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结构，有异于秦汉以降的历代王朝，这是认识上古中国的一个基点。三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的邦国（或称方国、诸侯国等），这些邦国实际上是三代王朝统治管理广大疆域的基本单位。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服从于中央王朝。这种情况与王震中先生所说的“复合制国家结构”1，是很合拍的。这些邦国的君主在甲骨卜辞和周代文献里称为“邦伯”。对于商周时期“邦伯”的研究，显然是认识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课题。

西周初年，周公所发布的文诰里，提到商王朝的先代哲王及官员皆能自律而不狂饮，其中说道：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尚书·酒诰》）

这是讲商代内外服制下官爵情况的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其中讲外服官员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语的标点，前辈专家聚讼不已，王冠英学长指出“《白虎通·爵篇》引《酒诰》文说：‘《尚书》曰：侯甸任卫作国伯。’”断定此句标点当作“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意指外服的侯、甸、男（任）诸卫的“邦伯”之职官。2这个精辟的考证让我们知道，商代的“外服”官都可以称为“邦伯”，亦即《白虎通》所说的“国伯”。这对于认识“邦伯”的性质有一定的作用。

王坤鹏这部专门研究殷商和西周时期“邦伯”的著作，对于认识上古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在书中提到的结论性的认识是“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融合发展的基础组织并非个人，而是大大小小的族邦”，并且指出了“邦伯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这些认识，我以为是很正确而深刻的。这个结论性的认识是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层层的逻辑推演讨论而得出的。这部著作体现了王坤鹏学术工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循着前贤的路径，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不作空泛无根之论，从而让自己的结论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我乐意向学术界的朋友推荐这部著作，希望它能在上古中国的研究方面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晁福林

识于2021年9月6日，时值新生入学季。此时国家和世界正历经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书桌前坐而论道，虽然与大变局距离很远，但仍有“匹夫有责”的感觉袭来。

1 王震中先生说：“所谓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或称为诸侯国）两大部分。”（“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2 参见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