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 [1]
方 铁 黄禾雨
―、关于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2]两个部分。硬实力是指该国的社会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等硬件拥有的程度，软实力则是指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软实力具有内涵不易确定、外延相对模糊、内容不易量化等特点。进一步来说，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制度力量和文化力量，还包括国际认同、公共话语权、良好形象塑造能力、软实力传播途径、推动国家有序发展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状况可说是“古今皆然”。中原王朝理解和施用的文化软实力，[3]与非中原王朝有所不同。由于以相对先进的农业文明为统治基础以及统治的时间较长等原因，中原王朝施用于治边的文化软实力，较之非中原王朝更为复杂，产生的影响也要大得多，乃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中原王朝有别于非中原王朝的一个特点，是中原王朝以本朝核心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为基础，形成一套特有的统治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理念。中原王朝的意识形态，受到典型农业社会及所衍生的政治集权制度、封建宗法制度等的深刻影响。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特有的统治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理念，提升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国家治理方面，形成中原王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有深刻感受，对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有充分自信，并以此为巩固王朝统治及扩展势力的利器。就施用的对象而言，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大致包括对置于王朝统治下的各类政治势力、社会各阶层的感化力与号召力，以及施用于边疆及徼外地区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两个部分。
中原王朝治边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即全国统一的时期与局部统一的时期。在全国统一时期，中原王朝治边的既定目标，是以典型农业地区为核心，有效应对边疆反侧势力的挑战，稳定和发展边疆地区；另一方面，积极抵御或反击徼外势力的进犯与干扰，形成睦邻相安的有利局面，以稳定和发展全国性的统一。在局部统一时期，中原王朝治边的主要任务，仍是以典型农业地区为核心，向外界宣示本朝秉承前朝的正统地位，削弱乃至战胜挑战自己的其他政权，争取实现对全国的统一。至于某些边患严重的统一王朝（如明朝），其治边目标则兼有局部王朝的一些特点。无论在全国统一时期还是局部统一时期，绝大多数中原王朝都有坚持华夏文化、追求全国统一的政治理想，坚信华夏文化之优越与遇敌必胜，并坚持以华夏文化感化或融合反侧的一方。从这一点来说，中原王朝之中的统一王朝与局部王朝，其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与特点大致相同，并在上千年间形成了传统，随着时代改变与当事人认识上的深化，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施用方式与效用等也发生了变化。
二、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
中原王朝认为夷、夏两者有显著区别。中原王朝的腹心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这一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地区，以兴盛的农业生产为基础，形成相对先进的农业文明，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华夏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时期，农业文明在中国及周边地区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中原王朝乃具有高度的优越感，视华夏以外的文明为卑下，具体表现为夷夏有别的观念。中原王朝自称“华夏”或“夏”，以华夏以外的文明为“夷狄”或“夷”。中原王朝所称之“夷狄”或“夷”，并非指某一种类民族或某一地域范围的民族，而是包括了中原王朝边疆地区的土著民族以及同中原王朝有往来的邦交之国。[4]清末洋务运动的提倡者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言之“夷”便是指西方列强。
夷夏有别观形成于战国时期，以后又有补充和发展。汉代史学家班固对这一观念做了较全面的概括。他说：华夏居天下之中，蛮夷居华夏之外，先王为区别夷夏远近有别，乃分置九州、列五服之制。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其习俗、服饰与华夏不同，因此先王待之如兽畜，采取“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与“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治策。“夷狄”若慕义来献，朝廷必待之以礼，以此羁縻不绝，若与中原王朝失睦应“使曲在彼”，此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5]夷夏有别观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天下观、文明观与内外关系观，成为治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基础，在数千年间产生了深远影响。
夷夏有别观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华夏中心观。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华夏文明较早摆脱蒙昧状态并呈现一枝独秀，华夏以外亚洲的其他文明，对华夏文明长期处于遵从、模仿和学习的地位。奉华夏民族为宗主及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也被其他文明的所有者接受，以此为基础乃在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夷夏有别观既以文明的类型为划分夷夏的标准，所谓“夷狄”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在地理分布上便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相对清晰，而与“夷狄”地区毗连的区域难免模糊，同时“夷狄”的范围可向外部任意延伸的情形。表现在中原王朝的疆界和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方面，便是边疆的范围长期含混且经常变动；而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夷狄”，究竟是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还是属于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属国，乃至是通过朝贡途径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之国，有时便难确定。其中识别难度最大的是边疆民族、边疆政权与相邻属国。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中，边疆民族、边疆政权或属国的性质不易区分，同时还有性质经常变化的情形。边疆民族、边疆政权或属国在地理上的分布，实际上是一个外延游移、较为宽阔的中间地带。夷夏有别观既是天下观、文明观与种族观，也是制定边疆治策与邦交应对原则的基础。在夷夏有别观之下“夷狄”概念的含混，为中原王朝施用治策提供了宽松的可变范围，中原王朝制定的封贡制度，因此也大体适用于不同分类的“夷狄”。由于封贡制度具有这一特点，朝廷于“夷狄”的应对即便略有差池，也不至于出太大乱子，在元代以前尤其如此。在朝廷的积极推动下，封贡制度广泛施用于各类“夷狄”，封贡制度所体现的治边文化软实力，也得以传播四方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崇夏抑夷的思想。夷夏有别观推崇华夏、贬低“夷狄”，甚至认为华夏之先进与高贵、“夷狄”之落后与卑下，均属与生俱来难以改变，对“夷狄”极为蔑视和轻视，提出须严格划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左传·成公四年》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认为距离华夏之地愈远的地区，愈为荒芜及落后野蛮。《北史·高丽传》 称：华夏感生地之灵天生仁义，“夷狄”感荒裔之气狠而好乱。[6]受崇夏抑夷思想的影响，在治边方面，诸朝产生了“先事华夏而后夷狄”、[7]重“根干”轻“枝叶”、亲华夏远“夷狄”等观念。
三是夷夏之间须保持必要的间距。这是中原王朝恪守的一项原则，也是重根干、轻枝叶策略思想的体现。主要表现是“不臣异俗”，即不以招徕远方的“夷狄”为追求目标，朝廷与远方“夷狄”交往必须掌握“度”；不招徕远方“夷狄”并非王朝之德不能及，兵威不能至，乃是因为“夷狄”“兽心贪婪，难率以礼”,[8]因此与之保持适当的距离，最终目标是实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9]中原王朝治边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夷狄”归附则受而不拒，“夷狄”反叛则弃之不追。[10]武德二年（619）唐朝的诏令说得清楚：“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11]中原王朝提出“不臣异俗”，既有重本抑末方面的原因，也体现了朝廷借此减少治边成本的考虑，即认为“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臣而畜”。[12]以上述观念为基础，中原王朝进而形成“守在四夷”的思想。
用夏变夷观是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另一基础。用夏变夷观主要源自儒家的德化观。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以忠信之美，并以其道德观念来解释夷夏之间的关系。如提出信为国家之宝，若弃信背邻，遇患难将无人相助。义与信、和与仁，皆为霸王之器。多行不义必自毙。小国所以事大国，是因为体现信；大国所以保小国，是由于奉行仁。亲仁并善待邻邦，为国家之宝。与戎狄和睦，是国家之福。违背盟约不祥，欺骗大国不义。儒家还分析了德与威之间的关系，认为朝廷应对“夷狄”，实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治策，体现了统治者的德与威。朝廷应对“夷狄”，德与威不可或缺，当“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但仁者不可求逞于人，兵戎不可自我始。[13]儒家所提倡的德化观，反映了农业社会具有的和平、和睦、讲究诚信等思想，体现出中原王朝之大国风范，属于治边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从德化观出发，中原王朝认为于“夷狄”广行德化，便可实现“德泽洽夷”，取得“不事遐荒”的效果。先秦人十分重视德化的作用。墨子提出若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敬服便倚马可待。楚庄王也说：无德而强争于诸侯，何以服众？司马错提出欲称王者务博其德，将有德、广地、富民列为称王必备的三项条件。[14]先秦之后，历代思想家对“德泽洽夷”的内容亦有补充和拓展。汉朝大臣提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中原王朝的边塞能百代固守，“非以阻险，以文德也”。[15]明臣桂彦良认为以德怀夷，是为了“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达到“守在四夷”之目的，对“夷狄”若能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便为中原王朝治边的上策。[16]司马光说得更明白，他称对“夷狄”“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将其“处之四裔”，是为“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此乃先王之良政。[17]可见中原王朝对“夷狄”推行德化政策，实现“以夏变夷”，是企望用自己的道德力量与良好形象，通过和平的手段争取“夷狄”认同，以稳定边疆地区和羁縻周边四夷，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三、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与施用目标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文化、实力和制度。
彰显文化是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之一。中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在中国形成很早，较之结构相对单一的游牧文明和发展滞后的山地文明，农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优势，如生产效率较高且稳定，在早期人均耕地面积甚大、自然生态环境未遭破坏的情形下，耕种一年可食数年，一部分人口乃从直接生产者剥离，从事其他方面的创造或服务，在很长的时期内，发达的农业文明使其他文明难望其项背。华夏文化是产生于农业文明的奇葩。华夏文化打上了农耕社会的深刻烙印，如安土重迁、和平和睦、尊卑有序、忍让包容等观念，便来自农耕社会。出自地理环境封闭及长期一枝独秀等原因，农业文明及所衍生的华夏文化很少受到挑战，中原王朝对自己的文化一直怀有高度自信，将之视为治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中原王朝向外传播的文化，主要内容是宣传其博大精深，传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别等价值观，同时体现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讲求诚信、宽广包容等道德观。在处理与周边“夷狄”的关系方面，中原王朝提倡守境相安与求同存异。汉、唐两代是中原王朝前半期的鼎盛时期，汉、唐均重视彰显文化及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其共有的特点是对“夷狄”广施德化。
汉朝广施德化主要是通过纳质制度与和亲制度。通过纳质之制，边疆“夷狄”向汉朝大量遣送充为人质的贵族子弟。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至长安入觐。宣帝待以殊礼，共迎于渭桥之下的蛮夷君长王侯达数万人。[18]其中除一些是赴京入觐及留居的首领外，大部分是入侍京师的质子。永初年间（107—113），鲜卑百余属部的酋长，向东汉一次遣送质子数百人；班超镇抚西域，西域五十余国皆向朝廷纳质。[19]对居住长安的质子，朝廷或编入侍卫军，享受优厚的待遇。还有一些质子则留居边疆重镇，朝廷亦待之以礼，甚至为其兴办宾馆或学校。鲜卑属部酋长向东汉纳质，朝廷为之修建南北两个“质馆”,“以受降质”。[20]汉朝还积极与边疆“夷狄”和亲。通过频繁的和亲，把汉朝的文化传播到边疆地区。
唐朝对“夷狄”施行的纳质制度与和亲制度，在内容与规模方面不让两汉，甚至有超出者。不同于两汉的是唐朝还通过向“夷狄”赏赐书籍、接收“夷狄”子弟入国学等形式，推动华夏文化向外部传播。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数至国子监，听担任学官的名儒讲论，并增学舍1200间，增学生至2260人。四方学者乃云集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21]据《旧唐书·新罗传》，太宗将自书之《温汤碑》《晋祠碑》及新成的《晋书》赐给新罗。垂拱二年（686）新罗上表，求赐《唐礼》及其他书籍，“武后赐《吉凶礼》并文词五十篇”。[22]日本多次派遣唐船到唐朝，赴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官员和学者络绎不绝。唐朝的周边地区掀起学习唐文化的高潮，为东亚地区华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传播德化的目的是稳定四夷，而并非征服“夷狄”，中原王朝施行德化是预置底线的。一些君王并不希望“夷狄”仿效华夏而彻底改变旧俗。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上表，称请依隋朝的服饰法用之制，改变如同华夏。炀帝以为不可，乃下诏：“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夷夏“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23]明弘治十七年（1504），佥都御史刘洪奏：所属土民苗族日渐蕃盛，混处无别，请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与汉姓。皇帝回答：“华夏自有定分，可随其土俗称呼，定与姓氏不必用百家姓。”[24]
对能否让“夷狄”掌握华夏文化的精髓，汉、晋、唐、宋等王朝亦有争议。唐臣于休烈上《请不赐吐蕃书籍疏》，称典有恒制不可送人，并引东平王入朝求赐《史记》等书被汉帝拒绝的典故，说赐给吐蕃书籍，无异于赠之以兵，资其屯粮；若朝廷非赐不可，当除去《春秋》等书。[25]对朝廷规定“夷狄”纳质的制度，朝臣或有非议。天册万岁二年（696），唐臣薛谦光上疏，称“国之利器，不可示人”，晋武帝好慕化虚名，允许“夷狄”习史汉等书，皆计谋之失。突厥、吐蕃、契丹等所纳质子，得以入朝学习汉法、目睹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建议禁绝质子入朝之制，已入朝的质子不可放其归国，以防泄露机密。[26]
两宋难敌北方的辽、金与蒙古，甚至被迫向后者称臣纳贡。宋朝的“华夷之辨”意识十分明显。历代王朝与周边四夷多有和亲，唯两宋不见于记载。两宋禁止禁书、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类书籍出境，管理严格的程度实为少见。景德三年（1006），北宋皇帝颁诏，除九经杂书外，边民不得将其他书籍带入沿边榷场交易。天圣五年（1027），鉴于臣僚文集经河北沿边榷场流入辽地，北宋重申不许有规定内容的书籍出境的禁令。元丰元年（1078），朝廷颁布更严格的禁令，规定私卖书籍与化外之人者流徙三年，情节严重者配流千里。[27]
唐末两宋时期，东亚地区的形势逐渐改变，中原王朝的文化传播也遇到阻力。文化传播的内容及重点，因此相应发生了变化。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另一项内容是彰显实力。中原王朝的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与军事实力。中原王朝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粮食总产量甚高且收成较稳定，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无须通过对外掠夺来补充。这一优势既为中原王朝拥有雄厚的国力创造了条件，也是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于内部的安定与发展，而不甚在乎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以专制和中央集权为特色的统治制度下，中原王朝握有全面掌控社会与臣民的权力，随时可调用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源。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为基础，中原王朝可形成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某些时期，中原王朝拥有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并不对称，军事实力或明显落后于经济实力，其中既有军事制度不甚合理等方面的原因（如宋朝），同时也与农业社会的军队难与擅长流动作战的游牧民族相匹敌等有关。
中原王朝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统治者认为库存丰厚且易于获得补充，一些王朝将大量资源用于治边。除与治边有关的用兵外，中原王朝对徼外“夷狄”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也消耗了不少资源。一些统治者为营造声势及显示国威，还耗费银两做尽表面文章。汉朝所遣使者逾葱岭，抵安息。沿途诸国皆派遣使者，随汉使赴长安觐见皇帝，汉朝“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汉朝又置奇戏与怪物，让使者聚观，并广行赏赐，设酒池肉林，令来者遍观府藏之丰厚，诸国使者“见汉之广大，倾骇之”。[28]突厥被唐朝打败后，“倾国入朝”，唐廷每见一人初降，均赐物五匹、锦袍一领。凡酋长均授以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29]北宋对“夷狄”的贡品“估价酬值”，并回赐使臣以珍贵物品，如回赐高丽国王，仅绢一项便以万匹计。明清时天下形势剧变，兼之朝廷国力有限，“厚往薄来”或流于形式。明朝企望恢复汉唐盛仪，仍岁时颁赐，致使库藏为虚。而四方“夷狄”进献奇珍异宝、名禽殊兽日增，明廷因此疲惫狼狈。明人讥讽诸夷进贡方物徒有其名，贡品大都草率不堪；“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30]
由于觐见可获中原王朝的赏赐，一些徼外商人冒称远夷朝见，亦获得丰厚的回报。永乐年间（1403—1424），明成祖欲使远方诸国无不臣服，致力于积极招徕，西域之使岁岁不绝，络绎于道路。一些商人伪称贡使，携马、驼和玉石等扬言进献；既入明朝边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觐见后还可获得大量赏赐，朝野上下为此颇多抱怨。[31]
在王朝统治时代，统治者可有效调用社会资源，满足治边成本的付出。过度治边不但耗费国库，亦广泛动用社会资源，尤其是大量调用男壮劳力，对维持农业社会的持续生产造成很大威胁。由于治边的成本甚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也不尽合理，盲目拓边使中原王朝的国力乃至维持统治都面临严峻考验。历代朝臣乃将盲目营边，提高到削弱国家实力乃至动摇王朝根基的高度来认识。唐臣杜佑说：汉武帝凭借文、景两朝之富，兴师以拓边，致使全国户口减半，最后被迫下哀痛之诏。褚遂良称唐朝用兵高昌，致使供役的河西地区十室九空，五年不可恢复。朝廷又岁遣丁壮赴边疆屯戍，行程万里，去者资装均须自备，百姓为此苦不堪言，“道路死亡尚不计”。张柬之言朝廷盲目营边，“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32]
制度也是治边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与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上述制度亦有充分自信。鉴于徼外政治势力之多元与边疆政局之复杂，统治者对可掌控的范围由近及远相应削弱亦有认识，因此治边多采取较灵活的国家结构形式，或可称为一国多制。[33]唐末两宋，治边方面的国家结构形式也有较大变化。至于与治边密切相关的封贡制度，在诸朝统治者看来，为王朝政治一统、受封者奉上事主的象征，因此多予固守不愿变通。甚至在天下格局已明显改变的情形下，为外国使者入朝的礼仪问题，清廷还与英国等国多次发生争论。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施用目标是实现“守在四夷”。“守在四夷”堪称大多数中原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34]明人桂彦良说：“驭戎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说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之策。如汉武帝穷兵黩武，隋炀帝、唐太宗远伐高丽，均非守在四夷之道。[35]“守在四夷”的核心，是应对“夷狄”以防守为主，对经边、拓边均持谨慎的态度。
农业社会具有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治边必然守在四夷。一些大臣认为，中原地区的周边为沧海、流沙、大漠与五岭，乃上天所赐，以限夷狄而隔中外，天意不可违。[36]实现“守在四夷”的关键，是处理好守中与治边的关系。中原王朝追求的目标是华夏之地的安定繁荣，认为拓边、治边居于次要地位。唐臣褚遂良说：古代帝王“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37]李大亮上书言：中国百姓为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如“枝叶”，若扰动本根而以厚枝附之，怎得久安。[38]中原王朝提出的治边须分轻重缓急、重本抑末等思想，可说是对历朝治边基本经验的总结。
宋代将“守在四夷”的观念发展为“欲理外，先理内”的治边原则。端拱二年（989），宋臣田锡在奏书中说：“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尚可预防；若奸邪演为内患，则深为可惧。[39]为实现“守在四夷”，宋臣还认为划大渡河为界，将大理国拒于境外，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乃御戎之上策。[40]清代时中国的疆界基本上形成，清乾隆帝乃将“守在四夷”，表述为“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41]
因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中原王朝制订以下的治边方略：
“不以四夷劳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不以无用害有用。”[42]即认为不应耗费大量的国力经营四夷，以免本末倒置影响华夏之地的安定。中原王朝认为治边的理想状态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43]即华夏与“夷狄”守境相安，互不侵犯。中原王朝应对边疆“夷狄”之策，是待以礼让，羁縻不绝而已。[44]可见“守在四夷”的观念是以守疆自安为总体原则，在营边和拓边方面持保守态度，甚至奉隔绝“夷狄”、不相往来为要旨。唐太宗等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并奉此为治边的上策。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国内之事，国内若安定昌盛，周边“夷狄”自然臣服。[45]以“守在四夷”为基础，中原王朝进而形成谨守祖业、注重维护国家统一等传统。
“谨事四夷。”“谨事四夷”的含义，一是对周边“夷狄”扰边须慎重对待，若用武须考虑其必要性与可行性，绝不可草率出兵。二是讲究应对艺术，既对中原王朝的做法划定底线，同时又体现文明大国的风范，做到有理、有节、有度。关于与“夷狄”交往的底线，东汉虞诩提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班固称对“夷狄”应“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若“夷狄”慕义入朝贡献，朝廷应待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唐臣狄仁杰指出对“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既体现了朝廷“推亡固存”之仁义，也可免除百姓远戍之劳役，取得彰显华夏文明与避免耗银扰民的双重效果。司马光认为“叛则讨之，服则舍之”是王者对付“夷狄”的基本原则，若有大汉之强却将盗贼之谋用于蛮夷，“不亦可羞哉！”[46]
以上述方略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远交近攻、注重全局与长远发展的治边战略观。据笔者研究，西汉经营西南夷，主要是企望开通自蜀地沿牂牁江达番禺的用兵道路，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的交通线。东汉与唐朝经营今云南地区，主要动力仍是维持上述达外通道的畅通。自元代起历朝经营云南地区，重点才逐渐转移到经济开发等方面。[47]此类情形在其他边疆地区亦不少见，实为中原王朝实行远交近攻战略的反映。中原王朝治边具有注重全局与长远发展的战略观，主要表现在形成重北轻南的传统，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为治边目标，以及重视施用文化软实力、积极推广德化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面。
“守在四夷”有其合理内核。在华夏文明独步东亚地区的时代，由“守在四夷”演变而来的治边方略堪称积极而有效。但天下形势一旦有变，“守在四夷”蕴含的保守成分便逐渐显现，进而成为中原王朝自我封闭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守在四夷”的观念逐渐落伍，为实现“守在四夷”而施用的文化软实力，其效用与影响亦大不如前，治边文化软实力也相应发生某些适应性变化。
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与传播机制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载体是封贡制度。封贡制度的基础主要是服事观。先秦时，一些侯国提出“五服”说或“九服”说。《尚书·禹贡》所言之“五服”说，[48]内容大致是统治者居于天下的中心，统治者的影响由中心向四面传播，每隔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两服之间又有若干层次，统治者的权威根据距离的远近递减，当地居民对统治者承担的义务也相应减轻。在对先秦服事观进行改造后，中原王朝将之发展为以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主要内容的封贡制度。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基本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规范。封贡制度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体现。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封建宗族制度，首要的特征是同胞亲族聚集于同一家族，《白虎通·宗族篇》载“合而为亲”。其次，宗族成员按照亲疏与辈分的区别，在宗族内部划分复杂等级，并通过家长的层层分封，明确自上而下的驾驭关系，所有成员均绝对服从最高家长宗主。宗族制度通过诸多形式得以体现，做到宗族共主、尊卑有序。农业社会视国家如同家庭，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原王朝将宗族制度施用于治边，于是形成了封贡制度。
封贡制度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双方关系建立的基础：朝贡“夷狄”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的义务等得到体现；中原王朝通过“厚往薄来”，赐给朝贡“夷狄”以丰厚的经济回报；并通过册封，颁予朝贡“夷狄”以各类称号或官职，将其纳入以羁縻府州为基本形式的监控之下。封贡制度具有和平渐进、无须用兵等特点，《礼记·中庸》说：“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唐臣李大亮说得明白：凡称藩附庸者，朝廷当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49]其二，朝贡与册封均遵循自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建立册封关系后，“夷狄”若有反悔随时可废除，一些朝臣将之概括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50]中原王朝还用纳质、盟誓、和亲、互市等具体形式，来巩固与“夷狄”建立的盟约关系。其三，封贡制度适用的范围甚广。封贡制度施用的对象为“夷狄”，而中原王朝所称之“夷狄”，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因此边疆“夷狄”及与中原王朝有往来的邦交之国，皆可纳入封贡制度施用的范围。另一方面，在很长的时期，中原王朝的版图尚未稳定而常有变动，接受朝廷册封的“夷狄”，属于边疆“夷狄”抑或徼外势力时常含混不清，甚至已认定的性质也会改变，因此封贡制度适用范围甚广的特点，大致能符合当时的情形。在古代其他文明发达的程度远逊于华夏文明，以及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夷狄”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等做法的情形下，封贡制度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原王朝不仅构建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而且经常充当各类势力冲突的仲裁人乃至天下局势的平衡者，中原王朝对外的用兵不多，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为了调解冲突事态。在中华礼治文化的影响下，东亚地区大致实现了上千年的和平。对东亚地区文明的进步，封贡制度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有效显现，四方“夷狄”深受华夏文明的浸润，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夏文化圈。治边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汉唐两代尤为明显。
封贡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其一是适用的范围过于宽泛，容易造成边疆“夷狄”治策与邻邦应对政策的混同，这是一些中原王朝治边经常大起大落的一个原因。一些朝臣感叹边疆治策难以奏效。西汉时王莽的部将严尤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周、秦、汉三朝皆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51]另外，华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的变化，“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52]治边甚难在深层方面的缘由，应从封贡制度自身的局限去寻找。其二，封贡制度的内涵肤浅单一，在应用时也缺乏具体的针对性与必要的灵活性。除了施用范围过于宽泛外，大部分王朝治边还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封贡制度主要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演变而来，并不能全面反映周边“夷狄”的情形且能有效应对等。[53]其三，汉唐等王朝奉封贡制度为亘古不变之策，从秦汉至宋代，基本上看不出封贡制度有明显的变化，历朝的治策可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四，封贡制度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朝廷看重政治上的收益而不细算经济账，因此给国库造成很大的压力。在元、明、清施用土司制度等具体治策之前，边疆驻军与边疆官吏全由朝廷派遣，由此也产生巨额的开支。此即一些君臣经常抱怨治边成本过高、收益得不偿失的主要原因。[54]唐朝大臣狄仁杰所言颇有代表性，他说朝廷经营边疆，“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如此必失天下之心。[55]在这样的情形下，奉封贡制度为基本国策的中原王朝，奉行的是自然天成、消极守拙的国际主义，一旦天下形势有变，其做法必然遭遇挑战乃至碰壁。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机制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将治边文化软实力传播至周边；其二是传播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道德观，文化传播注重体现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宽广包容。中原王朝传播文化，主要是通过广施德化、兴办儒学教育这两种方式。
中原王朝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先秦人尤其重视价值观、道德观的作用，认为道德的力量能征服天下，甚至可降服军事力量征服不了的力量。文化能凝聚人心，人心凝聚与否关系到治边的成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尉缭在《尉缭子·兵令上》中提出军事力量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即认为文化是军事力量的灵魂与核心。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宋人认为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边疆“夷狄”近者可悦服，远者亦前来。[56]文化传播是一个和缓与浸润的过程，唐朝将之形容为“润之以时雨，煦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认为受华夏文化熏陶，“夷狄”感化如同置于蓬麻而自直，置之桑葚而怀音，距离“仁”也就不远。[57]明清重视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教育。清人称兴办儒学教育后，土司子弟以入学为荣，竞相仿效衣冠樽俎，应贡举、成进士者接踵而起。[58]
中原王朝的文化传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与东亚地区的形势有关。如前所述，中原王朝享有的农业文明，在中国及周边地区长期处于领先水平，统治者乃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中原王朝以帝王所在地为中心，势力向四周延伸，控制及影响的程度依次递减。另一方面，在华夏地区与邻邦辖境之间，通常存在一个宽广且时有变动的中间地带。在争夺、竞争尚未成为东亚地区发展主旋律的时代，中原王朝倡导的礼义邦交与守土相安，在周边“夷狄”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厚往薄来”与广施德化，中原王朝获得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目的。
文化传播将华夏文化远播至周边各地。在设治、驻军及移民等治边政策的配合下，华夏地区与邻邦间的中间地带逐渐被控制，一些中间地带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而隶属于中原王朝，中原王朝的疆域得以形成和巩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中国在统一破裂后，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能回归统一，并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是中原王朝妥善处理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充分利用华夏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四周“夷狄”实现潜移默化而卓有成效的改造。事实证明：“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59]
文化传播取得的成效，仅在“守在四夷”的情形下有可能实现最大化。若违背华夏文化的精神，文化传播的成效便大打折扣，甚至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历朝总结了以往的经验，认识到拓边必须把握“度”，中原王朝若扩展过快，或企望由华夏天子升级为天下共主，既与华夏文化的精神相悖，力量储备也将迅速消耗殆尽。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入朝请求唐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此后太宗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太宗）临统四夷，自此始也。”[60]大臣对太宗盲目拓边或持异议。贞观十四年（640），太宗欲设高昌为州县，魏徵谏曰：若以其地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换，“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太宗不听。[61]太宗的做法被其后诸帝继承。神功元年（697），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说近年朝廷频繁出师、费用剧增，将撼动国家根基。武则天不理。次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上疏，称姚州地处荒外绝域，朝廷置之为州，但未尝得其税收及甲兵之补，却空竭国库，建议废姚州隶之巂州，武则天未纳。[62]安史之乱引发唐朝暗藏的危机，唐前期在边疆设置的羁縻府州大都废弃，唐亡后甚至出现全国分裂的局面，与唐前期治边或违背了“守在四夷”的原则不无关系。
五、宋代以后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变化
唐末两宋时期，治边文化软实力发生变化，并在元明清时期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元明清诸朝的情形十分复杂，进一步的剖析留待以后续文阐述，以下将宋代以后之大势略做勾勒。
唐末两宋是华夏大地剧变的时代。吕思勉提出，隋唐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3]傅海波和崔瑞德认为，“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元朝之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结构可以用盟约时代来形容”。五服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文化发展水平较低、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8世纪末和9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的中心”。[64]换言之，9世纪后的天下与此前的天下已大不相同。9世纪以后中原王朝视野中的天下，大致包括中国腹地、中国边疆与远方他国三个部分，中国边疆是中国腹地与远方他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唐末两宋时期天下发生的变化，恰好证明中原王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发生巨大作用，对四周“夷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宋与辽、金诸朝的对抗，并非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抗，“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金或蒙古为另一方的战争看作中国内战的一种特殊形式”。[65]宋与辽、西夏、金、蒙古间的战争，既为争夺对华夏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与竞争，并由此诞生了新的天下格局。
进一步来说，由于中原王朝的积极经营和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唐末两宋时期，华夏之地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与远方他国的邦交关系亦逐渐明确。而处于中国腹地与远方他国之间的部分，则是与中原王朝同属中国的辽、金、夏等边疆政权。唐末两宋时期天下形势发生剧变，继起的元朝则从全国统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全新的天下格局。明清两朝顺应宋元以后的发展趋势，使中原王朝的内涵及中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都出现了新的、持续演进的变化。上述改变的内容，大致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得到加强，成为拱卫国家的有力屏障；中国周边的邻邦，大都成为与中国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属国。至于中国与远方他国的邦交关系，虽处于向对等国家关系演化的过程中，但因受历史惰性的影响及统治者仍沉溺于“万方来朝”的旧梦，进展迟缓且步履蹒跚。清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帝国大门，统治者才骤然警醒，慌忙策划变革以救时急。在治边文化软实力方面，其主要内容、传播载体、施用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
唐末两宋时期崛起的周边民族，虽有与中原王朝争正统一类的意识，但在天下观、价值观与种族观等方面，与中原王朝不甚相同，华夏中心观乃受到挑战，原有的封贡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原王朝向徼外传播德化的做法虽逐渐式微，在边疆地区兴办教育却蒸蒸日上。元代以前边疆虽有内地式教育，但兴办者主要是贬居其地的士人或官吏，由官府兴办边疆教育尚未普遍成为国策。元明清时边疆成为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朝廷在边疆推行土司制度等具体治策，积极传播儒学文化，是提高土官素质、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客观需要。元明清尤其是明清两朝，对在边疆地区发展教育不遗余力，并收到很大的成效。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乃成为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治边文化软实力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汉唐，宋代以后出现了转型变化，但仍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的有力武器。该问题涉及的内容甚多，情况亦较复杂，必然是绿树常青的一个话题。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
本文刊发时作者方铁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禾雨为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ZD1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已有一些论著涉及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如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刘建：《政治大略》，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等。但集中探讨该问题的论著迄今尚未见。
[3] 本文所说的中原王朝，指历代的全国统一王朝，以及以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为核心区域，以华夏文化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东晋、两宋等局部王朝。
[4] 参见方铁《中原王朝的夷夏观及其治边》,《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1期。
[5]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赞》:“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6] 参见《北史》卷94《高丽传》。
[7]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
[8] 《后汉书》卷86《南蛮传》。
[9] 《魏书》卷58《杨播传》。
[10] 参见《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1]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28《镇抚夷狄诏》，中华书局2008年排印本。
[12]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13] 《礼记·儒行》:“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十四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礼记·经解》:“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哀公七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和戎狄，国之福也。”《左传·成公元年》:“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左传·宣公十二年》:“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左传·成公九年》:“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左传·昭公四年》:“求逞于人，不可。”《礼记·月令》:“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14] 参见《墨子·非攻下》;《左传·宣公十三年》;《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15] 《太平寰宇记》卷190。
[16] （明）桂彦良撰：《上太平治要十二条》,《明经世文编》卷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17] 《资治通鉴》卷56，建宁二年臣光曰。
[18] 参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19] 参见《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卷47《班超传》。
[20]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21]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二月。
[22] 《新唐书》卷220《东夷传》。
[23] 参见《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
[24] 《明孝宗弘治实录》卷207，弘治十七年正月壬辰。
[25] 参见（唐）于休烈撰：《请不赐吐蕃书籍疏》,《全唐文》卷365，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
[26] 《通典》卷200《边防十六·北狄七·盐漠念》薛谦光上疏。
[27]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105、289。
[28] 《资治通鉴》卷21，元封六年。
[29] 《贞观政要》卷9《议安边》，中华书局2003年集校本。
[30]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4《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1] 《明史》卷332《西域四》。
[32] 《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33] 参见方铁《论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4] 参见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35] 参见（明）桂彦良撰《上太平治要十二条》,《明经世文编》卷7。
[36] （唐）狄仁杰撰：《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169。
[37]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
[38] 《贞观政要》卷9《议安边》。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2。
[40] （宋）朱震撰：《为大理国买马事陈方略奏》，见（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癸巳，《国学基本丛书》本。
[41] 《清高宗实录》卷377。
[42] 《隋书》卷83《西域传》。
[43]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44] 《隋书》卷83《西域传》史臣曰；《魏书》 卷58《杨播传》;（北宋）富弼撰：《河北守御十三策》,（宋）赵汝适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45] 《资治通鉴》卷193。
[46] 《后汉书》卷86《南蛮传》;《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唐）狄仁杰：《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169;《资治通鉴》卷23。
[47] 参见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48] 《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49] 《贞观政要》卷9《议安边》。
[50] 《后汉书》卷86《南蛮传》。
[51]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52]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53] 参见方铁《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4] 参见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55] （唐）狄仁杰：《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169。
[56] 《旧唐书》卷198《西戎列传·史臣曰》。
[57] 《放诸蕃质子各还本国敕》,《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唐大诏令集》卷128。
[58] 参见（清）王崧撰《道光云南志钞》卷7《土司志上》，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59] 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政治》，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60]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通典》卷200《边防十六·北狄七·盐漠念》。
[61]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五月。
[62] 参见《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十月；卷206，圣历元年。
[63] 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政治》，第85页。
[64]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5页。
[65]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