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之天与命运之天
一 日月星辰，天上诸神
根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遗址的墓葬中，已经有随葬品，显然是想给死者身后使用，这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有灵魂观念了。同时发现，死者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推测，红色是血和生命的象征，人死后血液枯干，放上同色的物质，其目的是希望死者到另外的地方永生。[1]另外，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瓮棺葬，作为上盖的盆、钵的底部往往凿出一个小孔，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
从上述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测，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先民由人自身灵魂观念推及周围的自然界，于是产生了自然崇拜。自然界的日升月落、风雨雷电，天空中神秘星辰的斗转星移等等，都使先民感到敬畏和困惑，他们猜想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神灵主宰的存在。
与广袤坚实的大地相比，辽远深邃的天空显得更为神秘莫测，今天还是风和日丽，明日可能就会狂风暴雨；今夜还是星光灿烂，明晚可能就会月暗星稀……这一切仿佛都是天上神灵喜怒哀乐的表现。而且在早期农业社会，收成的好坏几乎全部依赖上天的恩赐，而收成的好坏又是关系到氏族部落存亡兴衰的大事。因此当时的先民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上天是万物的主宰，是人类命运的决定者。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中都存在把祭祀地点建在山顶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距离天更近一些，表明先民已经把遥远神秘的天作为死后灵魂归宿的“天堂”。这与《山海经》中记载的沟通人神的巫师多住在山上，以之为登天之梯的传说是一致的。另外，在商代遗址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中有在山上燎祭——一种焚烧玉器或牺牲祭神的祭祀活动——的记载，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学者们的猜测。《史记·封禅书》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重臣管仲对齐桓公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说古代很多帝王都在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秦代及以后，很多帝王都亲自到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最初的起因是古人认为泰山最高，因而离天最近，其祭祀和祷告容易被上天感知。
《古文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注引）这是说，在天地诸神中，最尊贵的天神为日、月和星辰，最尊贵的地神为岱山、河、海。对于天上诸神的崇拜，我们可以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很多较早的证据，如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太阳纹和日、月的形象。另据殷墟卜辞记载，殷人曾对日、月、鸟星、火星、岁星、彗星、风、云、雨等进行祭祀。
在日、月、星辰中，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最大、最受重视和崇拜的是太阳。太阳东升西落，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但它也能给人类带来痛苦和灾难。比如在炎热少雨的夏日，人们真希望太阳少散发一些热量，或者干脆别出来了，但太阳还是如期出行，炎热如故，不因为人类感到痛苦而改变，似乎毫无怜悯之心，因为这是自然规律。古人不懂得这是自然规律，于是有“后羿射日”的传说，说天上原来有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出来，自然界一切正常。但是忽然有一天，十个太阳想换个做法，大家一起出行。结果连日骄阳似火，赤地千里，人类无法生存。于是有一位擅射的英雄后羿，射下九个太阳，恢复了正常的太阳运行，人类生活得以恢复正常。“后羿射日”表达了人类想征服、改变自然的美好愿望，但在这背后，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当时人们对太阳的敬畏。太阳实际上是无法改变的，于是人们只能在神话传说中寄托希望和梦想。
“日”字的象形字在中国远古出现得很早。从文字学、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传说记载多方面综合考察，华夏民族的“华”“夏”二字是对太阳的不同称谓，而传说中华夏族的首领炎帝、黄帝、太昊、少昊则是太阳酋长的不同称谓。这表明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华夏族也崇拜太阳神，并且认为自己是太阳神的后代。从考古资料来看，对太阳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在河南庙底沟、郑州大河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绘有太阳纹的陶片，在内蒙古狼山和广西花山的岩画中都发现了关于拜日和迎日情景的画面。从文献记载方面讲，《山海经》中有“羲和生十日”的传说；《尚书·尧典》记载了传说中“五帝”之一唐尧时有迎送太阳的仪式；到了殷商时期，殷墟卜辞记载了殷人对初升和将落太阳的祭祀。周代继承和保留了对太阳神的祭祀崇拜。
在没有发明照明之前，皎洁的月光是先民夜晚唯一的光明来源，在没有月光的夜晚，人们也会感到莫名的恐惧：是不是月神发脾气了，才让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同时，先民又在揣测：月亮上都有些什么神仙呢？于是有了“嫦娥奔月”这个著名的神话传说。相传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嫦娥因为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后羿的不死药，飞升到月亮，成为仙子，从此一个人面对月宫中的寒冷孤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借用的正是这个神话传说。
此外，《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常羲生十二月”的记载，这似乎与一年中有十二个月有关。月神在天上诸神中的地位比较低，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礼记·祭义》中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这是说，在郊祭祭天时，以太阳为主要神灵，月神为陪衬。
作为太阳之母的羲和与作为月亮之母的常羲，在殷代卜辞中分别被称为“东母”和“西母”，享受祭祀之礼。经过时代的变迁，到汉代开始被称为“东王公”和“西王母”。
浩瀚宇宙之中璀璨的星辰给先民带来了神秘之感，斗转星移，流星陨落，彗星掠过，都使人产生种种联想。随着人们对天文学的认识，先民认为星辰与气象以至农业都有很大的联系，因此当时对星辰的崇拜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历法有参照意义的星辰，如商人的辰星和今人的参星。《尚书·洪范》说：“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这是说，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有的星星喜欢刮风，有的喜欢下雨。《周礼·春官》中有专门掌管祭祀星辰的官员——保章氏。战国时期，占星术也相应盛行，人们认为，某种星相必定给人们带来某种吉凶祸福。并且流行分野说，认为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诸侯各国相对应，通过观测天象来预言吉凶。关于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人类相对应、影响的说法流传甚久，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反映。例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〇八条好汉被认为是天上的天罡星和地煞星下凡。又如，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夜观天象，看到将星将要陨落，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儒林外史》中范进的老岳父说，中举的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这种观点，并不是他老人家的首创，而是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认识。
在众星之中，由七颗星组成的北斗星座被认为是天空的中枢，所有恒星都绕着它转动，因此在古人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被认为是天庭中的最高神，后来又被道教赋予“太一”“天帝”“皇天大帝”等名号，其情形犹如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