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开始进入拨乱反正时期。拨乱反正主要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改变当时国内的混乱局面，实现国内团结、稳定和发展。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系统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它关系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整个拨乱反正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拨乱反正做了充足的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1.平反冤假错案
长期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留下了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妥善解决“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推动党的正确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恢复，促进和巩固安定团结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而成为全党全国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
第一，彻底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夕1 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数更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彻底解放被打倒、受迫害的领导干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提议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以及其他老同志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采取了有力措施：在组织上进一步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建立各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机构，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这些措施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新局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安排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干部和老同志，平反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而且在中央的推动下，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开始进行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决定性胜利。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1]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近2万件。
第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以及其他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高达上百万件，涉及数百万人，影响到上千万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深入和发展，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迫切性和基本原则，他强调：“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2]“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3]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复查纠正反右派斗争中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4]据不完全统计，在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中，全国共复查处理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近200万件。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全国范围内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基本结束。
第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整个工作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知识分子被纳入剥削阶级的范畴，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工作，开始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5]8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又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6]9月19日，他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阐明对“两个估计”的看法，认为建国后的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如果对这17年估计错误，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成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1978年3月和4月，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召开，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7]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多次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并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到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基本解决了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2.澄清教育科学文艺领域是非
教育、科学和文艺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遭到冲击，在这些领域进行拨乱反正能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和牵引作用。邓小平十分重视科技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8]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分管教育和科学，开始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第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关键是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取了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后，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9]同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10]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走出了关键一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7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顺利召开，并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改革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规定之后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这种招生制度，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相比，呈现出招生对象广泛、文化水平要求高以及重视文化考试等特点。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促进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进程，而且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有极重要的意义。1977年11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开始恢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成绩应当充分肯定。”[11]
邓小平在批评“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制度的同时，还强调，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12]。不仅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学生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尊重教师，而且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要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要提高教师的质量，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取得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第二，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时展开。1977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做一个正确的估计，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13]“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14]我国当时计划要在20世纪末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因此，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驳斥了“四人帮”的错误，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15]
同时，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指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邓小平还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而且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决定着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的调动。要建设浩浩荡荡的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因此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改革科研体制和机构，设立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配备好领导班子，党委统一领导，领导科研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总之，“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16]。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大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广大科技工作者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技事业开始展现出春天的景象。
第三，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拨乱反正的带动下，文学艺术界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方针，允许文艺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同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又邀请100多位文学界人士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4月，文化部党组召开大会，宣布为受“四人帮”迫害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平反。同年5月至6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曾被撤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恢复工作。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7]“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18]“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0]
在文学艺术领域拨乱反正过程中，思想工作出现了涣散软弱的现象。虽然有些作品严重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有关部门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又有人说是打棍子。这种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各种错误倾向的严肃批评，“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21]。同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纠正文学艺术界在纠“左”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思想，使文学艺术沿健康的方向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经济领域拨乱反正
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集中于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错误；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党的十二大之前，主要集中于经济调整与确立和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战略。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正确的经济理论的批判，对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干扰和破坏，不仅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1977年2月，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些会议的召开对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经济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1978年4月，中央发布《工业三十条》，对整顿企业提出了具体标准，明确规定了企业的任务、制度、工作方法和管理政策。同时，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相关部委联合颁发了5个关于基本建设工作的管理办法，要求整顿基本建设的混乱现象，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和合理安排。
邓小平十分关注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重点强调按劳分配问题。他指出，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各企业和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22]《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文章，在经济理论上起到了重要的拨乱反正作用。
同时，这一时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比如，1977年11月，由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允许农民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1978年9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经济领域实现三个转变：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把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封闭自守或半封闭半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三个转变实际上已经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思想和方针政策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从1979年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同时，做出调整国民经济、把农业搞上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等决策，并明确提出改革和开放任务。
另外，邓小平还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他提出军队当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首先，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主要是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进领导班子。其次，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认为，军队有相当一部分纪律废弛，作风不好，在人民中威信下降，因此，要加强政治教育，要加强部队训练，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要恢复和兴办一些学校，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学校的任务主要是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兵种联合作战；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再次，加强军队纪律性，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搞好团结，反对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反对任人唯亲。
注释
[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7～148页。
[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7页。
[3]同上书，278页。
[4]同上书，243～244页。
[5]同上书，41页。
[6]《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9页。
[7]同上书，89页。
[8]同上书，40页。
[9]《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9页。
[10]同上书，67页。
[11]同上书，103页。
[12]同上书，50页。
[13]《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49页。
[14]同上书，72页。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6页。
[16]同上书，54页。
[1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07页。
[18]同上书，210～211页。
[2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90页。
[2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