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与预测

201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

第一，核心CPI的小幅回落、GDP平减指数增幅的下降和产出缺口由正转负的收窄，说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因素不仅具有短期周期波动的特性，更具有趋势性下滑的特性，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还没有触及底部，“L形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并不成立。

第二，“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因素。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的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做出调整。

第三，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阶段的核心标志不仅仅在于各类宏观数据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稳中向好”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场中的社会情绪的剧烈波动。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通过贸易途径在短期中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但贸易摩擦所引发的战略恐慌对市场信心和市场预期产生了巨大冲击；二是1—10月民营企业投资增速的快速回升说明民营企业家并没有简单地采取用脚投票的方法，但“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却成为第三季度以来的社会舆情焦点和政策调控的核心；三是1—10月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回升到6.5%，但“欧美外商撤资论”却全面绵延；四是上市公司业绩虽有所回落，但股票市场崩溃性的下滑依然超乎市场主体的预期，A股估值水平已经接近或触及历史底部。这些市场情绪的剧烈变化不仅集中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面临的战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疑虑。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微调难以起到稳信心的作用。

第四，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18年各类宏观参数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企业家在生存空间挤压下投资意愿和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三是在层层行政督导和持续管控下，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出现传统的换届效应，反而出现了新型的“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异意味着当前很多参数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第五，2017年以来建立在宏观经济企稳的判断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仅存在误判的嫌疑，同时还面临严重的合成谬误问题。去杠杆、强监管、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债务纪律的整顿以及各类行政督察，每一个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叠加之后带来的外溢效应却超越了经济体系的承受能力。要克服经济政策定位和实施模式面临的问题不仅依赖于市场运行体系的恢复，更依赖于政府体制的深入改革。

第六，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房地产市场、汇市、股市、债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2018年各类局部风险常态化具有必然性，很多金融参数创历史新低说明中国经济内生性收缩压力较大。

因此，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外部环境的恶化、市场情绪的波动、微观基础的变异、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风险的累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扭曲都需要中国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1）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成为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2）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但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贸易摩擦在其他领域的展开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了2019年宏观经济参数恶化的幅度具有不确定性。

（3）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4）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以中美贸易摩擦和解、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为契机，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

（5）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各种悲观情绪，自第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

根据上述一些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不考虑2018年国家国内经济核算方法调整的因素，设定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第一，2018年与2019年名义财政预算赤字率分别为2.6%与3%；第二，2018年与2019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8：1与6.9：1。分年度预测2018年与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注：带*为预测年份。

（1）在外部环境恶化与内部调整因素叠加、周期性力量与趋势性力量叠加的综合作用下，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没有延续2017年的弱复苏态势，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上涨率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从供给面的角度来看，在总需求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增速稳中趋缓，建筑业增速持续回落，带动第二产业增速小幅下降，第三产业增长势头放缓。预计2018年第二产业实际增速为6.0%，较2017年回落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为7.6%，较2017年回落0.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各类农业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对稳定，增速为3.5%。同时，相比2017年，工业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增强，但制造业对工业的拉动作用减弱，第二产业增长的结构在深化调整。

（3）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在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积累等因素的作用下，2018年消费增速明显回落，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4%，比2017年下滑0.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回落幅度更为明显。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但难抵政策性因素的回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作用预计全年增速为6.3%，较2017年上升0.4个百分点。在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出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净出口规模继续缩小，国际收支更趋平衡。预计2018年出口增速为12%，进口增速为21%，较2017年继续回升，但净出口规模缩小至3 039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27.6%，连续三年规模缩小。

（4）在供需趋于平衡、价格传导、食品类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8年PPI高位回落，而CPI温和回升，CPI与PPI缺口明显缩小。预计全年PPI上涨3.8%，比2017年回落2.5个百分点；CPI增速为2.2%，较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上涨3.1%，较2017年回落1.0个百分点，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5）在防风险和稳杠杆的政策导向下，货币政策持续收紧，预计2018年M2增速为8.3%，与2017年基本持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出现下降，预计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为11.0%，较2017年显著回落1个百分点。

（6）在经济下行的作用下，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从高位持续回落，但由于土地市场的景气，政府性基金收入继续大幅增长，政府总体收入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8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将近18.5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将近7.9万亿元，合计达到26.3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12.5%，政府收入状况总体较好。

随着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1）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上涨率下降为2.8%，2019年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分别为5.8%和7.2%，较2018年分别回落0.2和0.4个百分点。

（2）在房地产投资趋缓、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和民间投资调整的作用下，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的趋势将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不过考虑到价格效应，实际投资增速与2018年基本持平。

（3）在消费促进政策和民生政策陆续出台的作用下，2019年消费快速下滑的趋势有望得到缓解，但收入分配恶化和债务率大幅上升等深层次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根除，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速为9.0%，较2018年下滑0.4个百分点。

（4）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也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预计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

（5）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涨幅的显著回落以及相对较高的基数效应，PPI涨幅略有缩小，而随着食品价格的进一步回升，CPI涨幅略有扩大，CPI与PPI缺口继续缩小。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上涨2.8%。

（6）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使得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将出现明显下滑。综合来看，预计2019年全国政府性收入同比仅增长5.5%，较2018年增速显著回落。

（7）适应新阶段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需要，2019年货币政策将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基础上被赋予新的内涵。预计M2增速回升至9.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回升至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