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的整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军事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内容都蕴含和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中共成立后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高质量经典著作编译成果，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1]，在研究过程中学界以新的成果不断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
（一）国内学界整体研究概况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研究，其学术行为与政治功效是内在统一的。当前，伴随着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实施，国内学界比较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文本研究、版本比较及名篇解读等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成果的学理性也不断加深。从现有研究机构来看，主要由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于一体的中央编译局牵头，同时，连同国内其他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该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历史考证版（MEGA2）进行专门介绍和研究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一直是西方马克思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3]。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学者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4]就在列宁支持下，开始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的编辑出版，后由于政治等方面因素干扰，到1935年（恩格斯逝世40周年时出版了特别的一卷，收入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只出版了12卷，称之为MEGA1，即原文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自20世纪60年代始，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苏共中央决定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MEGA2的编辑出版具有较高科学与研究价值，1975年MEGA2第Ⅰ部分第1卷正式出版，到1990年10月，MEGA2共出版了36卷。后随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5]的正式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国际化出版进程加快，到2003年已出版了50多卷（计划出版114卷）。该重要文献包括专著、演说、论文、诗歌、书信等方面内容，主要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相关学科。因此，该历史考证版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以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Werke，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当前国内研究者以MEGA2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诸方面内容进行认真考证研究。据笔者统计，自2002年至2014年，国家哲学社科办、教育部及各科研机构先后批准了10多项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及青年研究项目课题。例如，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打出“回到马克思”[6]的旗号，对历史考证版（MEGA2）的文献、文本等各方面问题展开详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于2002年与2006年设立的A类重大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研究”，2010年清华大学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还有2014年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最新文献的马克思重要文本再研究”，等等，都以MEGA2为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整理和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7]：第一，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挖掘、整理、翻译和研究的资料，力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出版、传播和考证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掌握。第二，全面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的著作，整理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著作名录集》。第三，全面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整理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论文题录集》。第四，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自1992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编辑出版内部研究资料《胡锦涛文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研究”，是“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8]。根据研究计划设计，该重大课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系统研究：“第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形成和发展史，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MEGA2版在中国的传播史；第二方面是以新出版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MEGA2材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研究；第三方面是以MEGA2第Ⅱ部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9]。
目前国内该领域有部分专家学者，对历史考证版的版本来源、版本演变、版本流传乃至翻译风格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例如，从历史考证版的版本来源、版本演变与版本流传方面看，赵玉兰的《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就是立足于MEGA形成与发展史的角度，详细介绍了MEGA1和MEGA2的编辑史、MEGA2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尤其是对MEGA2第Ⅲ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Ⅳ部分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介绍。基于此，该作者从“MEGA1的前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全集的努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1的历史性诞生”“MEGA1的重大挫折——梁赞诺夫时代的终结”“MEGA1在后梁赞诺夫时代的短暂继续与最终夭折”“MEGA2的历史性诞生”“MEGA2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MEGA2的出版情况及第Ⅲ、Ⅳ部分已出版卷次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证和阐释，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术语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此外，还有部分代表性学术论文，如周亮勋的《MEGA：前景见好，困难不少——“MEGA编辑准则修订会”纪实》（《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9辑），韦建桦的《“我们要肩负起出版MEGA的历史重任！”——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1年第6辑），鲁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异文处理方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等，对历史考证版（MEGA2）的版本来源、版本演变及编辑准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又如，从翻译风格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对当前编译者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译者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必须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研究版有44%的原文首次译成德文，要求译文内容准确，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风格[10]。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经典著作中的重要理论判断和相关专业术语。恩格斯本人也非常注重对马克思和他自己著作的翻译和修订，1894年10月，他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强调自己要做的重要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等等。”[11]“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对译者的文字负有进行校订的不容推卸的责任。”[12]因此，对当前翻译者和研究者来讲，只有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准，并结合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认真翻译、修订这些经典文本，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
2.以历史考证版（MEGA2）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述的译文进行审核和修订
当前国内学界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依据，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译文。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其中，56%是德文，33%是英文，6%是法文，剩下的5%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等语言。他们写作语言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翻译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译的情形，尤其在转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差异，更是难以完全消除译文在表达方式和修辞方面与原文之间的差距。
因此，需要译者重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发表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等已出版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库中的重要著作，如《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等进行重新审核和修订。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除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部分著作外，其他一些文献是从俄译本转译的，从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俄文版编录的部分文章经学者最新考证，并非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撰写。基于此，国内研究者以MEGA2为蓝本，在审核和修订过程中认真参考德文版和英文版等不同语言版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全部文献依据原著语言，进行认真审核和修订，并结合新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部分译文。除此之外，近来国内研究机构依据历史考证版（MEGA2）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和《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进行修订。
在此基础上，近来我国已全部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及《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修订版，部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等等。
3.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重要概念和语句的翻译进行分析和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系列重要著作中阐述了大量政治概念，对于概念翻译的准确性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论证。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劳动者”“无产者”“现代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社会”“工人”“工人群众”“现代的工人”“无产阶级”“现代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现代工人阶级”“劳动阶级”等概念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语句，对这些重要概念和语句本身的翻译，国内学界一直在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概念范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有研究者总结了三种情况的概念范畴[13]：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有些是前人使用过的，如实践、异化、生产力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时，则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需要和自己独特的主观诉求，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不同于前人的独特意义。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等。第三，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如市民社会、劳动、资本等）的含义或用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研究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的部分核心概念从语义学角度进行了探讨，如“经济的社会形态”新概念的出现及语义学探讨、“消灭私有制”中“消灭”概念的语义学探讨、“终结”概念的语义学探讨、“为我之物”概念的语义学探讨、“思辨哲学”概念的语义学探讨、“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的语义学探讨、“痕迹”概念的语义学探讨、“弊病”概念的语义学探讨及“自为的阶级”概念的语义学探讨[14]等。其中，有些重要概念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发展变化的实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尚未出齐）、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相关译本中，已经重新进行了修订，吸收了近年来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资产阶级法权”，现修改为“资产阶级权利”等。但有些重要概念在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相关译本中，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译法，如《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为我之物”、《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核心概念“痕迹”“弊病”及《哲学的贫困》中的“自为的阶级”等等。
此外，有些语句的翻译根据最新研究也进行了修改。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一句，在新的修订版中改为“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15]；《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现修改为“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16]；等等。这些修改使语句的表达更加准确和精练。
可见，对这些重要概念和语句方面的语义学探讨，构成了当前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个新范畴。
4.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较为系统的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主要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提炼等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部分代表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些经典著作文本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等。例如，当前学界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探讨，大致围绕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版本编辑、关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等相关问题展开。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主要涉及它的发表时间、重要语句和重要概念的翻译等问题。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哲学笔记》的历史地位、文献生成、编译出版、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等诸方面展开[17]。等等。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及《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赵家祥与丰子义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伯鍨等的《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皖毅的《马克思世界史观——文本、前沿与反思》（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这些著述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重要性、文本研究与解读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提出要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方法多样，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五种模式，即“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我解马”和“以马解马”[18]。这些文本解读方法各有千秋，如“以西解马”模式为我们走出“以苏解马”模式的僵化教条主义禁锢提供了理论智慧，它使我们开始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西方文化背景，回归西方文化背景使我们对经典著作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生长点。“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以西解马’的过程中，往往触及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新特点、新情况、新规律，从而启迪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作出新回答”[19]。“以马解马”模式重树经典权威，可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型版本学、新型目录学和新型文本学等方面问题的探讨，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创新。笔者认为，今后学界应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文本进行深刻解读，挖掘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关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等基本观点的研究”[20]，从而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推向深入。
（二）国外学界整体研究概况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几十年来国外一些研究者也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各自研究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评析和解读。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其中，尤其以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突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同国内学者一样，国外学者也主要围绕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版本考证、翻译传播等多维角度展开，尤其对历史考证版（MEGA2）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同国内学者一样，也采取了多种方法，他们广泛借鉴历史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学科或理论的研究方法。国外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马克思论人》（［美］艾瑞克·弗洛姆著，陈世夫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辩证唯物主义》（［英］康福斯著，郭舜平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英］科恩著，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意识形态》（［英］大卫·麦克里兰著，孔兆政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英］戴维·麦克莱伦著，夏威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美］詹姆逊著，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日］广松涉编注，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清华哲学年鉴2006年·日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日］岩渊庆一著，韩立新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纲要》（［日］市原健志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2卷，八朔社1998年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说》（［日］小林昌人著，岩波文库2003年版）、《青年黑格尔》（［匈］卢卡奇著，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些著述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版本考证、文本解读等方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
在系统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应该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和解读经典著作中的各种文本，坚持“本本主义”，反对脱离原著精神的解读。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瓦岱在其《马克思：研究可能性的思想家》一书中，强调要时时比对原著，核查本本，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语意。国外学者也比较热衷于对《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及《资本论》等重要经典著作中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在《共产党宣言》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当代》一书，该著述收载了当时苏联国内研究《共产党宣言》的3篇重要文章：Ф.M.基里柳克的《〈共产党宣言〉批判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和当代》、B.Г.安东年科的《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当代》及И.M.伊瓦什凯维奇的《从〈共产党宣言〉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斗争问题》。这些研究论文还专门阐释了《共产党宣言》在苏联时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德、法、日等国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亦涉及多方面内容，如早期生产过剩和危机理论、全球化思想及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认识等。日本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中，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比较多地关注经典著作中有关全球化、环境和社会主义理论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在文本研究方面，国外有的国家专门成立了马克思经典著作文本研究所，如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进行认真研究和考证。例如，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方面，该著作发表以来有许多不同版本，主要有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版、巴加图利亚版、MEGA2版及广松涉版等，这些不同版本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研究者中掀起了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热潮。其中，德国学者科普夫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其他国家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文献研究和考证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外学者还在对经典著作进行文本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手稿类著作，日本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形态》（广松涉版于1974年、涩谷版于1998年）、《巴黎手稿》（山中隆次版于2005年）、《经济学笔记》（杉原四郎和重田晃一版于1962年）等，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60—90年代就基本上出齐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解读著作。近年来，日本学界又加深了对历史考证版（MEGA2）的系统研究，有部分学者还直接参与MEGA2第Ⅱ和第Ⅳ部分的编辑工作，对MEGA2中的新资料和新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说，目前有关MEGA2的研究已经成为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主流。
除了对经典文本进行研究和考证外，国外学界也比较关注从语义学角度研究经典著作。德国著名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在其著作《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就从语义学角度探讨了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和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具体阐述现代西方术语与中文相联系的语言问题，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中文和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以它们为基础探究汉语和日语中马克思主义专门词汇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所产生的重要历史作用。李博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大量近代中国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如“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封建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率”“劳动、劳动力”“政治经济学”“私有财产”“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人民”“唯物论、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矛盾、对立”“辩证法”“意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产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该著作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领域的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对近代中国从日本转译或借用术语概念的做法持肯定态度：
通过对重要经典著作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例如，乔治·理利希特海姆在其《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一书中，全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某些理论问题认识的差异，强调恩格斯而非马克思的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来源，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自马克思逝世到恩格斯逝世这12年期间（1883—1895年）”[22]，等等。又如，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在《后现代马克思》中，认为在关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方面，对“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3]这段话的评论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学者对马克思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该学派包括布鲁斯·梅兹里施、科斯塔斯·阿克塞拉斯、彼得·辛格与亚历克·诺夫等；第二派学者对马克思持不同程度的同情态度，该派学者包括布坎南、柯亨、格雷姆·邓肯、保罗·托马等；第三派学者也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但忽略对该段话的讨论，该派学者包括巴巴利特、艾塞亚·伯林、本·法恩等；第四派学者与第二和第三派学者一样，对马克思持同情态度，他们与第三派学者的区别在于突出马克思的这段话，而不是忽略它，该派学者包括阿尔都塞、阿瑟等[24]。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众多，例如，在日本，目前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为代表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八木的调节学派、制度学派、演化学派、讲座派、民主革命派”[25]等。
总之，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国内外学界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理性研究。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也有部分研究成果存在学理性不强，流于空泛，片面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等问题，今后有待于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加深研究。具体言之，要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开展不同经典文本间的比较研究，加深对重要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解读，即“以马解马”
马克思主义涵盖领域广泛，要深入理解它的理论精髓，应该加强经典著作之间不同文本的比较研究。重点依据已新出版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开展文本间的比较研究，尤其对关乎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当前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各种语言文本文献的相继公布，也为国内学界马克思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要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系统研究[26]。总体上讲，由于资料等方面的限制，当前国内学界对历史考证版（MEGA2）的研究较少，对其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尤其重点研究其中的新资料和新文本，如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新资料和新文本。加深对《资本论》的系统研究，要“突破过去把《资本论》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只是对唯物史观进行证实的哲学著作的研究思路”[27]。此外，在历史考证版中还有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手稿类著作，如《经济学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28]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这些著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系统研究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地、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写这些著作的时代背景，挖掘其中蕴含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根源。
在研究和解读经典文本过程中，需要把重点篇目和一般性篇目相结合，既要认真研究和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点篇目，也要研究和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般性篇目，真正做到对经典著作的整体性研究和解读。同时，还要深入研究重点篇目和一般性篇目的写作背景、写作意图及与其他著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厘清其重要概念范畴的独特语境和重要意义等，使研究视角更加深入和全面。
2.立足现实，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29]
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是经典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要思想，这些原理和观点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体现在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体现在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第三编第一章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四部分，《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中），唯物史观（体现在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问题（体现在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等中），殖民主义问题（体现在如《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中），以及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体现在如《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中），分配理论（体现在如《资本论》等中），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现在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体现在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体现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对于这些由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蕴含的核心思想须从学理上给予科学阐明。
在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过程中，特别要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实际，重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新变化、全球化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及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等等。例如，要注重深入研究全球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虽未直接论述全球化思想，但他们阐述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全球化思想。他们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在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不同形式进行扩张，“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30]。可见，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及“交往的普遍发展”之上的。
要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在对社会主义新认识方面，从多角度展开研究，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最终取得政权的思想等。要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要深入探讨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和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述，如“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堵塞独裁的必由之路”“要进行无情的批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实行选举制，随时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党员在党内的地位一律平等”“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31]等等，加深对这些党内民主问题的研究，将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要注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这为我们今天研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因此，要结合当前社会实践发展要求，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不断结合新的实践加以丰富发展。
3.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经典著作研究之中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产物，应加强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的创造性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渊源关系的研究，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32]的关系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问题，当前学界已进行了初步研究[33]，但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研究深度。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内涵”[34]。同时，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有关思想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对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的发展，等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判断这些环境变化带来的深刻影响基础上形成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这些创新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等。
4.要深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史、论、著和方法“四位一体”的全新视角来开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35]等等。该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广义和狭义如何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二者关系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大规律’的思想能否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原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关系”[36]等。
总之，今后学界应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过程中要“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发展历史、创新机制”[37]等等，这都是今后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展开深入探讨的重要方面。
注释：
[1]有研究者把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概括为“三个深入”：一是深入进行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二是深入进行经典著作文本的开掘和研究；三是立足现实，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注重挖掘和研究那些过去不受重视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62.
[2]《全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出版类型，其数量众多，内容广泛，主要包括作者一生中如文章、书信、电文、阅读批注等各种类型的著述，但也有某些著作在旧版《全集》中未收入进去，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等早期著作。《全集》有较高的准确性，是经典著作的标准本或范本。《全集》的体例是按著作的写作时间或第一次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全集》中的参考资料也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说明、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表、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期刊索引和其他有关索引等等。——冯锦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形式与查找有关篇章、语录和专题的方法［J］.山西大学学报，1978（1）：83.
[3]西方马克思学的始作俑者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认为，苏联人编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是不可靠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编辑“客观中立”的《马克思全集》的计划。为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以原文文字刊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由于在斯大林时期曾经由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主持编辑出版过一个MEGA（12卷），通常人们把新的MEGA叫作MEGA2。1975年，MEGA2的第1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出版。到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MEGA2共出版了36卷。在1990—1992年间，又陆续出版了已编辑好的5卷（册）MEGA2:1990年出版了第Ⅲ部分第8卷，1991年出版了第Ⅱ部分第10卷、第Ⅳ部分第9卷，1992年出版了第Ⅰ部分第20卷、第Ⅱ部分第4卷第2分册。——夏凡.学园版MEGA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渗透［J］.南京社会科学，2007（10）：49.
[4]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建立者。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他主导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首次大规模编辑与出版工作。在20世纪初，梁赞诺夫就开始大量收集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原始手稿、国际工人运动文件、笔记、书信、摘录、摘要和批注等重要文献遗产。当年俄共（布）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俄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国际也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特别委托梁赞诺夫专门负责编辑出版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1927年MEGA1的试编卷即第Ⅰ部分第1卷上册出版，国际上给予了高度评价。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罢免研究院院长，开除出党，1938年在大肃杀运动中遇难。在当时苏联国内政治斗争尖锐与国际形势恶化情况下，MEGA1再没有正式卷次出版。——赵玉兰.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6.
[5]1990年10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德文缩写为IISG）、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文缩写为BBAW）、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缩写为RGASPI）等单位的倡导和主持下，共同建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推进MEGA2的编辑出版。自此，MEGA2各卷的出版权便转到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名下。根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出版计划，MEGA2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著作、文章和文稿，33卷；二是《资本论》及其手稿，24卷；三是书信，45卷；四是摘录、笔记，约40卷，批注约30卷等。
[6]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二是伴随着MEGA2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热情追捧之中。——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
[7]庄前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3.
[8]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
[9]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4.
[10]［德］理查德·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与翻译［J］.金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7）：1-2.
[11]恩格斯.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12]恩格斯.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13]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
[14]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71-196.从语义学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笔者认为国内学界徐素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一书比较具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由许多概念和范畴构成的，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历来是国内外学界所研究的重点。之所以要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它们，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的某些概念和范畴本身在当时就有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二是概念范畴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对外来概念范畴的认识理解不断深化、文字表述不断更新的过程。三是概念范畴的理解翻译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时代在不断前进，概念范畴本身也要不断反映新情况，从而导致自身的变化。在当代中国，随着MEGA2各卷的陆续公开出版，有大批原始文本及与原始文本相关的许多原始资料相继出现。国内学者在接触阅读这些原始文本和原始资料基础上，开始重新审视已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对其中部分核心概念和范畴的翻译提出质疑，使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独立理解和自主话语权。——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71-172.
[1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2.
[1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17]孙来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9（7）：17-19.
[18]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59.
[19]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2.
[20]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6.
[21]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103.
[22]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7.作者在其著述中，分专题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及争论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面介绍。
[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24]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34-137.
[25]邱少明.文本与主义：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21.
[26]总体上讲，我国学界对MEGA2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有关MEGA2的译介资料以来，国内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期刊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等，介绍了大量关于MEGA2的编辑出版与发行情况，并对相关专题进行认真探讨和分析，但我们对MEGA2的探讨基本上还局限于对MEGA2的介绍与翻译层面，远谈不上对该版本进行系统考察与深入研究，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27]聂锦芳.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著作文本研究述评［N］.人民日报，2008-12-23（7）.
[28]目前国内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有张一兵主持翻译的“广松涉版”及其为该版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魏小萍、鲁克俭、韩立新、聂锦芳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这一文本研究的一系列论文。通过研究，国内学者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等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考证，特别对其中“费尔巴哈”章的“梁赞诺夫版”（1926）、“阿多拉茨基版”（1932）、“巴加图利亚版”（1966）、“新德文版”（1966）、MEGA2“试编本”（1972）、“广松涉版”（1974）、“英文版”（1976）和MEGA2新的编排设想以及顺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对《巴黎笔记和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的创作与传播史、马克思晚年笔记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之前也都有了新的进展。——聂锦芳.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著作文本研究述评［N］.人民日报，2008-12-23（7）.
[29]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求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作为该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工程的开展实际上也是对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的总结和拓展。其中，中央编译局在研究工程中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的任务，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还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近200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具体来讲，主要包括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问题、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政治文明、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时代主题问题、全球化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等的基本观点。——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60.
[3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31]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50-53.
[32]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这一重要结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简称“两个决不会”，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两个必然”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两个决不会”揭示了实现“两个必然”的时间和条件，是对“两个必然”思想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这两个科学论断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
[33]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1）顾海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J］.教学与研究，2011（6）.（2）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0）.（3）李兴耕，李宗禹.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4）.（4）赵蕾蕾.《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D］.兰州：兰州商学院，2012.（5）金正一.《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J］.延边党校学报，2008（4）.（6）杨刚.文本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1）.等等。
[34]顾海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J］.教学与研究，2011（6）：5.
[35]任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新视角［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5）：49.
[36]杨金海.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的动向［N］.社会科学报，2006-11-30（4）.
[37]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