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明朝的诞生

一、蒙古帝国的构造

欧亚大陆的面貌

探讨“明代”，自然要从王权诞生的时刻说起，但在思考所谓“诞生”的时候，又不能不知晓它的母胎。

明朝的母胎就是蒙古帝国的兴亡。在思考明朝的历史意义时，不能忽视前代王朝蒙古帝国的性质，具体而言就是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后期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

这一时期为止的世界史还不包含美洲大陆，欧亚大陆是主要的历史舞台。笔者曾因此称之为“欧亚世界史”，不过最近有意使用“亚洲史”的称法（杉山、冈本2006，冈本2018a）。学界的主流术语是“中部欧亚”或“欧亚大陆东部”，与笔者所说的“欧亚世界史”“亚洲史”基本同义，但此处不作使用。因为在大航海时代以后，这些概念已不适用于世界史整体，用于论述明代和清代的东亚也是不充分的。

总之，在讲述明朝及其母胎的蒙古帝国时，首先必须宏观把握作为舞台的欧亚大陆。让我们结合下面的示意图（图1）进行说明。

欧亚大陆十分辽阔，虽然周边也有海洋环绕，但海岸线与陆地相比极为短小。更重要的是，它有着远离海洋的广阔内陆地区。

内陆地区遍布着险峻的山脉，比如分割印度和西亚的兴都库什山脉。还有喜马拉雅山脉隔开了印度和中国西藏，季风从海上带来的湿润空气在此遭到阻隔，无法到达内陆。因此除了北方寒冷的针叶林带外，内陆都是干燥地区。

在这样气候干燥的地区中，既有不适宜生物生存的沙漠，也有草本植物茂盛的辽阔草原。草原上可以放牧，人类也得以生存。

当然，临近海洋的湿润地区和大河附近都是水源充足之地，可以从事农耕和定居。于是，欧亚大陆就形成了气候湿润的农耕定居地区和气候干燥的草原游牧地区相邻并存的局面。毋庸赘言，两者的生态和生活都是截然不同的。

如图1所示，欧亚大陆内部的山脉将大陆分成了四大块。其中Ⅰ、Ⅱ和Ⅳ分别代表东亚、南亚和西亚，它们都包含着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亚洲史的初始条件。

不过，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没有干燥的草原地带，因此不具备“游牧—农耕”这种二元性的构造，示意图很巧妙地反映了这一点。

中亚与“丝绸之路”

这并不是全部，仅从图1来看，山脉交错的欧亚大陆正中似乎是清一色的干燥地带，但事实却略有不同。

东亚（Ⅰ）的敦煌以西、南亚（Ⅱ）的印度和阿富汗之北、西亚（Ⅳ）呼罗珊(1)地区的中心城市梅尔夫(2)以东，这块区域在汉语中称为“西域”。这一范围在地理概念上称为中亚，不同于图中的Ⅰ至Ⅳ地区。

中亚虽然气候干燥，但既有降雨又有河流，涌出地下水的绿洲城市呈点状分布。Ⅳ的西亚与相邻的中亚在地形和气候上十分相似，也有广泛分布的绿洲，但西亚还有着大河环抱的广大农耕地区，这一区别需要注意。

绿洲地区可以发展农耕，容易形成交易收获的市场。特别是在临近草原畜牧地区的地方，物品交换往往引来人群聚集，逐渐发展成绿洲城市或者都市国家。中亚地区就有很多这样的都市。

点状分布的市场和绿洲城市借助商道相互连接，最终横贯干燥的中亚，关联起东西延伸的农牧边境地区。这就是俗称的“丝绸之路”，即贯穿欧亚大陆东西的主干道。

蒙古登场的意义

如果将蒙古帝国的版图与中亚的东西两端重叠就会发现，敦煌和梅尔夫大致位于成吉思汗势力范围的最南端。换言之，13世纪初期的成吉思汗大约用20年时间完成了草原游牧世界的整合。同时，他也将中亚的绿洲都市地区，即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基本掌握在了手中。

一旦将欧亚大陆的草原游牧世界和中部主干道掌握在手，就可以对周边的农耕地区，特别是东亚和西亚展开连续的攻势。从13世纪后期开始，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不断向农耕世界发展和扩张。

蒙古征服是13世纪前期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在此之前北亚草原的蒙古民族几乎还未登上过历史的舞台。俄罗斯国家的整合，也正是在经历蒙古时代以后才开始的。

从13世纪中期到后期，蒙古帝国几乎将版图扩大到除印度以外的欧亚大陆全境，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的过程。

农耕和游牧的南北势力时而对立抗衡，时而交流协作，有时会有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这样的趋势在东亚、西亚、印度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构成蒙古时代以前的亚洲史。但在进入13世纪后，由于出现了蒙古这一突出的军事政治势力，原本各自为政的动向终于统合成了一个整体。

从中国史的范畴来说，对立抗衡的局面包括五胡十六国的纷扰、五代十国的动乱，以及此后北宋和契丹、南宋和金朝的南北对峙。可以说，所谓的中国史和东洋史大致都能够从南北势力的交织中得到解释。

以各自的亚洲史动向为前提，将东西方进一步统合，这就是蒙古登场的意义。东亚、中亚和西亚间虽有关联，但总体上各自进行的历史在此迎来了新的局面。由于起到连接作用的草原和丝绸之路处于单一势力统治之下，借助蒙古的军事扩张和政治统合，丝绸之路贯穿东西，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可以说，原本互不相关的亚洲历史由此实现了整合。

军事国家还是商业国家

自成吉思汗兴起以来，蒙古帝国在军事上急遽扩张。作为游牧民族，军事力量当然以骑兵为主，其数量不一定很多，但机动力无与伦比。相反，定居的农耕民族因为持有土地，军人很难被动员起来，而且缺乏机动性。一旦投入战争，两者的优劣一目了然。蒙古军堪称最强的游牧军团，在各地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和军事统治并非只限于战争，武力不仅是破坏力，也是抑制力和强制力。

干燥草原世界的边缘必定存在商业和市集，商路发达的主干就是丝绸之路。商业人群的附近有游牧民族，两者间基本上是共生的关系。商人依仗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给自己的商业行动起到护卫作用，或者是对规则的破坏者加以制裁。反过来，游牧民族则可能从他们保护的商人手中获得一定利益，总之两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并非始于蒙古，而是伴随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同时存在的。蒙古时代的意义就是将这种关系进一步强化，并且发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的规模。如此说来，蒙古时代的主角并非只是蒙古人，在蒙古的阴影之下还存在着横贯东西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毋宁说他们才是时代的主角。

这些集团的代表就是持有商业资本的伊朗系穆斯林（杉山2010）。虽然出于便利这么称呼，但具体来说，其中也有不少属于突厥系，或者非穆斯林的商人。他们是这一时代商业中心地区中亚的居民，以前被称为粟特人，所以这些地方也被称为粟特人居住地（Sogdiana）。后来，突厥系游牧民族的回鹘人从东方迁移至此，与粟特人融合，中亚出现了“突厥化”的趋势。但实际情况不如说是回鹘人被粟特化并定居了下来，他们和原住民一样都是商业民族。

同时，西方的伊斯兰文化传播至此，特别是中亚西部穆斯林占据了多数，普遍使用的语言是波斯语，由此我们才把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民族统称为“伊朗系穆斯林”。总之，在蒙古扩张的背后，这些商业民族的活动和作用是无法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