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元国的体制

商业资本的作用

商业资本和游牧权力的结合是蒙古集团的基本存在形态。蒙古的军事扩张同时也是商业资本经济圈的扩张，因此后者逐渐成长为帝国统治的基础。

最能反映这一趋势的就是“买扑”“斡脱”这样的汉语。用我们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赋税承包（包税）。政府权力在获得财政收入的体制中，将收取税金、兴办公共事业获得收益等业务全部委托给商业资本。承包者获得各种收入，并以这样的形式上交政府。

这里的“斡脱”起源于突厥语的ortaq，波斯语称为urtak，用现代英语来说就是company，指聚集同伴一起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接受政府委托所上交的钱称为“斡脱钱”，汉语的说法叫作“课利”，而在非汉语史料中出现的术语叫作“塔木加（tamγa）”，原意是指“印章”——这个名称源于支付金钱或承包事业时会收到盖有印章的证明。课利也好，“塔木加”也好，都是流通和专卖领域税金的总称，也就是从某件商品自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获得收益。

特别是在中国，从8世纪开始，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都被课以重税，此后这一制度长期延续。奢侈品和嗜好品姑且不谈，食盐是人们维持日常生活，乃至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加上它并非随处可得，所以任何人都需要购买。对食盐征税本身就是恶魔般的行为，更何况有时还要征收几十至几百倍的税金。

中国位于大陆，海岸线很短，地下涌出的盐水非常集中，食盐不足的地区广阔。也因为如此，政府能够统一管理并收取税金。如果是像日本列岛那样海岸线漫长的地区，任何地方都能轻松获得食盐，那么统一管理将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盐税也是课利，即“塔木加”的一种。

像这样以食盐为代表，征收税金的物产交换都属于商业交易。商业买卖当然少不了钱币，原始的物物交换早已成为过去。那么，与蒙古人共生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人使用怎样的货币呢？

如前文所说，尽管统称为“商业资本”和“伊朗系穆斯林”，但其中实际包含着多个种族，语言也不尽相同。如果不能在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群中拥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就无法在交换中起到货币的作用。最适合的物品还是重金属，尤其是白银，黄金终究过于贵重，难以在交易中充当钱币。

在中国范围内，真正将白银作为货币是在蒙古帝国以后。此前虽然也将金银用作辅助性质的货币，但大规模的日常使用还是要等到伊朗系穆斯林的商业资本，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之下。

忽必烈与大都

如果说蒙古帝国是此前亚洲历史的集大成者，那么13世纪中期的1260年在此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正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东亚世界建立政权的一年。

在西亚，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发动远征，席卷伊朗后到达叙利亚。在统帅旭烈兀离开之际，叙利亚驻军战败于伊斯兰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由此失去了向西征服地中海的可能，这一年也是1260年。

于是，旭烈兀在相当于今天伊朗、伊拉克的地区驻扎下来，史称“伊尔汗国”。这就是旭烈兀国家的建立。蒙古帝国自13世纪初成吉思汗以来不断扩张，直到1260年才基本停止。

由于当时的蒙古还在攻打南宋，对于忽必烈来说，剩下的南宋征服事业算得上唯一的例外。此后大体是在忽必烈的旗帜下，西亚、中亚和北亚各自独立，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

早在军事扩张时期，商业资本的存在和作用已经无法忽视，一旦军事扩张停止，经济问题自然就走到了台前。如果认为武力征服是蒙古帝国的全部，那就过于短视了，军事背后的经济和商业才更加重要。而有意识地对此加以推进的，正是忽必烈。

众所周知，忽必烈是建造大都、征服南宋的雄主。大都就是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蒙古帝国的中枢此前都在蒙古高原，忽必烈将之迁往大都，是因为这里位于中原的北端，靠近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向北临近游牧地区，能够快速回到蒙古本土，向西又连接着丝绸之路，此外还有便利的海运。

在蒙古之前，同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也曾将都城定在大都（北京），契丹以后还有通古斯系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忽必烈可以说是他们的继承人，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对首都的中心功能进行了重新规划，今天北京城的原型正是由忽必烈创建的。

经济体制的整备

忽必烈将大都作为据点，大力整顿以此为中心的帝国交通网络。连接交通路干线的传驿和住宿设施称为“站赤”，中国今天把“驿”称为“站”，据说就是从蒙古语中来的。

就中国内部而言，为了将粮食物资从南方运往大都，蒙古时代疏浚和重修了古代大运河；由于漕运效率低下，有时会改用海运。就像今天修建铁路和新干线必定带来经济效益，数百年前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这一运输、流通、商业过程中，作为货币使用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白银。当时白银的形状和成色各不相同，使用十分不便，于是由政府主导制造了一定纯度和重量的铸锭，并打上日期加以保存，这就是“银锭”（图2）。

作为政府的财政手段已经足够，但在实际交易的过程中，贵金属无论携带搬运还是价值认定都很不方便。于是，忽必烈将西方起源的白银和中国实施的货币制度相结合，进而产生了纸币。

确立以纸币作为通货的币制，这是大元国最重要的特征。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也是东西融合的划时代产物。

从铜钱到纸币

铜钱从很早以前就已成为中国的通货，唐代的“开元通宝”确立了规格，此后流入日本而广为人知。铜钱的形状是在圆形铜板上开出方形的孔，通过方孔可以用绳线将铜钱串联起来。由于铜钱的诞生，宋代以后中国和东亚世界的货币经济才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一枚铜钱就是一文，其价值大概只有今天的10—20日元(3)。仅凭这样的10元硬币，日常生活的零碎支付暂且不谈，要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

铜钱的原料是青铜，仅中国境内的产量尚不足以维持经济活动，现实中也有铜钱不足或者无法使用铜钱的地方。因此需要用储量更丰富的金属代替，那就是铅和铁。

然而，储量大也意味着价值低，铁钱在今天只有1日元的价值。如此，铁钱比铜钱更不方便，更无法用于商业活动。于是管理者在绞尽脑汁后终于找到了铜钱和铁钱的替代品，那就是称作“交子”或“会子”的纸币，也就是有价证券。“交”和“会”都是交易、交换的意思，蒙古时代的纸币也称为“交钞”。

纸币最初的用途可能是特定店铺发行的借用证或商品券，因为使用便利而得以普及，逐渐代替钱币流通开来。后来政府也利用类似的纸券，并且收回了发行的权力，这就是纸币的诞生。

12世纪金朝统治中原时，由于贵金属缺乏而经常使用交子。同时期江南的南宋虽然以铜钱为主流，但纸币更加便利，特别是财政困难时为了填补支出，很容易增大发行量，因此被广泛使用。

纸币终究只是纸片，要使它作为通货流通，最重要的就是维持票面价值的兑换和信用。从经济史角度来说，金和南宋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一点而灭亡的。

蒙古帝国的财政金融

在大元国，“伊朗系穆斯林”兼任政府的财务官员，他们的商业资本保障着自身使用的白银和纸币的兑换。不仅是兑换，他们还经营斡脱，掌握着征税事务，因此无论征税纳税，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可以使用纸币。通过在流通过程中发放和回收纸币，他们一边从事着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政府事业，一边调节着纸币的流通量和兑换储备。

忽必烈在位时的年号是“中统”，当时发行的纸币称为“中统钞”。“钞”这一汉语相当于英语的note，也就是票据或者纸币。以中统钞为基础，此后纸币得以制作和流通。白银集中在政府国库里，作为中统钞的终极兑换储备。在此前提下，纳税和物资的调度都使用纸币，纸币不断循环，其发行、流通量以及价值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

反过来说，这种平衡一旦崩溃，纸币就会沦为废纸。大元帝国暂时克服了这样的历史循环。

不仅是纸币，食盐也是收取重税的专卖品，只有政府认证的人员才能生产和贩卖。其许可证称为“盐引”，当时的盐引曾经在甘肃沙漠出土，发行者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盐产地“两淮”当局（图3）。商人们拿着盐引四处买卖，最终传到了遥远的内陆沙漠地区。

由于能够独占食盐的买卖，从中获得莫大的利益，作为许可证的盐引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商人之间有时会买卖盐引。盐引也是以食盐这一重要商品作为背景的有价证券，本身便是钱币的一种。

于是，蒙古帝国建立起类似于今天期货和股票交易的经济制度。当政权稳定时，这一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营，忽必烈发行的纸币在东亚世界之外也发挥着经济作用。蒙古帝国虽然起源于游牧国家的军事统治，但军事统治的实现和维持离不开经济统治，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作为现代人都知道，如果超出实体经济买卖股票和证券，就可能引发泡沫经济，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蒙古帝国末期也迎来了这样的命运，时代在此发生巨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