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时期英国的修辞术教育

在16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上述的修辞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占据了教育实践的核心位置，恰如罗马时期一样。[166]身处我们如今这样更具有历史感的时代，不免要惊讶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准备将古典时期的修辞学和其他文本视为当代文献。这也意味着——与本书的论点相关的重要一点——将西塞罗、昆体良与都铎时期英国的方言修辞学家联系在一起，并把他们视为对单一论点的贡献，这才是符合历史的。这种处理方式能够明晰地展现出人文主义者在面对古典权威时所承袭的极其强烈的文化连续性意识。[167]

人文主义者重新采用的那种教学大纲在古典时代被称为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的第十卷中对所涉及的教学方案做了一个著名的总结，被广泛接受。在掌握修辞技艺的同时，[168]胸怀大志的演说者还应沉浸在对诗歌、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的研究和欣赏中。[169]昆体良最推崇的诗人是荷马和维吉尔；[170]最欣赏的历史学家则是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以及罗马人中的萨卢斯特和李维；[171]至于道德哲学，他认为“西塞罗甚至能与柏拉图本人比肩”。[172]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教育理论家所复兴的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文”研究的罗马愿景。[173]托马斯·艾略特（1490—1546）出版于1531年的《统治者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当属最明确阐述这种方案的作品。儿童时期的学生在完成文法学习以后，要学习古典诗歌，特别是荷马史诗。[174]到14岁，未来的“统治者”可以开始学习辩证法和修辞学，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是掌握这后一项技艺的推荐教材。[175]在这之后，学生需要学习宇宙学以及（更细致的）历史，研读的作品从李维开始，进阶到凯撒、萨卢斯特以及塔西陀。[176]到17岁时，他“需要阅读一些哲学书籍，特别是能够为他提供关于德行知识的那些”。[177]这时候，他应该集中学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西塞罗的《论义务》，“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作品。[178]

不过艾略特也承认，这条通往智慧的道路布满荆棘。绝大多数希腊和罗马先贤“认为，在七岁之前，儿童不应该读书识字”。但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知识和科学使用的都是自己的母语”，学童们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相比之下，当今时代的不幸是，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尽早开始学习古典语言。若不掌握这些基本技能，便绝无可能进入人文学习的殿堂，获取智慧与力量。[179]

因此，都铎时期文法学校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语言教学。要一窥当时的教学内容，可以参考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来担任过普利茅斯文法学校校长的威廉·肯普出版于1588年的《学龄儿童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Learning）。[180]肯普建议，学校学习的头五年应当专攻拉丁文，随后学生进入接下来三年的高年级学习。[181]在这段时间里，应当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同时也要不断地训练如何以恰当的修辞体裁使用拉丁文写作“议题”。最后一年除了要学习一些数学知识以外，其余课程都是拉丁文。[182]

肯普所构想的这种两级式拉丁学习方式通常也被等同于人文学习中的两项语言学要素，也就是文法技艺（ars grammatica）和修辞技艺。[183]胡安·路易斯·比韦斯（1493—1540）于1523年首次来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教授人文学，在成书于1531年的《教学准则》（De tradendis disciplinis）中就已经强调了这种观点。[184]比韦斯指出，开始学习拉丁文也就是开始学习文法，因此要识记名词变格、动词变形，等等。[185]开始学习修辞学也就是开始学习如何辨别比喻与转义，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学习比韦斯所谓更重要的修辞训练的准备工作。[186]这种训练包括主题和演说词的写作，以及就给定动因与一方或另一方发表“相反的”言论。[187]等到学生进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写作的阶段时，他必定已经能够将最初对文法的理解与后来的修辞学研究以及“遣词造句”结合起来。[188]

对修辞学的诸项原则的传授一般是通过对一本或其他几本经典手册的学习来实现的。昆体良常被视为进阶教材，但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是《罗马修辞手册》和西塞罗的导论式作品，特别是《论开题》和《论演说术的分类》。比韦斯在《教学准则》中的课程大纲就将《罗马修辞手册》列为最有用的参考之一，[189]约翰内斯·斯特姆在自己的《文学游戏》（De literarum ludis）中也十分赞同这种排序。斯特姆认为，儿童的教育应该从五六岁开始，此后要持续九年时间。[190]修辞学的学习应当放在第五年，从表达风格学起，第六年则学习开题，在这两个阶段，最适合使用的教科书据说是《罗马修辞手册》。[191]

从现存的都铎时期文法学校的规章来看，当时这种主张已经被广泛采用。伯里·圣埃德蒙地区的爱德华六世文法学校在1550年起草的“法则”规定，在最高阶段，“学员们应该阅读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或者读《罗马修辞手册》中阐述的修辞准则”。[192]诺威治文法学校1556年的校规同样也明确规定，昆体良和《罗马修辞手册》应当“在最高年级”被学习。[193]莱彻斯特自由文法学校1574年的校规要求，在学完拉丁文语法后，学员应当在最高年级至少一周两次学习“塔利和《罗马修辞手册》的一些内容”。[194]里文顿中学1576年的校规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在完成必要的文法训练以后，学生应当“进入对修辞原理的研习，阅读塔利的作品（《罗马修辞手册》），以便能理解演说的各种类型和各部分”，这样才能“合理地反驳提出的任何问题”。[195]

由于早些时候人文教学在意大利的风靡，[196]这些经典手册已经在市面上流行了一段时间，并且确实也属于印刷出版物最早时代的畅销书之一。1470年，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第一次在罗马出版，到1500年之前，至少再版了六次，主要都是在威尼斯出版。[197]到16世纪中叶，巴黎出现了多达二十个版本，[198]而在里昂，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Sébastian Gryphius）从1531年开始将《雄辩术原理》与昆体良的《论演说》（Declamations）一起出版，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个版本再版了六次以上。[199]基础知识手册更加流行，特别是《罗马修辞手册》和西塞罗的《论开题》。[200]1470年，尼古拉斯·詹森在威尼斯首次出版了《论开题》，到世纪末，这本书在意大利至少出版了十二次。[201]然而，《罗马修辞手册》流传最为广泛。[202]1470年詹森第一次将其出版以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至少有十个意大利版本问世。[203]詹森发明了一种后来常见的出版安排，即将《罗马修辞手册》与《论开题》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进行出版。[204]巴蒂斯塔·托尔蒂1481年的版本就沿袭了这种办法，这个版本在随后十年中又重印了数次。[205]和詹森一样，托尔蒂认为这两本书都是西塞罗的作品，在扉页将《论开题》说成是西塞罗的“老”修辞学，将《罗马修辞手册》则说成是他对这个议题“新的”和更系统的思考。[206]除了这些联合印刷版本以外，这两本书也在印刷书籍问世初期成为许多集注和评论的讨论对象。[207]

当拉斐尔·瑞吉乌斯（1440—1520）在1490年出版了自己的《昆体良两百问》（Ducenta problemata）之后，这种处理方式立刻受到了质疑。[208]这本书的总结章节的标题是“《罗马修辞手册》是否被错误地认为出自西塞罗之手”，瑞吉乌斯坚定地认为这确实是搞错了。[209]这个结论很快就被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者所接受，比韦斯在他的《教学准则》中也指出，难以想象西塞罗如何会被认为是这本书的作者。[210]不过，对意大利的书商来说，将《罗马修辞手册》与西塞罗这个奇妙的名字拆分开显然是如此不受欢迎，以致瑞吉乌斯起初被广泛忽视。直到1546年保罗·马努齐奥（1512—1574）出版了他编辑的西塞罗修辞学作品集，马努齐奥认为《罗马修辞手册》是“一位不知名作者的作品”。此后，人们似乎才摒弃了这种处理方式。[211]即使如此，法国和德国的书商依然反对这种看法。到16世纪50年代，科隆的吉姆里奇公司依然将《罗马修辞手册》当作西塞罗的作品来出版，[212]而里昂的安东尼·格里菲斯仅在自己1570年的版本中放弃这种看法，他最终不再为这部作品指认作者。[213]

这个时候，在英国也出现了一波出版这种丛书的热潮。这种编排在1569年首次问世，亨利·拜尼曼显然获得了出版学校使用经典书籍的许可，他自己出版了一部分，同时也授权其他书商进行出版。[214]伦敦第一位使用这一授权的书商是约翰·金斯顿，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许多修辞学作品，其中包括在1569年出版的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De copia）的一个版本。[215]1573年，金斯顿发行了西塞罗的《布鲁图斯》和《论演说家》，次年又出版了《罗马修辞手册》和西塞罗的《论开题》，使用的是1535年吉姆里奇最初的版本。[216]金斯顿的这个版本并不尽如人意。他坚持认为《罗马修辞手册》的作者就是西塞罗，放到16世纪70年代，这种看法只会显得他极其无知，而且他的版本加入了一些堆砌的评注，极大地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性。人们依然需要一个更加与时俱进和用户友好型的版本，而满足了这一需求的正是金斯顿的对手、伦敦书商托马斯·沃特利尔。沃特利尔在1570年使用了安东尼·格里菲斯的版本，摒弃了西塞罗是《罗马修辞手册》作者的看法，但是依旧将这本书与毫无疑问的真作《论开题》放在一起进行出版。在1579年最终出版的书籍中，包含了两部作品完整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准确版本，这部书被取名为《〈罗马修辞手册〉与西塞罗的〈论开题〉，四世纪修辞书两卷》（Rhetoricorum ad C. Herennium Libri Quattuor. M. T. Ciceronis De Inventione Libri Duo）。[217]

托马斯·沃特利尔生于法国特鲁瓦，16世纪50年代末来到伦敦，1562年获得英国“外籍居民”的身份。[218]1567年，他与另一位法国移民让·德瑟让（Jean Deserrans）联手，开启了书商生涯，[219]很快又与托马斯·马什展开合作，后者在1572年取得了出版学校使用拉丁文书籍的许可。[220]到16世纪70年代中期，沃特利尔的印刷所已经聘用了六位助手，[221]1579年，他招收了一位名叫理查德·菲尔德的学徒，雇员数量进一步增加。[222]菲尔德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来到伦敦，他的父母与威廉·莎士比亚家很熟悉。1592年菲尔德的父亲去世时，莎士比亚的父亲是负责清点其财产的斯特拉福德市民团成员。[223]菲尔德比莎士比亚起码大两岁，但是两人在斯特拉福德的国王新文法学校上学时一定有过交集，后文将指出，他们无疑也保持着联系。

在菲尔德成为学徒前不久，沃特利尔开始出版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文本，包括修辞学、诗歌、历史以及道德哲学，也就是人文研究的全部内容。1579年，他印制了数本古典修辞学作品，其中包括西塞罗的演说词以及《论开题》。[224]他还出版了托马斯·诺思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这个版本被认为是最经典的译本之一。[225]同年，他发行了一整套西塞罗的道德哲学论著，[226]不久以后，他又将项目拓展到古典诗歌，在1582年印制了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次年又出版了奥维德的另外两卷诗歌集。[227]

1587年沃特利尔去世，他的遗孀杰奎琳扛起了经营印刷所的担子，[228]杰奎琳面临着斯塔辛那公司（Stationers' Company）的激烈反对。[229]当年她便发行了作品出售给亡夫以前的学徒理查德·菲尔德[230]，菲尔德同时也成为出版社的自由雇员。[231]1589年1月，杰奎琳·沃特利尔和理查德·菲尔德结婚，此后，菲尔德似乎获得了经营的控制权，直到1624年他去世之前，出版社都运营得十分成功。[232]他出版了各种人文研究书籍，也因为其拉丁文本的准确度而备受赞誉。[233]不过，他似乎更青睐当代而非古代的人文作品。菲尔德出版了一系列文法畅销书，包括约翰·布林斯利的拉丁文教学指南，[234]还有许多讨论修辞学的方言作品，包括1589年出版的乔治·帕特纳姆的《英语诗歌技艺》（Arte of English Poesie）以及1602年出版的托马斯·坎皮恩的《观察》（Observations）。[235]他还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作品，包括芬顿的圭恰迪尼译本，[236]并多次发行诺思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新版分别于1595年和1603年问世。此外，还出版了许多道德哲学著作，包括在1594年出版的利普修斯的《政治六书》（Sixe books），以及1612年出版的卡斯蒂廖内《论廷臣》（Cortegiano）的拉丁文译本。[237]

不过，菲尔德成就最为彰显的领域是当代诗歌。1591年，他印刷出版了约翰·哈林顿所翻译的《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238]1594年，菲尔德印刷了许多乔治·查普曼的诗歌，并于1611年和1614年出版了他所翻译的荷马史诗。[239]1596年，他制作了埃德蒙·斯宾塞《仙后》（Faerie Queene）的首个完整版本，[240]他还是最早在1598年印刷锡德尼的《阿卡迪亚》（Arcadia）的书商之一。[241]菲尔德作为出版商和印刷商发行了莎士比亚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即1593年问世的《爱神与金童》。[242]一年后，他为出版商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印制了莎士比亚的《露克丽丝遭强暴记》。[243]尽管1596年以后，菲尔德就不再发行莎士比亚的诗作了，[244]但正是由于他出版了《爱神与金童》，莎士比亚才能够向自己的赞助人南安普顿伯爵献礼，在献词中将这本书说成是“我的首要杰作”。[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