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治生态与政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代总序）
大时代与好时代
20世纪，全球化特征日趋凸显。它的第一个十年，资本帝国主义以血以火以资本的形式急速膨胀，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一些继续沉沦，一些幡然奋起，这些变化同时解构着世界。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持续的苦难，强敌逼迫，国势凋敝，当权者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走入20世纪，国家历史进程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我一直以为，晚清不是好时代却是大时代。所谓“好时代”包括“文景之治”、唐宗宋祖等千百年传颂的妖娆，无须更多申说，大时代的意义却往往不同。之于晚清，其“大”特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走出专制、拥抱共和，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变动之剧，罕与匹敌。久居和平环境的我们，很难体会那种翻覆与动荡。1907年，因涉嫌“康党”而避祸上海的孙宝瑄感慨：“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诚数年前余等居海上时所梦想不及也。”[1]如果不是身处其间，很难体会短短七八年，观念、风气、时局所发生的剧变。
解构与重构是复杂多元的裂变过程。至清末，七十年变局造就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结构发生从中心滑落边缘、边缘位移中心的秩序塌陷。经由太平天国运动，中央地方的权力消长致使督抚始而“尾大不掉”继而“分庭抗礼”终则“离心离德”。经由新式教育、选拔人才方式的变化，导致旧士人失势、新知识分子崛起，士大夫与皇权“天然联系”的纽带断裂。经由湘淮军、新建陆军，扭转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却反转为“兵为将有”的格局。至于国家财政的窳败、满汉矛盾的潜滋暗长、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耗，皆导致了统治危局。如何才能“解套”？显然，想维系旧的改革思路是没有指望的。
困顿求生，预备立宪不期而遇。但对它的期许，简直是见仁见智、南辕北辙。革命派要取消君权、立宪派要限制君权、当权派要维护君权，几近各不相让。博弈的过程，就成了清末政治渐次脱离君主专制走向立宪、走向共和的过程。
实际上，清末政治走向有多种可能性。一味地论证王朝最高决策者如何走向失败不过是习惯上的后见之明。在研究中，以历史的结果预设“固定”的进程，会遮蔽历史演化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可能进程。历史学一向有解释的功能，我们想解释这些过程，想指出各种可能，想说明结局的偶然与必然。追寻怎样走偏、如何误入歧途以及违背初衷的蛛丝马迹，好似围棋高手的复盘，会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现实价值与学术意义。
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行进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天命”中的“气数”又是何时“耗尽”，自我朽败又是怎样开始且逐渐加深加速的呢？
清末政治的研究
与清末历史同样丰富多彩的是研究的热闹非凡。就研究范式而言，革命、现代化、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先后登场，相互砥砺；区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各领风骚，反复切磋；一些固有的热点被冷落，一些貌似不起眼的问题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学界对清末政治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例如辛亥革命，经由民国时期的英雄谱系书写、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叙述，学术层层堆垒，不仅成为高原，简直就是高山巍峨。但不可否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辛亥革命的研究畸轻畸重，轻易地抹去了革命之外丰富的历史侧面。彼时，清王朝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甚至态度与立场略显温和的群体都被当作革命的对立面，甚少关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港台地区的学者开始把视野投向立宪派、立宪运动；八十年代后，内地研究者也陆续调整了研究视野与方法，突破了简单化、贴标签、泛革命化的框架。此后，晚清政治史至少沿着三条线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线索、政治现代化的线索、权力结构与运作的线索，在六个方面——系统化、序列化趋向；从革命史单一向度到多维视界展开、形成多元互动的态势；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大幅推进制度史研究；开拓政治文化史、心态史、权贵研究等新领域；整理出版大量的晚清史资料，为研究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近三十年的晚清政治史成果显赫。即便如此，大家都觉得仍有一些待深化、需拓展的空间。
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仍可进一步细化、深挖。政治史研究与政治人物密不可分，随着史料发掘整理，对那些以往被忽视的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核心群体、满蒙权贵仍然有研究的空间；对清廷政策的调整、立宪认识与实施、解救危机的选择仍然有推敲的余地。甚至，清末新政取自民间的巨额经费，到底给下层人民多大的压力？百姓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进一步追索与解释？其实，自2012清帝退位百年之时，不少学者已经把视野转向了清廷权贵，试图更合理地解释鼎革之际“原体制内”的变化以及内部的自我侵蚀与消融。
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的客观事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穷尽晚清、清末的话题（可能永远不能穷尽），很多真相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很长时间以来，谈及20世纪初十年这一段历史，人们多把它看作辛亥革命的准备、发动、成功与失败的完整链条，言外之意，楼都塌了，分析楼的主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回到历史本身，辛亥革命只是清末十年的一部分，换一句话，清末历史的多元内容远远不是一场革命所能涵盖的。
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梁
异彩纷呈的历史由人类写就。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叙事”、治乱兴衰之外的丰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轻慢”。[2]但是，当我们能够回望人类社会进程时，琐碎的边边角角毕竟是海滩上的沙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是家国大事。所以白寿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历史的脊梁”。
制度、人物、治乱兴衰是政治史最基本的观察点。我们立足于这一基本认知而关注清末政治大环境，也就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关于政治生态，时人早有涉及。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信函中指出，“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他把矛头指向了朝廷，也就是满蒙权贵把持的国家政权，认为他们是导致清末政治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此后，研究者多承袭革命党人的申说，对清末的政治生态一言以蔽之“窳败”。那么，当权者是否知其“窳败”？是否任其发展而不想办法、不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全不对症、全然无效？是措施不对还是“运命”不好？换句话说，是否清廷没有一点机会、一点“历史的余地”？在我看来，至少宣统之初，少壮亲贵是有信心的。胡思敬说：“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3]先是积极进取，继而懈怠疲玩，很快就书写了清末政治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这与人们惯习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政治大转型时代，彼时存在着险中求胜的可能性。本着这一认知，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重新探讨当时的政治生态，分析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塑造政治生态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围绕满蒙权贵着手展开20世纪初十年的政治生态研究，策划了“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这一书系。从选题火花到逐渐清晰再到杀青历时十余年（每一种著作出版时间各不相同）。作为书系的主编，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就特别关注晚清政治史及权贵群体。[4]其后，有感于晚清政治史研究远没有穷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还需要“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心怀这个梦想，我在指导硕博学位论文时，开启了“十年大计”。我们打算从史实出发，力图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研究当时的权贵集团与政治生态。我们所说的“权贵”，是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而满蒙权贵则专指清朝统治阶层位于权力核心的满蒙王公贵族、旗籍高官及封疆大吏；有时候范围更小一些，指的是皇族近亲，大凡取这个意思时就称之为“亲贵”。清末，由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性，权贵群体很难完全排除统治阶级中的汉族高官，故兼及之。研究的重点是清末政治生态的样态、成因、流变；执政的满蒙权贵的政治认同及其变化；对改革的认知、决策、争论以及政改取向；满蒙权贵对宪政理解；改革实施等关键环节，阐发体制内改革的因应及成败得失。
那么，什么样的生态造就了清末的制度变革、人物遭际以及房倒屋塌呢？
书系的构成
我们试图在全球观照下，讨论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外部逼迫与内部矛盾、政策调整、改革举措，特别是聚焦于满蒙权贵的际遇、因应、行事风格、所思所想。试图推演清末政治生态以及“危机”对改革成败的影响。
书系包括九种专著，分别是：
朱文哲：《王朝与国家：清末满洲贵族的政治认同》
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杨猛：《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
梁山：《清末政治与中日关系》
周福振、庞博：《“铁帽子王”善耆与时代变局》
闫长丽：《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
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制度变革》
何思源、程学峰：《新政、新制、新文化：编订名词馆与贵胄学堂》
这些研究包含以满蒙权贵集团各个群体为视角的综合考察，以执掌中央职能部门的显赫亲王以及执政一方的满蒙督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还包括清末若干新设机构的个案研究。
在我们看来，清末新政乃至预备立宪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自主选择。满蒙权贵先是颟顸不足道，后是走向世界并认识了权力的变通方式（用立宪代替专制）。尽管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地维护着皇权，但毕竟不知不觉地拥抱了现代制度文明。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揭示的大革命萌生于旧制度所说的那样。即使王朝覆灭以后，清末新政以及立宪的一些措施依旧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或者一项制度性奠基。大如现代政治的形成、政治结构日趋专门化、政治职能的扩大和完善、政治组织趋于制度化、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走向、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赋予、人民权利的宪法表达、现代生活观念的生成等，小如街道门牌的编制、衣食住行的变化，追根溯源，无不聚焦在那个时代。因之，考察它的过程、分析它的利弊得失、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就具有了鉴往知来的意义。
我老是耽误自己。其实早些动手可以更从容地思考。但终日奔竞于日常琐事，每一次都是到交稿“大限”所剩无几才仓皇上阵，于是曾经的思考化为“大脑空白”，只好临时起意，匆匆了事。谨以为序。
孙燕京于朝阳袖手斋
丁酉腊月
[1] 《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57页。
[2] 参见拙文《“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 胡思敬：《军机不胜撰拟之任》,《国闻备乘》，卷四，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94页。
[4]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于1984年完成答辩，此后心猿意马，直到三十年后才再次回到这一领域，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