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政权的构筑

一、权力集中

明太祖洪武帝

考察明朝时，最重要的就是开国皇帝明太祖的治世。明太祖，讳朱元璋，如果不先了解他的功绩，就无法理解此后的历史，我们先来讲述其中的奥秘。

关于“明太祖”，中国皇帝直到前代的大元国大多都以庙号称呼，“太祖”就是庙号之一。庙号以前还有谥号，这是死后赠予的称号，如“汉武帝”“隋文帝”等，用于反映皇帝的个人品质或者治世特征。进入唐朝以后，生前积累尊号成了惯例，吉利的文字也不断增加，死后就演变成极其冗长的谥号。由于区别度低，叙述历史时十分不便，所以改用了庙号。

庙号是祭祀宗庙祖先时使用的名称，其用词基本是固定的，没有太大变化。始祖称为“太祖”，第二代称为“太宗”，每个王朝都是如此，所以要像“明太祖”这样冠以王朝的名称。

不过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推行了“一世一元”的制度，皇帝原则上终身在位，其间不再变更年号。年号和皇帝的治世是一致的，所以用年号称呼皇帝最为便利。此后明、清两代的皇帝都以年号称呼，如永乐帝、康熙帝等。明太祖的年号是“洪武”，也是“洪大的武功”之意，洪武年间正是明朝最重要的时期。

明太祖建立明朝，将蒙古政权驱逐到长城以北是在1368年，也就是洪武元年。此后，洪武年号持续了三十多年，大致延续到14世纪末，我们要讲的就是其间的历史。

王朝之初的皇帝设计制度，此后的子孙代代相承，这是中国史的通例。但对于国祚绵长的王朝来说，最初设计的制度往往无法一直持续，中间需要进行较大的变更。比如享国三百年的唐朝，开始实行所谓律令制度，但经历一两百年后，其内在已经发生变化，表现出连学者都难以理解的复杂形态。明朝的历史其实也不例外。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明初的制度设立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追踪此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就是重视洪武时期的缘由。

前代的继承与改造

无论古今东西，人类社会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管是否愿意，衣食住行或多或少都要继承原有的事物。当发现这一点时，本身已经不容否认地成为既有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无论喜欢与否都生活在其中了。

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如此，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有着作为前提的初始条件，那就是上一章所说的蒙古帝国体系及其崩溃。

朱元璋出身托钵僧人，白手起家成为最高统治者。在登上皇位之前，他的首要目的恐怕都是自己的生存，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方针和意识形态。然而一旦成了明太祖、建立了政权，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谓政权是由许多人构成的组织，如果不能定义自己的存在理由，统治层就无法团结。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政权都是大同小异，政权或多或少要有自己的理念和主张。

眼前的既有条件大多无法改变，但是如果只是继承已有的事物，就无法说明为何要打倒对手、推翻旧的政权。怎样组合初始条件和自身的主张，这将会决定政权的发展方向。那么，洪武帝是怎样做的呢？

恢复“中华”

明朝的旗帜就是恢复和统一中华。尽管无法得知明太祖的个人意向起到怎样的作用，但这一意识形态无疑决定了此后明朝的全部动向。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层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服膺儒家教义。儒家的世界观是二维的同心圆或者三维的圆锥形，居于中心和顶端就是“华”，扩充成两个字则是“中华”。

如果将作为儒家教义中心的“中华”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天子或皇帝。汉人知识精英围绕在皇帝周围，离此越远则地位越低，远离“中华”文明就是周边和蛮夷。相对于“华”和“中华”，他们被称为“夷”和“外夷”（参照第81页图13）。

以上是儒家的经典教义，也是使用汉语汉字、崇尚儒学的汉人知识分子大致共有的世界观。然而，不接受儒学和汉字的外夷是不会拥有这种世界观的。

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就是不使用汉语、不共有世界观的“外夷”典型，但蒙古的天子和政权却统治着大多数的汉人。本该居于周边和下位的“外夷”，如今君临于世界的中心，这在华夷世界观看来完全是上下颠倒的现象，必须恢复到正常的体系。

明朝作为打倒蒙古、恢复汉人统治区域的王朝政权，自然需要强调“中华”和“外夷”的分别，主张恢复到原有的“中华”。这是其存在理由，也是国策。

既然要恢复中华，而且必须具有说服力，那就得是眼前看得到的事物。在蒙古政权统治下，模仿蒙古人习俗的汉人知识分子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为蒙古政权殉死的汉人官僚。

理应作为统治层的知识分子却学习外夷蒙古，这是岌岌可危的事态，也关系到推翻蒙古而建立的明朝政权的前途。必须让他们抛弃蒙古时代的旧习，回到体现和维护“中华”的汉人文明之中。明太祖最先着手的就是衣冠服饰等外在领域，洪武元年（1368）二月壬子的诏书中下令“衣冠复如唐制”（《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改造多元化

服饰确实是华夷之别的重要标志，但对于政权而言，这样的“恢复”也许只是细枝末节。改造蒙古旧习不能停留于这些表面的、肉眼可见的事物上，更重要的是关乎政权体制的问题。

明朝诞生的条件是元朝末期的群雄割据。既然有割据，也就意味着各地存在着能够形成独立政权的基础。尽管统称为中国，但现实中各地的情况多种多样，极富地域色彩。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分散的，割据只是将这种情况突显了出来，这种理解可能更接近事实。

实际上，蒙古的统治绝不是全国一元化的。蒙古时代以前也是如此，黄河流域的北方曾经是金王朝的版图，蒙古从初代成吉思汗开始就不断进攻和征服。与此相对，长江流域是与金朝对峙的南宋的领域，蒙古开始征服要等到13世纪后期，征服后进行统治则是13世纪末了。蒙古政权将前者称为“汉地”，后者称为“蛮子”，推行着截然不同的统治。

不仅是南北这样空间上的差别，蒙古时代受到尊敬的不只是原来的士大夫和儒学精英，其他语言和职业的人员也有着相应的待遇，并没有形成基于社会性统合和一元化价值的阶层秩序。

面对这样的中国，蒙古政权无法将权力触手伸到地方社会的末端，表面上君临全国，但地方事务基本只能交给地方处理。

眼前的骚乱和动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蒙古式的地方主义和多元统治。至少从群雄割据中胜出的朱元璋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和人民都与天子直接相连的体制。所谓将“外夷化”现状回归到原有形态的“恢复中华”，其实就是将政治体制朝着与蒙古时代相反方向推进的全面性政策。

中书省的废止

在现代中国，除了重要城市的“直辖市”和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外，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

这一名称是历史性的产物，用语的本源和日本政府各省厅的“省”一样，当然现在的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

“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起源于蒙古帝国时代，当时的正式名称是“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唐朝以前就有的正统官名，也就是中央的宰相府，“省”的本意还是指中央政府。

但如上文所说，蒙古的统治大多都是地方主义，与中国传统宰相府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首都大都（北京）有名为中书省的宰相府，虽说是首都圈，但终究也是一个“地方”，无非就是当地的机构。那么，其他地方上也应该有当地机构，这就是蒙古的秩序观。

所谓中书省，其实是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政务统辖机关”。中国历代的宰相府中都有多名职位相同的宰相，与其比作现代日本的首相，不如说还是内阁官员更容易理解。皇帝也会参加内阁会议，讨论和决策全部的政务。

既然都城有宰相府中书省，地方上也应该有同样的机关，于是在各地设立了宰相府的派出机构，即“行中书省”。“行”就是不同于本部的派出机关，比如“行宫”“行在”，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进一步简称就是“省”。

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内部存在多种多样的形态。虽然建立起统一政权，推行了统合的制度，但仍需要应对多样化的状况。既然设立了与中央对等、作为其替身的派出机关，自然是为了临机应变处理事务。于是，中央的省和地方的省，其长官都掌握着军政和民政，建立起自己的官衙，拥有很大的裁量权。

然而，这就如同在天子和百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中间层，或者说是掺杂物。13世纪后期的治安恶化和群雄割据，也可以看作借着天子号令不行和政府组织的现状而趁机发难。

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他本身在称帝前的1356年以南京作为根据地独立时，就曾自任“江南行中书省”长官推行统治。有了亲身的经历，就更不能重蹈覆辙了。

明太祖在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以官僚直属化和社会直辖化作为自己的目标，眼前的情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央和地方的中书省都必须废除。话虽如此，长期稳定的既有制度不可能毫无理由地突然废止，必须具备相应的理由和手续。于是，明太祖采取的手段就是制造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