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长期“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既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又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面临诸多障碍。“两个凡是”集中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仍然存留的僵化教条思想，这些思想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认识到“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和危害性，并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其进行了批评，对突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北京等城市一些人自发写诗词、贴标语，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予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
“两个凡是”的方针表面上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实质上是固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固守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极左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它既给揭批“四人帮”划定了界限，也给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制造了障碍，更不能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因此，“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以后，立即受到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怀疑和抵制。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有主客观原因。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样分析：“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1]由于长期的“左”的错误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实现思想大解放，需要进行激烈的和艰难的思想斗争。
2.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4]。因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深刻认识到它的实质和危害性，并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其进行了批评。
1977年2月，邓小平在同王震谈话中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5]同年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6]他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时向他们明确表示：“ ‘两个凡是’不行。”[7]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他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8]
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9]
8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不要这样，邓小平自己向来引用少。[10]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1]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实质是批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旨在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不能用属于主观范畴的思想、理论、观点来判断属于主观范畴的真理，而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客观范畴的实践及其结果来判断主观范畴的真理。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时指出，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二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他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肃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以“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和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科教战线以及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不仅体现了他敏锐的思考力，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体现出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态度。这种批评不仅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做了思想铺垫，而且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破除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和僵化认识状态，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到正确轨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3.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现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早在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中，就针对当时片面宣传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 “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 ” “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12]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复出，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理论勇气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3]
同年5月，他在与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14]
同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在全会的讲话中，着重论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5]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深刻地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导。
第一，对毛泽东思想要从整个体系上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任意肢解。这是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具有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及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的情况，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不能认为毛泽东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7]同时，“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8]比如，毛泽东党建思想、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等。从整个体系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不容易的，不仅需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还要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9]。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来源。因此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做法，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1]“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22]
第三，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是掌握其精神实质。1916 年11月列宁在批评伊·费·阿尔曼德抓住《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一句话，就打算无条件地运用它，甚至由此否定民族战争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3]毛泽东也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24]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谈到党的作风时指出：“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25]同年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又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6]也就是说，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最根本的就是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要学精神实质。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从根本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论述为后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精髓的准确概括和提炼起到了重要先导作用。
注释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55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1卷，3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4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文集》，第8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49～50页。
[9]同上书，53页。
[10]参见上书，57～58页。
[11]《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132～133页。
[1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3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8页。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2页。
[19]同上书，43～4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3卷，8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2页。
[22]同上书，43页。
[23]《列宁选集》，3版，第2卷，7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
[2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5页。
[26]《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