁韪良著，沈弘译：《中国觉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第11页）另外在奏章、报刊中也常见时人对新政的正面评价，但需注意这些评价或为刻意吹捧，不能尽信之。
[10] 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228—233页。
[11] 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鸡鸣书店1947年版，第199—202页。
[12]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65—166页。
[13]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页。
[1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1938年版，第116页。
[15]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90—91、115页。民国时期对清末新政着墨较多的著作，还有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百城书局1931年版）和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两书都从积极的一面评价清末新政的成果，但也不乏对清廷改革不彻底的批评。而对新政引发的满汉矛盾，书中也有简略分析。这两部书可视为民国时期研究清末新政立论较为持平、论证较为周详的代表作。
[16] 关于清“遗民”的政治取向，可参考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版。
[17] 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228页。
[18] 例如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胡思敬的《国闻备乘》、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等书。
[19] 崔志海：《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0] 台湾地区的清末新政研究，也同中国大陆学界走过了近似的道路，即从“革命史范式”下的贬低、忽视，到“现代化范式”下的重新发现。早期研究集中在立宪运动［如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对清末新政中的立宪运动及地方咨议局设立的情况略作讨论］、留学运动（如黄福庆《清末的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总第2期）、军事制度（如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的组织与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总第9期）等方面。1980年代后区域现代化研究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学者出版了一批专就某一区域或省份在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化成果进行研究的著作，包括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朱浤源《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等。上述这些著作均论及清末新政中的改革措施对各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的推动。但总体而言，清末新政研究在台湾地区史学界并非学术热点，相关论著及博、硕士论文较少。关于20世纪西方学界研究清末新政的主要成果，在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点评。在作者介绍的十余本著作中，既有综合性的研究，又有立宪运动、教育、军事、重要官员（张之洞、袁世凯）、外国影响等不同专题的研究。对于清末新政，上述著作作者普遍认为新政中的一些措施改变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的密切联系、教育改革对地方社会的深度冲击以及预备立宪开启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等。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清末新政研究仍有持续的产出。例如Edward J. M. Rhoads的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一书［中文版译名为《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新政中针对满族的改革措施以及满族与汉族高层之间的博弈有具体的研究。Xu Xiaoqun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司法改革的著作Trial of Modernity: 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01-1937（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在分析新政时期中央司法改革的同时，也对地方的司法实践多有关注。最后是Joseph W. Esherick等编辑的论文集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Routledge, 2014），本书汇集了十二篇中国学者研究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代表性论文，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与主流观点。由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近些年来其清史研究包括清末新政研究的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其研究焦点在时段上逐渐后移。关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清史研究概况，可参阅胡祥雨主编《百年清史研究史：海外研究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1] 例如朱英在《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就正面回应了李泽厚贬低辛亥革命、拔高清末新政的观点，深入评析了清政府在实施新政过程中的种种失策，使学界对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评价更加准确、客观。又如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时，法学界一些学者提出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认为《清帝逊位诏书》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论述角度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关注与回应。
[2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254页。
[2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294页。
[24] 李细珠早已指出，清廷当局、立宪派和革命派这三个清末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分分合合，形成了历史的合力，深刻影响到清末及民国的政治实践。（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和革命的互动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从这一视角出发，许多学者致力于对清末政治事件与人物的再研究，摒弃刻板印象，挖掘过往所忽视的历史细节。
[25] 对于清末新政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考崔志海《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李细珠《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以及崔志海《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兰州学刊》2020年第5期）等文章，此处不详细展开。
[26] 具体的学术史回顾，参见朱文哲《清末十年满洲权贵统治策略的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第2—11页；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杨猛：《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8年，第3—15页。
[27] 熊月之在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将晚清中国的翻译人才分为中述人才、西译人才和日译人才三类。中述人才以洋务运动时期的李善兰、徐寿和清末的林纾为代表，并不精通西文，其翻译工作需要借助西人或精通西文的中国人。而西译及日译人才大多出现于甲午战争以后，其外文能力出色，能够独立从事翻译工作。（参见上书第679—680页）严复等人一方面精通外语，能够独立译书；另一方面身份相对独立，并非高官幕僚，因此在选择翻译时具有较大自主性，且以翻译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因此笔者将其称为“第一代独立翻译家”。
[28]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族官员在清廷的地位越来越高，其中出任地方督抚者，通过把持财、政、军、教等大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在清末新政中，立宪派成为推动宪政改革的重要势力，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动力。这些新兴的政治势力使清廷中的满蒙权贵集团高度警觉，希望通过实施新政，将权力牢牢把持在“自己人”手中。对于晚清以来的政治格局研究，可参考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9] 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0]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31] 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3] 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4] 代表性成果包括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等。
[35] 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刘伟、彭剑、肖宗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
[36] 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37] 刘增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8] 白文刚：《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小莉：《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9] 《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学部官报》第八十五期，宣统元年三月十一日。
[40] 《奏本部开办编订名词馆并遴派总纂折》,《学部官报》第一零五期，宣统元年十月初一日。
[41]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清史稿〉本传》，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2、1544页。
[4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0页。
[43]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9页。
[44] 原文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66页。
[45] 原文为：“据章士钊说：‘（民国）七年（1918），愚任北大教授，蔡校长（元培）曾将先生（严复）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借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页。钱基博书和本书记载的章士钊言论最早出自章氏《孤桐杂记》一文（《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1925年8月29日）。
[46]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47] 康有为在1900年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48] 详细讨论可参见孙晓娅《如何为新词命名？——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
[49] 详见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4期。
[50] 彭雷霆：《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1] 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367页。
[52] 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196页。
[53] 张运君：《严复与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
[54] 王亮：《学部编订名词馆时期的严复与王国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55]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99、283、379页。
[56] 何思源：《清末编订名词馆的历史考察》,《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57]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4—295页。
[58] 分别载于《湖北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总第32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59] 程学峰：《贵胄学堂与清末贵族》，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60] 王栋亮：《清末陆军贵胄学堂述略》,《历史档案》2008年第4期；冯月然：《陆军贵胄学堂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55—60页；张剑虹：《清末贵胄法政学堂研究——基于清朝军机处、内阁、宗人府档案的考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谢曼：《晚清宗室教育研究》，烟台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21年。
[61] 柳岳武：《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
[62] 黄湘金：《贵胄女学堂考论》,《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3] 参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64]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65] 笔者在此所用的“西学”一词，概指广义上的“西学”，既包括了直接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器物、制度、文化等新知，又包括经过日本的中介而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对于后者，有研究者将它称为“东学”，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66]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83—197页。
[67]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6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69] 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0]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52页。
[71] 《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72] 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3]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74] 黄兴涛：《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光明日报》2013年2月7日，第11版。
[75] 彭雷霆、谷秀青：《清末编订名词馆与近代逻辑学术语的厘定》,《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76] 冯志伟：《严复手批〈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原稿本的发现》,《中国科技术语》2014年第2期。
[77] 杜良：《编订名词馆与〈数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的编订》,《中国科技术语》2016年第3期。
[78] 张胜前：《从〈辨学名词对照表〉看逻辑术语的变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79] 何思源：《严复的东学观与清末统一译名活动》,《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80] 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209页。又可参考作者的另一部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
[81]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总第1期，第67、76页。
[82]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总第62期。
[83] 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1页。
[84] 相关研究成果，还可参见王中江《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侧面——从严译术语到日译术语的转换及其缘由》,《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胡稹《严复的译词与日本的“新汉语”词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王荣《雅训与传承：从严氏译词看严复的语言观》,《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廖七一《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所取代？》,《中国翻译》2017年第4期。
[85] 限于篇幅，以上仅略述中国近代统一译名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更加详尽的综合性研究可参考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总第1期；王冰《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温昌斌《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针对某一学科或某一个人、机构的专门研究，可通过以上论著按图索骥，恕不一一列举。
[86]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强调以“产生一定影响”作为是否将某一词汇纳入研究范围的标准之一。笔者认为，对近代新名词的考察，不仅应致力于对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词汇进行考察，还应注重研究那些已经被时代淘汰、但在当时仍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词汇。比如，尽管严复所译的诸如“群学”“天演”等词，早已被日译名词“社会学”“进化”所淘汰，但这些严译新语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87] 由于专业知识所导致的研究视角的不同，语言学家在研究这一领域时，多使用“外来词”“新词”“借词”等术语。更详细的探讨参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84页。
[88]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89]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90]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5页。
[91]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5—537页。
[92] 参见［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1—338页。
[93]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相关学术批评，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汉语外来词的最新研究——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
[94]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原著出版于1993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达所理解的“革命”并不只是狭义的“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见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还应包括“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悄悄地进行”的“革命”。他在本书中所要研究的新政时期的思想与体制变革就包含在这种广义的“革命”之中。（参见作者上引书，第2页）
[95] 作者所指的“新载体”为“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及顾问”,“新概念”的源泉是“翻译包括学校教科书在内的日文书籍”。同上书，第46页。
[96] 同上书，第195页。笔者认为作者在此夸大了日译新语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首先，作者在这里假设了一个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情景，并分析它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似乎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原则；其次，近代以来围绕新概念如何翻译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促进了学界对于新概念的准确界定和新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这些贡献远大于这种争论在社会上引发思想混乱的负面影响。
[97]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8—678页。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如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总第62期；黄兴涛《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载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0—129页。
[98] 对此类研究进行方法论的探讨，可参阅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99] 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00]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1] 由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从2013年开始出版，目前已出至第六卷。本书汇集了中外学者对近代新名词个案研究与方法讨论的最新成果。
[102] ［德］朗宓榭、［德］阿梅龙、［德］顾有信编著，赵兴胜等译：《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德］朗宓榭、［德］费南山主编，李永胜、李增田译：《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03]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4]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页。
[105] 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两篇论文以及《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的相关文章。
[106] 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
[107] 有一首竹枝词专门讽刺陆军贵胄学堂：“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108] 贵胄学堂的新设，除了受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外，还与清末统治者张扬满洲意识、抑制汉族地位的统治策略相关。在开设贵胄法政学堂的奏折中，宝熙便直言不讳地声称：“政要之地，非无阶级者所骤跻；机密大计，非至亲贵者不足与议。”（军机处录副奏折，卷538号）清朝立国后，政策上一直偏重满族、蒙古族，视其为立国之基。近代虽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汉族军功集团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满洲畸重的权力格局，但在戊戌政变之后，满洲权贵重新揽权，并借新政之机大力排挤汉族大臣。这些举措不但使汉族官员离心离德，也导致革命党的“排满”宣传正中其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