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所讨论的“邦”与“邦伯”，特指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早期中国文化圈1的范围内最早出现的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与政治组织。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至秦汉时期2帝制中国形成之前，“邦”这种组织一直存在，并且长期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期中国文明的出现，其标志就是万“邦”林立的社会与政治形态的形成。乃至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不同规模的“邦”之间相服属的历史过程。

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直至龙山时代，伴随着定居生活的广泛展开，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人群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日益变得复杂化，其中较明显的一个线索就是由氏族或家族到邦的发展。家族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定居的人群最初以氏族或家族作为生产与生活联系的基本单位。3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族的分衍、通婚、迁徙、依附、服属等方式，形成了组织更加复杂的邦。自龙山时代末期直至商周时期，大略地说，就是众多不同的邦相服属的阶段，形成“中心邦—服属邦”的政治组织模式，由此产生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早期国家。其中像商邦、周邦这样的中心邦，其首领就成了当时所称的“天下”的王。而中心邦之外的其他的邦，其首领最初即多被称为“伯”，以其与中心邦的关系不同而处在不同的政治位置，负担不同的职贡与责任，此即所谓古代文献中所记的“服制”。4随着臣服邦的不断加入，商周国家的疆域越来越能连成一片，形成广域国家，同时与广域国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意识也获得了深刻的发展。

由以上简短的勾勒可以看出，“邦”的形成与发展是早期中国社会政治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商周时期的邦与邦伯这一课题关涉其时的国家政体、统治结构以及国家形态等重大问题，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