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真实性哲学的拱顶石

索卡尔的恶作剧

1996年，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文章作者是纽约大学从事量子引力研究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文章发表三个星期之后，索卡尔在另一本杂志《大众语言》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的文章，披露自己向《社会文本》提交的是一篇诈文，内容纯属胡说八道，发表它是为了对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思潮进行某种检验。[1]这就是20世纪科学思想史上的一起标志性事件：“索卡尔的恶作剧”。该事件曝光之后，迅速得到欧美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还登上了1996年5月18日《纽约时报》的头版。[2]它立即引发了一场西方知识界的地震，那就是20世纪科学战争走向终结。

什么是“科学战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蔓延，西方知识界形成一股质疑现代科学的思潮。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种人为的语言建构，受到意识形态、资本运作和权力斗争的左右，它必须和政治及官方意识形态一样接受理性的怀疑和批判。面对这一指控，先是在美国，随后蔓延至西欧，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名义指责科学的大反击，那就是20世纪末愈演愈烈的科学战争。科学战争的高潮是两位美国科学家在1994年出版《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一书。该书批判锋芒直指激进环保主义、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等理论的根据；两位作者以犀利的文风批判了以“学院左派”自居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误解和无知，甚至提出后现代主义批评是一个“瞎话王国”。[3]

在大多数科学家看来，把现代社会的弊病（如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是出于无知，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同于对科学技术的否定更是荒谬绝伦。《高级迷信》的出版可以视作索卡尔事件的导火索，因为索卡尔正是读了《高级迷信》之后才决定写那篇诈文的。一开始，索卡尔难以相信这本书引述的内容代表了人文学界的潮流，但在查证相关文献之后，他发现《高级迷信》所言非虚。这促使索卡尔决定模仿后现代主义批评的风格撰写一篇诈文，[4]以响应在学术界“某些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的知识的严格性标准明显地下降的趋势”。[5]此外，《高级迷信》一书引起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猛烈反击，认为这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污蔑。其中《社会文本》杂志组织了一期题为“科学大战”的专刊，旨在驳斥《高级迷信》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期刊物收录了索卡尔的诈文。[6]索卡尔的诈文对正在自我辩护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构成了致命一击。因为它在后现代主义杂志上发表这件事本身证明：后现代主义批评或许立意正确，但其论证漏洞百出。

随着“索卡尔的恶作剧”被广泛报道，科学战争迅速从思想界内部进入公共视野。一面是科学的捍卫者，包括科学家和部分早就不满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真实的人文学者；[7]另一面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知识社会学家。两者的交锋很快有了结果，面对科学捍卫者和历史学家的反击，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毫无还手之力。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何为现代科学，基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种种后现代主义批评，全都建立在对科学本身及其发展历史的误解之上。在科学捍卫者严肃的论述面前，后现代主义批评本身的内在矛盾迅速暴露；在批评界盛行了近30年之久的后现代主义迅速烟消云散。

“两种文化”对话的消失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冠以“科学”之名的“战争”中，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斯诺反复被人提起。[8]斯诺在1959年出版过一本演讲集《两种文化》。在这本书中，他提出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属于两个互相独立、不能化约的研究领域。正如用人文来想象科学是错误的一样，科学亦不能推出人文。他认为正因为现代科学和人文是两种毫不相干的文化，所以很容易造成如下局面：钻研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是一种类型，开展人文研究的人是另一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人构成封闭的圈子，这两个圈子老死不相往来、不能沟通，这种愈演愈烈的分裂正在给人类带来灾难。斯诺呼吁：“两种文化不能或不去进行交流，那是十分危险的。当科学正主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从最实际的方面看确实是危险的。科学家能出坏主意，决策者却不能分清好坏。另一方面，科学家在一种割裂的文化中提供某些只属于他们的潜在性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使政治程序比我们准备长期忍受的更加复杂，某些方面也更加危险。”[9]斯诺认为：“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种了解是20世纪末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10]

斯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科学技术可以得到无限制的运用，市场经济使生产力实现空前增长。对社会结构（包括市场经济）和价值系统的反思，本属于人文社会领域。如果不强调人文社会学者必须了解科学知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科学技术）就很容易越出反思精神之外，这确实是十分危险的。令人惊奇不已的是，虽然科学战争中论战双方不断重复斯诺两种文化互相隔绝的危害，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战争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其结果是斯诺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所谓两种文化的互相隔绝、互不关心，实为20世纪上半叶甚至是19世纪的事情，早已过时。

一方面，斯诺一再指出的所谓人文社会学者拒绝去了解高深科学理论这一前提早已不再成立。后现代主义者不仅“知晓”什么是科学，而且认为自己掌握了现代科学理论的本质。举几个例子：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作品中，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作品大量援引拓扑学和逻辑学的术语；在《语义学》一书中，法籍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运用了选择公理和哥德尔定理；法国文化理论家、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在讨论地理和历史的时候，经常引用来自相对论的“时间类”和“空间类”；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经常提及微积分的术语；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经常将“混沌”一词挂在嘴边；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路思·伊瑞葛来热衷于借用逻辑学和流体力学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甚至写了一篇长文分析相对论，讨论其为“对授权社会学的贡献”。[11]后现代主义者不是不关心科学发展，而是信心“爆棚”地对科学指手画脚。[12]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尽管极为推崇各种数学和科学概念，但对这些概念本身的理解错漏百出。他们往往不经任何解释、定义，就长篇累牍地使用各种科学概念，不顾这些概念可能互相矛盾，其文章语言佶屈聱牙，让人不堪卒读。[13]

另一方面，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互相隔绝，导致科学家出的坏主意得不到社会监督。其实，政治家对科学公共政策的制定，既不是科学家的知识所能左右的，也非人文学者的价值批判所能影响的。举个例子，1993年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法令，否决了很多科学家寄予厚望的超导超级对撞机工程。部分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认为，这一事件是因思想界对科学与理性批判的结果而引起，其导致科学捍卫者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愤恨，并组织以《高级迷信》出版和“索卡尔的恶作剧”为代表的反击。[14]这种解释是如此不顾事实，过分夸大了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影响力，以至连索卡尔都觉得可笑。[15]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以艰涩且充满错误的语言写成的文章，从来没有对科学构成真正的威胁，更何况影响政府决策呢？在斯诺的两种文化中，预设了公共政策是受社会文化制约的，因为科学和人文代表了人类现代思想和文化。事实却是，这一切早已时过境迁。政治和权力的运作早已和所谓的两种文化脱钩，正因如此，尽管在科学战争中，人们延续了斯诺的主张，不断强调两种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但科学战争作为20世纪科学与人文最重要的对话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科学战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科学和人文从此不再对话——科学界看不起人文研究，人文学界日益缩小到一个只有在学院内才有人问津的小圈子中，不敢越出雷池半步。除了科学和人文处于一种“鸡同鸭讲”的关系外，在科学家看来，人文学者只要一开口就表现出浅薄而又无知的自大。2020年，一位女性科学家在互联网社区Reddit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大意是自己的丈夫是一位哲学家，并试图向自己说明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资源，而这位科学家则认为丈夫对物理学的观点不只是错误，而且缺乏基本常识，这让两人的婚姻陷入危机之中。[16]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所谓代表“第三种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在西方社会崭露头角，他们的主要成员都是科学家或者有着科学方面的教育背景，并日益取代人文学者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17]然而，这些关心人文的科学知识分子并未真正进行过人文研究，甚至对什么是合格的人文研究都缺乏足够的理解。人文世界的消失正在导致当代人的心灵走向野蛮化和科学乌托邦的盛行。

“索卡尔的恶作剧”的吊诡之处正在于，这起事件原本是在科学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时期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辩论，作为事件主角的索卡尔提出自己参与论战的目的是要实现两种文化的真正对话。[18]然而，事件的结局宣告斯诺的两种文化对话的虚妄。[19]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源于人文社会学者认为科学已经成为语言哲学的一部分，从而大胆越界。科学界则发现人文学者不学无术。问题在于，人文学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出了错，而科学家也不理解一向和科学井水不犯河水的人文研究中为何会出现后现代主义。至于两种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斯诺命题遭到了完全的颠覆。自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第43任总统，采取了一系列以政治干预科学的政策后，科学捍卫者论战目标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从人文学者转向政治家。[20]因为决定政治家科技政策的既不是人文知识，亦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早已过时却又阴魂不散的意识形态，甚至是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科学战争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作为科学战争的两种文化对话会带来如此奇葩的结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去梳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源头。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两个分支（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结合的产物，这两个分支的背后是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人文学者力图用新哲学把握什么是现代科学。后现代主义的立足点之一是将科学理论视为语言建构，它是将另一个普遍有效的观点运用于反思科学的产物。这一普遍有效的观点就是任何理论都是语言（符号系统）结构，其源自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人物的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是主张数学即逻辑的代表人物罗素的学生，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一个名称代表一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物，并且它们被相互结合在一起，以这样的方式这个整体便——像一幅生动的图像一样——呈现了这个基本事态。”[21]为什么人能够用语言表达和认识世界呢？维特根斯坦认为原因是语言和世界共享了相同的逻辑结构。[22]简而言之，任何理论都是特定的语言结构，故“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23]基于这一观点，维特根斯坦指出过去哲学（形而上学）的大多数命题“是因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它们是没有意义的。[24]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认识到：正确地用符号指涉世界，必须让符号和客观实在的事物一一对应。这样，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只有两种。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即分析语言，它们是数学和逻辑研究的对象。二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即综合语言，这些语句结构和第一种语句不同，不能由逻辑判别真假，而必须看其是否符合客观实在，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哲学第一次用“符号如何把握对象”来定义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它在批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的误用的同时，指出真实的符号系统（结构）只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和数学，另一种是科学。

科学陈述作为综合语句，反映的只是客观实在的个别事实。这样一来，真的科学陈述一定是单称的，而作为理论的全称语句只能是一个猜测。这一分析构成20世纪下半叶对什么是科学的基本论断：科学由作为事实的单称陈述和作为理论的全称陈述组成。科学的进步由两种动力构成，一是真实之单称陈述的积累，二是真实之单称陈述对作为假说之全称陈述的证伪。前者是科学事实之进步，后者是科学理论之革命。[25]换言之，伴随着哲学革命发现人是用符号系统把握世界的，科学作为符号系统“正确的使用”，它和非科学（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可以有效地区别开来。这就是迄今为止人们接受的现代科学的哲学观。它由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组成。逻辑经验主义先用逻辑定义了数学，然后用单称陈述定义了符合客观事实的语句。作为逻辑经验主义补充的证伪主义则宣称：科学理论是全称陈述，它只能是可以证伪的猜测。逻辑经验主义指出科学事实如何积累，证伪主义则揭示新的事实如何证伪过时的理论。在过去2 000多年知识进步的历史中，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哲学把握了科学，它对认知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上述科学观的缺陷很快被人认识到。早在20世纪30年代，数学家、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已经证明数学并不是逻辑。在50年代，哲学家乌伊拉德·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打破了分析语言与综合语言二分的神话，并进一步质疑了还原论和证实论的合理性。蒯因指出：“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这个两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一个个依次考察的科学陈述的。”在蒯因看来，在一个真的科学陈述中，有关理论分析和科学观察的内容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一个纯粹描述经验的陈述并不存在。由于任何有关科学观察的陈述都渗透着理论的影响，也就不可能通过科学观察去最终证实一个科学理论。[26]既然用分析语言和综合语言来定义数学和科学不准确，由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刻画的科学进步观就可能不成立。当经验观察和理论预言不一致时，两者的互动并不一定代表借着理论（符号系统）逼近客观世界。

科学史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对哥白尼革命的历史考察证明：哥白尼日心说刚提出时并不比地心说更准确，日心说代替地心说只是社会思潮演变的产物。据此库恩建立了范式说，即科学理论只是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共识”而已。[27]库恩开启了理论科学史研究，它和科学哲学结合颠覆了科学符号系统符合客观实在的哲学观。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进而认为科学和形而上学及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差别。[28]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后现代主义兴起了。因此，学界有一种说法：库恩是“后现代之父”，而蒯因则是伟大的后现代主义者。因为正是他们对科学陈述的研究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到来。[29]

事实上，仅仅是蒯因、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导致汹涌而来的后现代主义。关键在于，在理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颠覆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同时，人文学者仍然坚信任何理论都是用语言（符号系统）把握客观实在的正确性。历来要有批评科学理论的资格，必须先理解科学理论，但无论是数学之艰深，还是科学知识之专门，都是人文学者望而生畏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举扫除了人文学者对科学理论的敬畏，因为任何理论都可以理解为人用语言（符号系统）把握客观实在。这样一来，科学理论再复杂难懂，它也是一种语言结构。反映客观实在本是科学高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前提，既然科学理论也做不到把握客观世界，那么它和其他符号系统一样，理应接受人文学者的批评。

后现代主义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是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尔发表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该书实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结合：后结构主义扎根于语言哲学，认为任何真理和价值原则的形成都依赖特定的语境，于是不可能存在普世性的科学真理与社会法则。[30]随着将理论视为主体用符号系统把握客观世界，基于自然语言研究的符号学便流行开来，它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结合，促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形成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作用十分奇特。维特根斯坦早期著作把任何理论都视为语言结构，否定了形而上学，而他晚年的“语言游戏”学说又质疑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叙事，或者说“语言游戏”。[31]游戏规则是语言用户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某种契约或共识。[32]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关系：哲学革命先否定形而上学的意义，把科学和逻辑视为唯一代表客观真实的语言系统，然后又发现一切理论都是语言的游戏，即“所有的事实都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科学理论不过是各种‘神话’或‘叙事’，科学争论最终可以借助‘修辞学’或‘结成同盟’得以解决，真理仅仅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一致的见解”。[33]这样一来，占星术与天文学、炼金术与化学、巫蛊之术与生命科学本质上都处于同样的位置，属于不同类型的“叙事”或“文化符号”。科学和数学被拉下神坛。人文研究的使命就是解构各式各样的科学理论，使其处于哲学的批判之下。“两种文化”真正的对话开始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及其引发的“科学战争”。

史无前例的真实性危机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战争宣布后现代主义为虚妄，会导致人文和科学从此不再对话这一奇特后果了。因为科学和人文对话的前提是两种文化存在着共同的真实性基础。当这种真实性基础被对话本身摧毁时，两种文化对话再也不可能了。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必须对话，但他不知道任何有意义的对话都需要以真实性作为前提。共同的真实观一直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可以对话的先决条件，该条件可表达为世界为独立于使用符号之主体的“客观实在”。然而，这一基础必定被科学战争颠覆。为什么？因哲学语言学转向，形而上学被视为语言的误用，科学被等同于用符号表达客观世界。立足于上述真实观，人文学者批评现代科学理论、实现人文和科学对话。与此同时，科学家则认为科学理论虽然是某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但不是人文学者想当然的那种把握客观实在的符号系统。在微观世界，客观实在不存在，但这不能否定现代科学理论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科学战争破除了客观实在是科学真实性基础的假象。后现代主义批评失败的背后，是真实性本身被哲学革命摧毁了。

本来，人是三种真实性之载体。它们分别是外部世界（经验）的真实性、人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主体的真实性，以及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三种真实性的互相分离，形成了终极关怀和理性分裂、价值和事实二分的现代心灵。我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指出，现代真实的心灵是不稳定的，它会退化为把一切都建立在客观实在之上的启蒙真实观。[34]斯诺之所以强调两种文化必须对话，正是因为终极关怀和理性分裂、价值和事实二分都体现在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互相隔绝之上。换言之，两种文化的存在，是现代性的基础，只有保持两种文化的对话，现代社会结构才是健全的。斯诺万万没有想到：两种文化若要真正出现对话，只能以科学战争的形式呈现，其后果是作为真实性最后基础的客观实在遭到颠覆。

发现人用符号系统把握世界，是以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20世纪哲学革命最大的贡献，其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有错。然而，它却不可能把握现代科学理论，因为现代科学理论并不是反映客观实在的语言结构。20世纪哲学革命对真实性理解的基本框架终于在科学战争中受到摧毁。如果不能解决符号真实性之根源，革命带来的就只能是破坏。科学战争以后，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研究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客观实在不存在，主体又用符号表达经验世界时，如何知道符号系统不是主体的虚构，而是代表了真实的经验呢？这是真实性问题第一次严峻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而且，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的。对于符号物种，如果真实性不是独立于主体的外部实在，那么它又能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自科学战争结束至今，2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其实，哲学家不知道早在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经典力学时，量子世界是否有客观实在就引起了科学家的争论。然而，即使微观世界没有客观实在，物理学研究仍在迅速发展，并没有发生哲学界和人文社会研究中那样的真实性危机。这一切就如在科学战争中所显现的那样，无论后现代主义批评如何执着于科学理论不能反映客观实在，科学家照样工作，总是能判别什么是真的。其实，自现代科学建立以来，其真实性基础一直坚不可摧。这就是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的普遍可重复性，只是科学家认为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客观实在存在着。他们没有对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的普遍可重复性与客观实在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然而，思考两者关系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事实上，当20世纪末发生科学战争时，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为了分析“真实性是什么”的问题如何被量子力学解决，[35]必须讨论在科学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只有理论物理学家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发生在量子力学两位奠基人——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之间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爱因斯坦一直是坚定的实在论者，不相信“月亮在你不看它时不存在”这种唯我论的哲学，而玻尔为了解释量子力学一系列不同于经典力学的特点，大胆地提出有点类似于唯我论的哥本哈根解释——“对象的存在取决于观察者”。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了两代人，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引起了巨大的困惑。一直到1979年，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一系列延迟选择实验，用于检验爱因斯坦主张的实在论是否正确。[36]在科学战争发生之际，延迟选择实验已被提出十几年了，这些实验虽然很难做，但在科学实验迅速发展的今天，其全部都有了明确的结果。也就是说，什么是真实性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为了说明这些结果和真实性本质发现之间的关系，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

受控实验如何证明“客观实在”不存在

延迟选择实验以光子（或光波）为对象，用受控实验来检验其是不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主体选择（实验装置）的客观实在。虽然光子产生于特定的装置，但它只要是客观实在，就一定可以独立于实验装置。换言之，在某种选择（装置）产生了光子后，总可以用某种迅速的新选择（新装置）取代原有装置，并且在之后某一瞬间仍可以确定光子存在着。所谓“延迟选择”指的就是，当光子已经存在时，通过极为迅速地改变装置证明光子对装置（选择）的独立性，以显示它是一种和主体选择无关的客观实在。[37]这些实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完成，[38]并得到否定的结果，即证明光子和光波不是客观实在。更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原则上可以运用到量子力学的研究对象即微观粒子中，其结果都和惠勒预见的一模一样。它带来了一个人们不敢相信的结论：世界本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实验证明所有基本粒子都不是客观实在，难道世界真的不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吗？

我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次用受控实验证明客观实在不存在，其结论虽然惊心动魄，但对物理学发展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39]而且，就物理学家的哲学争论而言，它也不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物理学家早就知晓在量子力学世界中，客观实在是一个幻觉。当客观实在不存在得到受控实验的证明时，相信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科学家一点也不奇怪。其实，惠勒在设计延迟选择实验时，已经预言了其结果。然而，我认为，就真实性的哲学研究而言，这些实验十分重要，因为它们第一次给出了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没有想到的东西，那就是真实性是对象和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关系是由主体自由操控对象的方法规定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些实验克服了一个原先看来无法解决的悖论，那就是它在证明客观实在不是真的同时，必须证明这个“证明客观实在不是真的”的实验本身是真的。这又如何可能呢？难道实验装置不是客观实在吗？事实上，这个关于实验装置是否为客观实在的疑难必须先悬置，否则我们的思考将一无所获。什么是实验装置？不管它是否属于客观实在，其都是主体所实行的一系列选择及其结果。关键在于，实验装置的真实性不是用客观实在来证明的，而是基于选择对主体的任意可重复性。这一切显示了选择的任意可重复性才是真实性的本质。有关实验装置的真实性悖论居然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是过去哲学家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这种独特的方式表明：真实性不是别的，它只能是对象和主体之间的一种独特而基本的关系。

下面来分析惠勒延迟选择实验的结构，其由三个要素组成：做实验的主体X、实验装置M和作为实验对象的基本粒子Y。因为Y是X用M产生的，在实验中看到的Y存在于一种由X和M规定的关系中，将这一关系记为R（X，M，Y）。Y是不是客观实在可以用Y独立于X和M来证明。惠勒延迟选择实验的本质是让Y形成后，迅速改变M，如果Y可以独立于R（X，M，Y），那么独立于M的Y可以被受控实验观察到。当实验否定上述想象，仍然证明Y由M规定时，Y不是客观实在，但Y仍然是真实的。原因很清楚，Y是受控实验的一部分，只要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它就是真实的。真实性作为主体X、控制手段M和对象Y三者的关系才真正显现了出来。对于延迟选择实验的结构，惠勒曾提出一个比喻性的说明，即“烟雾缠绕的巨龙”。如图0—1所示，龙尾代表实验的准备，喻指光子（Y）的产生；龙头代表实验结果，即对光子的观察结果。龙的身体处在烟雾笼罩之下，无法看清，其对应的是光子运动的方式。根据波粒二象性的理论，光子运动既可能是以粒子的形式，也可能是以波的形式。图中的烟雾是无法驱散的，也就是说，实验者无法确定一个“客观实在”的光子运动方式。实验测量方式和设备（M）决定实验对象（Y）是作为粒子的形式运动的光子，还是以波的形式运动的光子。[40]简而言之，可以对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做如下哲学总结。真实性R（X，M，Y）作为主体X、控制手段M和对象Y三者的关系，其完全取决于M的普遍可重复性。[41]离开M的普遍可重复性，直接讨论Y和X的关系，以确定Y是什么及其是否为真，是没有意义的。

超越主观唯心论、现象学和操作主义

表面上看，把真实性定义为对象和主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强调其离开主体便不存在，这只是主观唯心论的陈词滥调。然而，从惠勒一系列延迟选择实验得出的真实性，并不是主观唯心论的真实观。[42]R（X，M，Y）中Y和X的关系，必须通过中介M才能成立，它不能还原为对象Y和主体X的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把Y和X联系起来的M本身并不包含主体X。相较而言，主观唯心论把真实性视为对象和主体的关系时，根本没有考虑中介M。事实上，因为M存在，对象的真实性是它和M的关系。M不包含主体，这样，主体X在R（X，M，Y）中是悬置的。这种真实观绝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真实观。

主体在上述真实性结构中被悬置，这会使人想起现象学的真实观。现象学认为，任何被意识到的对象，都是主体意向性的结果。离开主体的意向性讨论对象是否存在没有意义。在此基础之上，20世纪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诞生了。在这一哲学脉络中，对象的真实性被视作对象和主体的关系，离开主体虽无意义，但当主体意向性被悬置时，仍可以讨论对象相对于主体的独立性。胡塞尔提出主体的悬置可以带来对象本质的还原，使其类似于客观实在的真实性显现出来。[43]海德格尔走得更远，他用上述方法分析任何“存在”，并把个体的意向性视为主体意向性的基础。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用对象和主体的关系给出了20世纪有巨大影响的另一种真实观。[44]

然而，这种用思辨方法实现的主体之悬置和我在前面指出的R（X，M，Y）中主体被悬置是一回事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R（X，M，Y）中主体被悬置是M中不包含主体的推论，其得到Y的真实性由M的普遍可重复性规定。这就是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它构成了现代科学研究中坚不可摧的真实性标准。现象学悬置主体的方法不但不能推出科学的真实性，反而通过否定客观真实，形成了不同于语言分析的另一条批判现代科学的思路。正因如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只能是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另一种思想资源，甚至有学者提出海德格尔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的教父。[45]

由此可见，我将真实性R（X，M，Y）作为主体X、控制手段M和对象Y三者的关系，其完全取决于M的普遍可重复性，这种真实观和主观唯心论及现象学都不同。我将其称为真实性哲学的真实观。读者或许还有疑问：这种对真实性的定义和操作主义的真实观很相似，它真的是一种以前从未被发现的新的真实观吗？众所周知，和20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同步形成的是美国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后者形塑了今天很多实验科学家的真实观。

操作主义的观念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形成的实用主义，后者强调行为、行动或实践对哲学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查尔斯·皮尔士认为，要确定某一对象的概念，不能只靠静止的观察与思考，而要靠给对象施加适当的操作和行为，即要在这个对象上实施与概念相一致的操作，以操作的结果来检验这概念。[46]20世纪20年代，布里奇曼根据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物理学新发现，对实用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发挥，形成操作主义的思想，[47]即主张以操作行为来定义对象的真实性。在《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中，布里奇曼提出：“概念的恰当定义不是依据它的性质，而是依据实际操作给定的。”他还以“长度”为例进一步说明：“物体长度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能说出任何一个以及每一个物体的长度是多少，我们显然知道长度是什么意思，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就够了。为了找到物体长度，我们必须做确定的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被确定时，长度概念因此被确定，那就是说，长度概念所包含的不过就是决定长度的那一系列操作。”[48]也就是说，确定一个概念的意义的基本方法，不是指出这个概念反映客观实在，而是与这个概念相关的一套操作。

确实，前文立足于延迟选择实验提出的真实观看上去与操作主义十分相似，但是操作主义并没有提出操作的普遍可重复性是经验真实性的标准。我要强调，真实性哲学的真实观，在对控制手段M的注重上与操作主义有交集，但它和操作主义有根本性的不同。操作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理解数学作为纯符号系统的真实性。布里奇曼将数学定义为一种“纸和笔的操作”，认为“理论物理学家的大部分数学活动与他写在纸上的数学符号的操作有关”。[49]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数学的真实性来源于与经验相符合，即“我们怎么知道数的概念永远不会导致矛盾？唯一的答案来自经验。因为我们使用这个概念而它很适用”。他还举例说：“看看我的孩子们是不是都来吃晚餐了，或者我的邻居和我交换萝卜的苹果是不是够数，要是没有这些用处，数就不‘存在’。对像数这样的数学对象而言，基本的要求就是在运用时不能导致矛盾。”[50]

不同于操作主义，在真实性哲学的真实观中，数学的真实性是一种纯符号系统的真实性，而非来自经验。为什么？既然真实性R（X，M，Y）为主体X、控制手段M和对象Y三者的关系，我们用控制手段M的普遍可重复来证明对象Y的真实性时，并没有限定Y是什么。当Y是经验对象时，我们推出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当Y是符号系统时，同样可以用M的结构来规定Y的真实性。这一观点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当对象是和经验无关的纯符号系统时，它怎么能是真的呢？根据真实性哲学的真实观，Y是因为具有M的结构才是真的，这样，只要M把自己的结构赋予符号系统，符号系统就是真的。我们发现了纯符号系统存在真实性。

换言之，既然真实性只是主体与对象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又由对象、主体及主体操控对象的方法三者形成的某种结构规定，那么作为关系的真实不仅对经验对象是成立的，而且将对象换成符号同样有效。我们第一次证明了纯符号系统即使不指涉对象，亦存在真实性。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只有接受这种真实观，才能理解为什么数学对现代科学是不可缺少的。[51]

从“逻辑的世界”到“数学的宇宙”

自牛顿力学建立以来，数学和经验世界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科学界。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曾好奇地发问：“数学，这个独立于经验的人类思维的产物，为何能如此完美地符合物理实在中的对象？”[52]1960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发表专文，指出必须探索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为何发挥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效用。[53]2009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在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中感慨：“上帝是数学家吗？”[54]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困难在于，随着数学研究远离算术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它不等同于经验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人们意识到数学是一种符号系统，但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人类思想的建构，现代科学为什么可以用数学这样一种纯思想的建构来预见经验上未知事物的存在？

20世纪哲学革命第一次回答了数学是什么这一问题，那就是科学被视为用符号系统把握客观实在时，数学终于得到看上去毫无疑义的定位，它源于符号和客观事物一一对应，即用符号关系来把握客观事物的关系。哲学家发现，数学即是逻辑思维本身。逻辑是符号系统一种独特的结构，把数学看作符号系统的结构，这是对数学认识的巨大进步。但是，把数学等同于逻辑并没有解决其为何对经验有预见性的问题，因为逻辑推理是同义反复，同义反复不能推出经验上不知道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哲学革命后，数学作为符号系统的结构被发现，然而，数学的预见性变得更神秘了。这种神秘性一直被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共同的真实观掩盖着。为什么？只要独立于主体符号系统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它就是真实性的最终标准。用符号系统表达客观实在构成了逻辑的世界，科学很容易被等同于这个由符号系统构成的逻辑的世界本身，而数学只是逻辑的世界之形式结构罢了。随着客观实在的真实性被科学战争摧毁，数学神奇的预见性才真正凸显出来，成为人类思想必须正视的问题。这时，“逻辑的世界”不得不转化为“数学的宇宙”。[55]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科学战争结束以后，把数学等同于真实性本身的观点流行了起来。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迈克斯·泰格马克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穿越平行宇宙》。2017年，该书在中国出版。作者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纯粹的数学。换言之，只有“数”才是终极实在。他这样论证：“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空间自身。从内禀性质的意义上说，空间是一个纯粹的数字对象，因为它唯一的内禀性质就是数学性质——数字，比如维度、曲率和拓扑性。”“物理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从内禀性质的意义上说，基本粒子也是纯粹的数字对象，因为它们唯一的内禀性质都是数学性质……比如电荷、自旋和轻子数。”不仅如此，“某种尚有争议的，比三维空间及其内部的基本粒子更加基本的东西——波函数及其栖身的无限维度的希尔伯特空间。粒子可以被创生，也可以被消亡，还可以同时处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但是，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波函数都只有一个，它在希尔伯特空间中循着薛定谔方程决定的路径运动着，而波函数和希尔伯特空间都是纯粹的数字对象”。[56]

在科学战争之前，数学即宇宙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它虽然能够克服数学研究对经验世界具有预见性的难题，但其错误人人皆知。人们早就知道并不是所有在数学上为真的东西在经验上也是真的，如虚数具有无可怀疑的数学真实性，但在经验世界没有意义。“数学的宇宙”代替“逻辑的世界”，意味着真实性基础的彻底丧失。人们接受“数学的宇宙”，是因为自己早已生活在科学上真假不分的世界中。今天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它和幻想之间的差别越模糊。例如，很多人相信生物科技可以使个人永生，我们可以把自我意识储存在计算机中使其超越死亡。科幻故事和科学预言已经失去了明确的界限。[57]

更为麻烦的是，“数学的宇宙”代替“逻辑的世界”还意味着现代性的大倒退。把世界的真实性等同于数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是回到柏拉图的理型，这是轴心文明起源之初古希腊文明的真实观。今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来自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其真实性危机不可能通过回到轴心文明起源时的真实观解决。然而，当客观实在被证明不存在时，对什么是真实的认识水平却倒退回了轴心文明起源时，这不仅出现在西方，还发生在印度，其代表性事件是吠陀数学的兴起。[58]事实上，不仅是西方有科学战争，来自其他轴心文明的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科学战争，其后果亦是回到轴心文明现代转型前的真实观。[59]将数学等同于经验世界这种真实观的呈现，说明现代真实的心灵已完全解体。科学战争之后，人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真实性危机。[60]

经历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人类真的无路可走了吗？我认为，随着“逻辑的世界”转化为“数学的宇宙”，真实性哲学终于有机会显现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这一转化，代替客观实在的真实性基础才有可能被发现。在真实性哲学看来，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效用，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出奇地简单。不错，数学是人创造出来的，其作为人创造的符号结构，当然不是自然存在物。它为什么可以预见经验呢？关键正是真实性是对象和主体的一种关系，数学作为符号系统，只要具有真实性结构，它必定也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正因为符号系统和经验同构，在某种前提下它一定能预见真实的经验。

如前所述，真实性R（X，M，Y）为主体X、控制手段M和对象Y三者的关系，我们用控制手段M的普遍可重复来证明经验对象Y的真实性时，是把M的结构赋予Y。Y的真实性标准是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同样，我们也可以将M的结构赋予符号系统，从而得到符号系统的真实性。这一符号系统就是数学，它和经验对象Y是同构的！人可以用受控实验去发现自然界的未知现象，也可以用符号结构的探索来做类似的事情。在经验上发现未知现象，是科学探索；人可以用符号想象去做与其同构的事情，这就是数学研究。数学对科学不可思议的有效性，正来自二者具有相似的结构。

为什么需要真实性哲学

对惠勒延迟选择实验做哲学总结，把真实性表达为X、M、Y之间的一种独特关系R（X，M，Y），其中蕴含着一个神奇的内核。这就是对主体而言，符号系统和经验世界的真实性可以是互相分离的，甚至是互相独立的，但它们始终保持同构。这种新的真实性观念彻底改变了“人是什么”的哲学界定。自从人被视为符号物种以来，人发明符号指涉经验世界被认为是主体的起源。[61]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亦是有严重误导性的。因为任何真实性都必须分成“经验的”和“符号的”，根据真实性的结构，它们都是主体受控过程对对象的映像（规定）。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是同时起源的。人作为符号物种，重要的并不是可以用符号把握经验世界，而是拥有一个和真实经验世界平行、真实存在的符号世界。

进一步而言，真实性作为对象和主体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形态。为什么？我们可以根据R（X，M，Y）中X、M、Y的不同选项将真实性分成不同的对象和领域。所谓“对象”，是根据R（X、M、Y）中Y属于经验还是符号来划分的，即真实性存在两个对象：纯经验的和纯符号的。虽然这两个对象的真实性始终同构，但根据符号系统和经验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真实性又可以区分出多种形态。所谓“领域”，取决于M是否包含主体X以及主体是“个别”还是“普遍”。科学真实作为真实性的一大领域，是M不包含主体即主体可悬置所决定的那一类。然而当M包含主体，即主体在可重复之受控操作中不能悬置时，其可重复性结构和受控实验不同，但同样规定了对象的真实性。我们立即发现，这就是和科学真实不同的人文社会以及艺术的真实性，我称之为主观真实。

在主观真实的领域（人文社会及艺术世界），其经验真实性和科学世界不同，这一点人人皆知。真实性哲学将人文社会和科学分为不同的领域，是想强调它们对应符号系统有着不同的真实性基础。在科学领域表达经验的符号系统是数学和逻辑语言，而在人文社会领域表达经验的符号系统是自然语言。自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以来，数学被等同于逻辑，逻辑语言被视为精确的自然语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数学不是语言，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的真实性基础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规定这两个符号系统的M之结构不一样，一个包含主体，另一个不包含主体。研究不同领域的真实性，必须首先明确不同领域的真实性基础，意识到不同领域的符号系统必定有着不同的真实性。

此外，不仅每一个真实性领域都存在“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两个不同的对象，而且就主体而言，X可以指个别人也可以指所有人，即X和M及Y一样，亦有两个选项，那就是“个别”与“普遍”。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科学真实、社会真实和个体真实，它们构成真实性的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互相补充，各有自己的真实性标准。每一个领域都存在自己的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但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都保持着同构。对真实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研究恰恰是科学、人文社会和艺术永恒的主题。斯诺提出的两种互相隔绝的文化，只是对不同真实性领域不完全相交的朦胧感觉，而不同领域、对象和形态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研究。

这样一来，20世纪的哲学革命也必须重新界定了。100多年来，人们只从用符号把握经验世界来定位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因为客观实在被视为唯一的真实性基础，符号系统的真实性被错误地归为它如何反映客观实在。这样，真实的符号系统只能是建立在客观实在的地基之上不断增高的建筑。它既不能理解客观实在如何扩充，也不能想象符号系统真实性对客观实在真实性（实际上应该说经验的真实性）扩张的推动。更为可怕的是，当客观实在的存在遭到否定时，符号真实的大厦面临全盘性崩坏。科学战争带来的后果已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才知道：用符号系统把握经验，实际上是去建立横跨真实的经验世界和真实的符号世界之间的拱桥。建立拱桥的目的是让相应领域的真实性可以不断扩张。没有建立拱桥或拱桥的断裂并不会导致相应领域真实性的解体，而只会导致真实性不再具有扩张的能力罢了。根据真实性三大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三座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第一座是在现代科学领域，其经验世界就是处于不断迭代之中的受控实验，其符号世界就是纯数学研究和逻辑语言，拱桥则为现代科学理论。第一座拱桥的架桥过程始于古希腊时代，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才最后完成。第二座拱桥存在于社会领域，其经验世界是人类社会行动本身，相应的符号系统是自然语言，横跨经验世界与符号世界的拱桥正是社会组织和其相应的机制。第二座拱桥的建立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同步。至于第三座拱桥，它建立在人的心灵深处，其经验世界为主体对某种对象之投入以形成情感，准符号系统为艺术作品，拱桥不仅指艺术创作（和审美）本身，还涉及将个别主体转化为普遍主体的机制。第三座拱桥和第二座拱桥一样古老，甚至年代更为久远，因为主体、自然语言就是在第三座拱桥的建立过程中起源的。

三座拱桥代表了可以不断扩展的真实性本身，而架桥需要寻找把真实的符号世界和真实的经验世界联系起来的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我称之为拱顶石。只有找到拱顶石，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才能打通和互动，从而使真实性处于不断扩张之中。在我们的眼前，显现出一种将科学、人文社会和艺术统一起来的理论，这就是真实性哲学，其范围之宏大以及各领域和对象关系之复杂，超出了今日学科的想象。因为真实性哲学必须去研究真实性各式各样的形态，现代科学只代表真实性三大领域中某一领域之若干独特形态而已。

那么，这种新的哲学可以解决20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和科学革命带来的问题，实现科学和人文之间真正的对话吗？为此，我们先来探讨20世纪科学和人文之间对话碰到的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如何理解客观实在？它是在什么前提下成为科学和人文共同的真实性基础的？当它被新的真实性原则取代时，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难点是：用20世纪科学哲学和理论科学史研究来批评现代科学是否可行呢？在真实性哲学的理论科学史视野中，现代科学是什么？它将往何处去？换言之，真实性哲学展开之前提是先理解20世纪人文和科学最后一场对话即后现代主义批评为什么会失足。

重新认识科学真实：拱桥和拱顶石

如前所述，科学战争的发生源自人文学者根本不了解现代科学的真实性基础。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真实性必须被准确地定义为主体X、实验手段M和对象Y之间的一种关系。然而，如果忽略科学真实的扩张，并且不用数学那样准确的思维来把握真实性的形态，则可以发现客观实在为真在常识层面是正确的。否则，它不会成为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共同接受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的哲学革命以及理论科学史研究也不会发生。事实上，客观实在为真只是真实性哲学把真实性定义为R（X，M，Y）中主体X、实验手段M和对象Y之间关系的特例。也就是说，客观实在为真并不是全错，只是其成立需要前提。

延迟选择实验在检验经验对象Y是否为客观实在时，运用的方法是测量Y相对于M的独立性，即当M发生变化时（如附录一中实验装置1变为实验装置2），经验对象Y有没有改变。我问一个问题：当实验结果证明当M变化时，Y不改变，即如果光子或光波真的是客观实在，延迟选择实验本身还是不是真的呢？当然是真的！也就是说，延迟选择实验既可以证明客观实在不存在，也可以证明客观实在存在。那么，在什么前提下，客观实在为真呢？这就是去分析当M变化时经验对象Y不改变的前提。这一前提正是“实验”只能得到Y的信息，而不是决定Y是否存在，即其条件是M为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M只规定了可以得到经验对象Y的信息，而信息的可靠性同样要求相应的M普遍可重复。由此，我们得到经验对象Y为客观实在的前提：Y必须被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证明。换言之，经验对象Y的真实性由R（X，M，Y）规定依然如旧，只是M还必须包含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至于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得到的真实性，它们都取决于M的普遍可重复性。受控观察只是受控实验不可迭代或退化的形态。[62]

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科学经验不是泛泛的经验，而是具备某种独特真实性结构的经验。这种真实性结构就是受控实验或受控观察的普遍可重复性。当科学发展处于现代科学还没有建立的“前科学”阶段，特别是经典物理学没有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时，客观实在作为真实性的基础并无大错，因为和受控观察相对应的正是客观实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这一前提，很容易被简化为“严格而准确的观察”，这正是启蒙时代以来被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共同接受的真实性基础。在这种真实观中，M是被隐去的，真实性作为对象Y和控制手段M的关系不可能被发现。至于M的结构投射到符号系统更显得不可思议，数学对科学研究的预见性也就变得神秘莫测了。只有在R（X，M，Y）关系结构中讨论各种真实性形态时，才能发现M同样规定了符号系统的真实性。这就是R（X，M，Y）中M把自己的结构映像到相应的符号系统Y，当主体可悬置，即M不包含主体X时，我们得到了纯符号系统也就是数学的真实性。

我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已经证明：自然数既是普遍可重复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符号结构，也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无限扩张结构的符号表达。[63]其实，根据M对符号结构的塑造，可以把所有纯数学的门类推出来。本书第一编第一章和第二章立足于如何自洽地给出符号系统和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的结构，定义集合论的公理，并将数学各分支进行定位。而且，只要将控制结果的不确定性纳入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就能导出现代数学的另一门类——概率论和统计学。本书第一编第三章将证明：概率论和统计学之所以和其他数学不同，是因为其为可能性之真实的符号研究。这是第一次严格地指出数学是什么，说明人作为符号物种不仅是用符号表达经验，还建立了一个真实的符号世界。

这一切终于可以使我们做出思想的飞跃，并超越以往的所有哲学概念重新规定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本书第一次对经验做出定义。据此，我发现一个以往哲学从未考虑过的维度，那就是主体发明符号之意义主要不是实现符号和经验一一对应并用逻辑进行思考，而是寻找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以架起真实的符号世界和真实的经验世界之间的拱桥，使经验真实可以在符号真实的推动下不断扩张。长期以来，真实性只是从属于存在论的；现在，真实性研究的问题变成真实性如何通过符号和经验的互动不断扩张。[64]

据此，我们终于可以解决科学战争中碰到的第二个问题：20世纪科学哲学特别是库恩的范式说错在哪里？20世纪科学哲学是一种立足于“前科学”的哲学和科学史理论，完全没有看到科学真实不断拓展才是现代科学的本质。如果科学真实的标准是客观实在，科学理论就只是用严格而准确的语言（一种对逻辑陈述的错误理解）表达客观实在，科学理论当然是自然语言的建构，后现代主义批评完全正确。只要看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知道：它难道不是一种范式吗？它作为某一个时代某一群人的共识，确实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一旦把研究对象转为现代科学，就会发现现代科学的建立导致科学真实的不断扩张。这时，真实性标准必须从客观实在中解放出来，因为科学经验真实性标准已从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转化为包含受控观察的受控实验。表达科学经验真实的符号系统也不仅仅是逻辑语言，而是数学。科学哲学和理论科学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科学真实的各种形态，特别是横跨科学经验世界和数学世界的拱桥是如何建立的。

我在《消失的真实》第二编中指出：现代科学正是一座横跨科学经验世界和符号（数学）世界的拱桥，它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范本、通过批判亚里士多德学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来，立足于牛顿力学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对现代科学的批评完全无效，我们只有通过对拱桥的结构分析，才能发现科学真实的形态以及架桥的普遍法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不断扩张中的科学真实，并通过科学真实的扩张，理解科学真实的不同形态及其呈现的顺序。为此，本书必须完成《消失的真实》一书提出的任务，通过分析横跨数学世界和科学经验世界的拱桥，为真实性哲学提供方法。

我发现，建立拱桥的核心环节是找到拱顶石，拱顶石必须是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所谓双重结构，其一重为符号系统的数学结构，它联系着数学世界。另一重就是符号系统的经验结构，它对应着经验世界。只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才能把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整合在一起，使它们在互动中扩张。本书第二编第一章将证明：在科学真实领域，自然数正好具有这种双重结构，其经验结构是自然数大小，符号结构由皮亚诺-戴德金公理规定。然而，不可测比线段的存在，使自然数不能表达最基本的受控实验——空间测量。这样一来，人类最早找到的连接经验世界和符号（数学）世界的拱顶石，只能是用逻辑语言表达测量和几何作图的公理并用公理推出定理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其实，用几何公理推出定理实为陈述和递归函数对应，这是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数的双重结构尝试架桥。几何公理的背后是实数对架桥的意义，它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向牛顿力学的扩展过程中被发现的。

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勾画现代科学理论作为拱桥的整体形态，它由实数这一拱圈和建立在拱圈上的由逻辑陈述构成的上盖组成（见图0—2）。实数和自然数不同，实数大小为经验结构，它的经验结构和最基本的受控实验一一对应。刻画实数的公理就是其纯符号（数学）结构，我发现了空间和时间这两种最基本的测量和实数的关系。正因如此，科学真实领域拱桥的建设虽然始于古希腊时期不可测比线段的发现，但要等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才最后完成。

我在第三编第一章会进一步证明：现代科学理论作为横跨经验世界和数学世界的拱桥，其拱圈是时空测量及各种基本测量关系之研究，这些研究组成了物理学基本定律。立足于拱圈之上由逻辑语言表达的受控实验之陈述组成了现代科学各门学科之上盖，正因为现代科学是这样一座拱桥，它的存在促使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互动，从而导致科学真实（作为数学符号和科学经验互相维系之整体）的不断扩张。这促使近300年来科学真实从真实性的三大领域中凸显出来，人类进入现代科学和数学的时代。

虚拟世界和科学研究不能揭示主体

真实性哲学对现代科学的追问，除了使我们理解什么是科学真实、指出20世纪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在哪里出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现代科学拱桥的分析使我们发现了科学真实在扩张中会出现各种不可思议的新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还指出现代科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触及主体。人类终于可以从真假不分的世界中走出来。借助真实性哲学，我们将以开放的心灵面对真实性形态大扩张，并破除“意识会在人工智能中涌现”之恐惧。

真实性哲学和实在论的最大不同，是前者通过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关系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科学真实存在四种不同的形态。所谓真实性的形态，是主体进入某种真实领域时真实性的呈现方式。它取决于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这两个对象间是否存在着拱桥。科学真实的四种形态分别是“有可能无限扩张之经验真实”、“不可扩张之经验真实”、“建立了现代科学理论的科学真实”以及“作为虚拟物理学之时空理论的科学真实”。有可能无限扩张之经验真实是现代科学理论确立前的经验世界，我称之为形态A。不可扩张之经验真实是虚拟世界，我称之为形态B。建立了数学和可能无限扩张的经验真实拱桥的科学真实是现代科学理论形成之后的经验世界，我称之为形态C。存在着数学和不可扩张经验真实的拱桥之科学真实是虚拟物理学，我称之为形态D。[65]

在现代科学出现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革命之前，人类只能处于形态A之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建立，我们从形态A走进形态C。这时，科学经验真实随着现代科学理论的运用迅速扩张，其他两种科学真实的形态相继显现。继形态C之后出现的是形态D，即人类会一度深陷在虚拟物理学的研究中而不自知。只有随着科学真实进一步扩张，才能发现形态B即虚拟世界的存在。只有虚拟世界在21世纪充分展现之后，虚拟物理学的本质才能被发现。换言之，科学真实的形态沿着A→ C → D → B的顺序呈现。虚拟物理学只是虚拟世界来临的前奏曲。[66]

正因为客观实在是主体在前科学时代知晓的科学真实形态，囿于这种错误的真实观，虚拟世界很容易被认为是电子幻觉。然而，科学经验真实性的结构是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虚拟世界中主体只要不去做人类从未做过的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其经验真实性结构和非虚拟的经验世界没有任何差别。它们和日常物理世界的不同仅在于，已有的受控实验不能无限制地通过组织和自我迭代扩张，也就是无法不断创造出新的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因此，虚拟世界和元宇宙都是真实经验世界的一部分，进入元宇宙意味着主体拥有的直接经验真实大扩张。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的呈现第一次揭示出为什么人类生活在时空之中。在虚拟世界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前，哲学家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根据真实性哲学，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作为科学经验真实性的唯一基础，其中没有时间和地点。换言之，科学真实性是一种结构，无论是经验还是符号，只要具有这种结构，其就是真的。据此，只要立足于符号与经验二分，在科学真实领域，立即得到纯符号的真实性和纯经验的真实性。纯符号的真实性是数学世界，正如数学世界不需要时间和空间，作为主体感知和操控稳态的纯经验的真实性也不需要时间和空间。正因为虚拟世界中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对应的经验亦是真的，我们可以把科学真实之经验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存在着自洽的时空测量，我们称之为物理世界。物理世界中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可以通过组织和迭代不断扩张。另一种由独特的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集合组成，这些受控实验不能和时空测量对应，这一受控实验的集合虽然是普遍可重复的，但不能通过组织迭代形成新的受控实验。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虚拟世界。

在本书第三编第一章，我将证明时间和空间的真实性亦必须用时空测量这一类独特受控实验的可普遍重复来定义。这样一来，“事物存在于时空之中”的真实性就转化为两类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关系。一类是判定某一事物（或其性质）存在的受控实验，另一类是相应的时空测量。所谓“事物存在于时空之中”的真实性实际上意味着这两类受控实验必然是互相伴随的。“事物存在于时空之中”实际上只是受控实验可以不断拓展的必不可少之前提。真实性哲学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判据来解决一个当代哲学难题：我们出生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会不会是更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宇宙？

如果人类真的是生活在高级智慧创造的虚拟世界中，那么这个世界不存在互相自洽的时空测量。所谓互相自洽的时空测量，是指对每一个经验上真实存在之对象，都必定可以配备一个普遍可重复的时空测量，所有这些时空测量不仅是普遍可重复的，而且一定是互相不矛盾的。此外，倘若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这个世界的受控实验就不可能通过组织和迭代产生新的受控实验。只要这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不可穷尽，我们就不可能生活在高级文明设置的虚拟世界中。总之，科学真实存在着四种形态表明，一旦建立起横跨科学经验世界和数学世界的拱桥，拱桥和它横跨的两岸就不存在明确的边界。这样，主体可以从经验世界进入科学理论而不自知，研究者也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越出了物理学的边界而进入纯数学，这一切都会带来真实性的迷失。真实性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科学真实各种形态呈现所造成的思想混乱。[67]

一旦发现科学真实的不断扩张依赖横跨经验世界和数学世界之拱桥，我们还能得到另一个启示：在科学真实的扩张中，主体一直处于被悬置状态，即它本身并不属于拱桥及其横跨的两岸。这样，无论数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互动促使拱桥及其两岸如何扩张，它们都不会碰到主体。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揭示什么是主体。这让我们对自己（主体）的认识从启蒙时代的真实观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主张客观实在为真的观念，启蒙真实观在拒绝元宇宙的同时，却将主体等同于人的大脑，认为其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科学既然以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主体当然是现代科学的任务。现在我们知晓：通过科学实验和人工智能来寻找主体，这是缘木求鱼。一旦人类从这个时代最大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恢复已失去的主体性了。原来，主体必须到社会真实和个体真实中去界定，其起源只有通过社会真实之演化和个体真实的普遍化才能发现。[68]科学和人文之间真正的对话也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之上开始了。

现代性基础的重建

为了实现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话，我们必须明确如下原则：人是真实性的载体，真实的心灵寄托在科学、人文社会和艺术这三座横跨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拱桥之上。虽然三座拱桥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它们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三座拱桥都有自己形成和演化的历史。在演化过程中，有的拱桥之建立以其他拱桥的存在作为前提，例如，现代科学拱桥的建立条件是人类社会实现超越突破，现代科学是轴心文明融合并转型的产物。人类社会行动和自然语言之间的拱桥则是社会组织本身，研究主体如何复杂化必须去分析这座拱桥。社会组织起源于“原社会”，它或许和第三座拱桥即艺术活动有关。[69]真实性哲学为这三座拱桥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正如可以用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同构来寻找横跨数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拱顶石那样。然而，我要强调的是，在研究真实性的三个领域、分析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前，真实性哲学首先是把三座拱桥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真实性结构不同，我们绝不可以用主体（观念）被悬置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来解决终极关怀和道德问题。这恰恰是当今人类最大的思想盲区。

自从科学战争终结人文和科学对话以来，关心人文社会的科学家意识到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文化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认为可以用认知科学和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解决当代世界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带来的道德沦丧问题。2018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出版《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就是代表。该书主张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只能建立在科学与理性之上。平克指出，这本是启蒙运动的主张，可以追溯到康德提出的“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70]因为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和人文共同的基础已被科学战争摧毁，故必须用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成就和新兴的认知科学，重建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平克把用科学理性推出终极关怀和价值称为“当下的启蒙”。[71]虽然平克的观点受到部分人文学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抵制，[72]但很多人认为这是走出现在思想困境的唯一出路。[73]“当下的启蒙”能恢复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实现现代性的重建吗？只要我们去分析其真实性基础，立即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早在2011年《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平克就通过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利用海量的数据，试图“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观和道德观”。[74]他展示115张图表、近2 000个注释和上千项参考资料，证明了如下“事实”：人类历史上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启蒙运动以来，不同形式的暴力也陆续遭到废除，如奴隶制、残酷处罚、虐待动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和平。冷战结束之后，各种武力冲突（如内战、种族清洗和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之后，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权行为如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和同性恋者的暴力侵犯也越来越反感。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的道德持续进步，其中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5]《当下的启蒙》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结论再推进一步，认为人类终极关怀和道德只能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76]

《当下的启蒙》用现代科学和理性来对抗正在蔓延的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其苦心无可非议。[77]但我要问：这种重建终极关怀和道德的方法是有效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近年来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愈演愈烈。为什么在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果的前提下，重提启蒙精神不可能克服现代社会的危机？因为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用一个领域的真实性来取代所有领域的真实性。科学领域与人文社会领域存在完全不同的真实性结构，科学真实根本推不出作为人文社会真实的终极关怀和道德。人们早就知道实然推不出应然，事实推不出价值，但一直没有将其上升到真实性基础的高度。第三种文化之所以会用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来推出终极关怀和道德，是源于科学战争之后真实性的沦丧。科学家想当然地把科学真实中存在的拱桥当作其他两座拱桥，力图用该拱桥的扩张来解决其他两座拱桥存在的问题即现代性危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泛滥。

例如，平克认为可以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推出道德价值，[78]并举例说一些非西方文明的道德和人生意义不是建立在对神之信仰之上。[79]确实，道德价值是“好”的普遍化，每个人只要将个人之好普遍化，就能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但这种道德论证的模式本是源于中国文明的超越视野，平克没有看到它和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矛盾的。平克的主张不仅滑向功利主义而不自知，[80]而且会鼓励某些社会回到传统道德对现代普世价值的否定。其实，科学战争摧毁科学和人文共同的真实性基础，只是现代真实心灵解体过程中的最后一步。人文社会这另一座真实性赖以扩张的拱桥早已残破，重建终极关怀和道德的真实性之前提是找到新的方法去修补这座拱桥。

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古希腊人曾以认知理性为终极关怀，试图以此来解决生死问题。但随着认知理性的充分展开，此路被证明不通，除非生死问题已经被其他终极关怀解决，再让认知理性和之相联系。这就是古希腊认知理性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的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性起源。[81]我在《消失的真实》中这样论证：现代性起源之后，古希腊认知理性与希伯来救赎宗教走向二元分离，但由其推出的终极关怀是不稳定的。现代性的另一要素民族主义会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凸显出来，力图取代终极关怀。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同时，心物二分的二元论转化为现代人的宇宙观，其暗含着“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的主观价值论，以及符号系统没有真实性之客观实在论。[82]因此，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真实心灵的丧失有其必然性。正如我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所说，如果没有启蒙运动，现代社会只能局限于加尔文宗社会（英、美），其他社会无法借由学习现代价值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然而，现代价值系统的普世化，却是从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并存转化为其互相排斥的“大分离”。民族主义代替终极关怀成为人生终极意义，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直接破坏了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化秩序。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会使人们怀疑现代社会的基础，终极关怀和道德价值丧失真实性，这意味着由其他两座拱桥支持的真实心灵早已经残破不全。[83]

这样一来，可以推出如下结论：无论科学技术的真实性如何扩张，都不可能使其在终极关怀和价值领域起作用。也就是说，今日由终极关怀和道德价值支配的真实心灵早已解体，如果找不到人文社会和艺术的真实性，人文和科学的对话毫无意义。那么，真的没有办法恢复终极关怀和道德的真实性吗？当然有！那就是用真实性哲学去重建其他两座破损的拱桥。这又如何可能呢？根据真实性哲学，修复拱桥唯一的方法是找到并利用类似于拱顶石的东西。

什么是拱顶石？如果经验对象是Y，我们把相应的符号对象记为S（Y），所谓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就是用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将Y和S（Y）联系起来。“拱顶石”是拱桥的拱圈正中间那块上大下小的梯形石，它最后放下，因为上大下小，因此可以把拱圈挤紧，使整个拱圈成为一个整体。拱桥之所以不需要桥墩，是因为它完全依靠桥的两头来支撑桥的重量。由于拱顶石的存在，桥的重量转化为朝向两侧的巨大压力。桥的重量越大，拱顶石转化的压力就越大，桥也就越坚固。倘若拱顶石要能够横跨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它必须具有这样的结构：一头具有Y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连成一体；另一头具有S（Y）的真实性，和符号世界连成一体。这就是拱顶石具有双重真实性结构的准确含义。

拱顶石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存在保证了真实性符号对象和经验对象的互相沟通，使真实性能够通过拱桥形成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整体，从而可以不断扩张。其实，当现代性刚起源时，科学真实中的拱桥还在形成中，而人文社会和艺术领域的拱桥本是存在的。如前所述，人文社会领域拱桥的残破，使丧失的终极关怀无法重建，道德价值如同空中楼阁，其原因正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真实的扩张，摧毁了其他真实性领域的拱桥。既然在真实性的任何一个领域，经验真实和符号真实同构，那么只要找到拱顶石，拱桥总是可能重建的（见图0—3）。

由此可见，现代性的重建需要真实性哲学。寻找人文社会和艺术领域拱桥的拱顶石首先要去分析这两个领域的真实性结构，从经验真实出发确定相应的纯符号真实之结构。其中最困难的是寻找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特别是那条直接把符号真实与经验真实联系起来的拱圈。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正确的程序是从分析科学真实领域中存在的拱桥出发，发现建桥的普遍模式，再将其运用到远比科学真实复杂的其他领域中去。这正是本书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我相信人类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逆转性。20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是人类认识到自己用符号把握世界的伟大革命，虽然其后果大多只是破坏性的。今天真实心灵的重建首先要做的是避开使其进入错误的陷阱。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今天这样的境遇：科学用琐碎的事实掩盖了追求真理的心灵，无限繁复的计算使人看不到数学是一种真实的符号结构。在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信奉者心中，乌托邦的幻想取代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在这个真实心灵被科学事实蒙蔽的时代，一切必须从揭示纯符号的真实性开始。

[1] 艾伦·索卡尔：《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蔡仲译，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 Janny Scott, “Postmodern Gravity Deconstructed, Slyly”, The New York Times,May 18, 1996, https://www.nytimes.com/1996/05/18/nyregion/postmodern gravity-deconstructed-slyly.html.

[3] 保罗·R. 格罗斯、诺曼·莱维特：《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孙雍君、张锦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4] 巴巴拉·爱普斯坦：《后现代主义与学术界左派》，邢冬梅译，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64页。

[5] 艾伦·索卡尔：《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第57页。

[6] 斯蒂文·温伯格：《索卡尔的恶作剧》，蔡仲译，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19页。《社会文本》的两位编辑布鲁斯·罗宾斯和安德鲁·罗斯事后回应，编辑部判断索卡尔的诈文“有太多毛病以至于不能发表，但也不必要把它放在被拒的行列中，如果它和相关的文章一起发表，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当编辑部决定出版一期以“科学大战”为主题的专刊，以回应《高级迷信》的观点时，他们认为索卡尔的文章适合安排在这期专刊中发表。（详见布鲁斯·罗宾斯、安德鲁·罗斯：《神秘科学的大舞台》，吴静译，蔡仲校，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220—221页。）

[7] 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者巴巴拉·爱普斯坦，在索卡尔的诈文问世之后，爱普斯坦的同事曾打电话给她说，传言她就是这篇诈文的真正作者。（参见“How the Physicist Alan Sokal Hoodwinked a Group of Humanists and Why, 20 Years Later, It Still Matters. An Oral History by Jennifer Ruark” ,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1, 2017, https://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Chronicle_Jan_1_17.pdf。）

[8] 例如，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文·温伯格在评论索卡尔事件的时候说：“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误解的鸿沟看来至少还像30多年前C. P. 斯诺所担忧的那样宽。”（斯蒂文·温伯格：《索卡尔的恶作剧》，第109页。）索卡尔和比利时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在分析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争议中，也认为这是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鸿沟日益加深的结果。（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 Macmillan, 1999, p.183.）

[9] 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5页。

[10] C. P. 斯诺：“前言”，载《两种文化》，第5页。

[11] 让·布里克蒙特：《索卡尔事件的真实意义》，高方译，许钧校，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02页。

[12] 后现代主义者对数学和符号的推崇，也影响了当时的影视创作。例如，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墨菲斯船长的名言“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就出自鲍德里亚的名著《仿像与模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而在《黑客帝国》的世界中，一切经验都被符号（AI算法）模拟的超现实彻底吞没。

[13]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14] Stephen Turner, “The Third Science Wa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3,No. 4, 2003.

[15] 其实，对这个问题，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的解释更具可信度，即科学捍卫者的反击，是为了守护学术诚信和理性的金科玉律，这是所有领域学者都应当遵守的。（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p.7.）

[16] “My (33F) Husband’s (35M) Career in Academic Philosophy is Ruining Our Marriag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badphilosophy/comments/d87iot/my_33f_husbands_35m_career_in_academic_philosophy/.

[17] 1995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一书集中展示了该领域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及其观点，该书中文版请参见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吕芳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8]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p.196.

[19] 索卡尔本人是一名左派知识分子。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学界左派一直和科学联盟，反对蒙昧和神秘主义的思想。索卡尔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遗产，但与他同时的后现代左派思想家走向某种认识论相对主义，模糊真理与谬误的界限，这会让左派知识分子丧失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种种谬误做斗争的力量，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艾伦·索卡尔：《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第61页。）索卡尔没有想到的是，破除了左派知识分子的“愚蠢的做法”，他所忧虑的事情反而成为现实。

[20] N. David Mermin, “Science Wars Revisited”, Nature, Vol. 454, Issue. 7202, 2008.

[2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5页。

[22]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32页。

[2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31页。

[2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31页。

[25] 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26]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江天骥译，载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8页。

[27] 详见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详见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29] 蔡仲、邢冬梅：《后现代思潮中的反科学主义》，第343页。

[30]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哲学界有关“后结构主义”的讨论中。所谓后结构主义是针对以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而来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结构主义对人文学科不能化约为自然科学的观点，相信是文化创造了自我而非反过来，即文化符号系统中的抽象结构的研究是理解人的科学的关键；另一方面，他们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观和科学方法的使用。（蔡仲、邢冬梅：《后现代思潮中的反科学主义》，第340页。）例如，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他将语言学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心理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7页）。此外，索绪尔将语言学的任务界定为“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6页）。

[31] 作为后结构主义哲学核心的“叙事”或“语言游戏”来自维特根斯坦晚期的作品《哲学研究》。《哲学研究》源自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的反思。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还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相信存在一个普遍的逻辑结构，但在《哲学研究》中，他走向了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与世界共享的逻辑结构，而是人们如何使用它。语言各种各样的用法构成不同的“语言游戏”，不同的游戏之间绝没有普遍的本质。语言使用规则是在游戏过程中制定和修改的，属于一种约定和协定。（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8页。）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是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即科学知识是语言竞技的产物，而非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32]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33] 让·布里克蒙特、艾伦·索卡尔：《科学与科学社会学：超越大战与和平》，邢冬梅译，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65页。

[34]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危机》，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51—66页。

[3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和人文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有着不同的真实性基础。量子力学革命解决的是科学真实是什么的问题，但它还是为寻找人文真实性的基础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

[36]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左翼文化运动，而惠勒是这场运动的见证者。他一方面承认这场运动的积极作用，包括“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平等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对不同己见的宽容程度大大增强，对环境的关切程度普遍提升，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话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强调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的谈吐不再像从前那般庄重，腐朽的道德标准大行其道，敌视科学的态度滋生，以及日渐增多的对于非理性和非科学言行的容忍”。对惠勒而言，他“喜欢探索科学的极限，喜欢沉思未来科学的可能发展方向”，因此“特别在意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尤其无法容忍伪科学”。（引自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肯尼斯·福特：《约翰·惠勒自传——京子、黑洞和量子泡沫》，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

[37] 关于这些实验的细节，可参见附录一。

[38] 延迟选择实验在2000年之后持续有科学家在做，并且实验测量的光子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先后增加到两个和四个，实验操作的细节也更加复杂。（详见Xiao-song Ma, Johannes Kofler and Anton Zeilinger, “Delayed-choice Gedanken Experiments and their Realization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Vol. 88, No. 1, 2016。）

[39] 虽然延迟选择实验在现实中完成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没有太大意义，但相关实验的精细化和技术发展对于量子物理技术的实际应用意义重大，例如延迟选择实验的理念可以应用于量子信息处理，此外，“延迟选择纠缠交换”的概念不仅对于提升量子通信的安全性具有应用价值，还可能运用到量子计算领域。（详见Xiao-song Ma, Johannes Kofler and Anton Zeilinger, “Delayed-choice Gedanken Experiments and their Realizations”。）

[40] Warner A. Miller and John A. Wheeler, “Delayed-Choice Experiments and Bohr’s Elementary Quantum Phenomenon”, Proc. Int. Symp.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kyo, 1983.

[41] 详细分析参见附录一。

[42] 惠勒在进行延迟选择实验的课题研究过程中，曾碰到过一些“不舒服和苦恼的事情”——量子力学理论被用于证明心灵学的正当性。他回忆说：“我发现自己的言论越来越经常地被一些伪科学家引用来证明他们的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是有科学上的依据的。20世纪70年代曾掀起过这样的风潮，试图通过寻找真正的科学解释来使心灵学‘合法化’。有些合格的科学家也投入其中。他们完全走错了方向，其主要原因就是误解了量子力学和测量理论的研究结果。我所尊敬的部分科学界同行认为我在研究上有点偏离主流，但我并不以为意。他们尽可以持保守态度，而我则一如既往地大胆尝试。但当我发现我的工作被人引用来支持超自然现象时，我真的是非常恼怒。”（引自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肯尼斯·福特：《约翰·惠勒自传》，第329页。）

[43] 因为意识总是指向特定的对象，胡塞尔将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总结为意向。现象学关注的就是意向性对象，也就是经由意识被意识到的经验的存在。虽然对现代科学持批评态度，但胡塞尔并不否认我们有可能获得对世界的某种客观理解，如通过数学和精密科学，但他强调前提是意识必须悬置。（德尔默·莫兰：《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然而现象学中意识的悬置是让对象按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如要求主体用现象学的方式观看、思考对象等。它和我们讲的M中不包含主体完全不同。

[44] 在海德格尔那里，基于经验对象和主体意向性的关系，存在的基本结构被发现了。（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8页。）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思考，发现离开主体的意向性，存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即存在的否定也是存在。他通过对主体的悬置，发现主体和存在发生畸变。据此，存在之研究导致他对现代技术进行反思。借用一位学者的总结，在技术无限制扩张的过程中，物从归属于大地、归属于自然的单纯事物沦为主体的单纯对象，接着又从主体的单纯对象沦为单纯的材料，仅仅作为有用途的材料而存在。与此同时，人“从存有之守护者、万物之成全者脱颖而出成为绝对主体，成为万物的基底，成为万物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又从绝对主体沦为技术工人，沦为技术摆布链的帮办”。（唐文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有论追问》，载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45]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与后现代》，周宪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雅克·德里达曾说：“我的哲学教育主要得益于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转引自德尔默·莫兰：《现象学》，第484页。）他还提出：“我所企图做的研究，如果没有海德格尔的问题之提出，则是不可能之事……如果不注意到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我的研究也是不可能之事，此一存在的——存在论的区别本身，某种意义上，仍然未被哲学所思考。”（转引自德尔默·莫兰：《现象学》，第499—500页。）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解构”一词，也可以溯源至海德格尔在1927年的演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在这场演讲中，海德格尔首先提出了“解构”与“构筑”的相互对立。之后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又进一步指出，“毁坏”可以作为发现产生哲学的原始经验的一种解释学工具。（转引自德尔默·莫兰：《现象学》，第490页。）

[46] 杜丽燕、余灵灵编：《布里奇曼文选》，余灵灵、杨富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编者前言，第4页。

[47] 布里奇曼本人比较反感“操作主义”的说法，他曾直言：“我憎恨‘操作主义’一词，它似乎包含一种教条，或至少是某种命题。我设想的东西太简单了，不足以被冠以如此骄傲的名字。更准确地说，它是由不断地进行操作分析而形成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就它包含某种教条而言，它只是一种信念，即认为最好是去分析操作过程或事情发生的过程，而不是分析具体物或存在物。”（杜丽燕、余灵灵编：《布里奇曼文选》，第81页。）

[48] 杜丽燕、余灵灵编：《布里奇曼文选》，第211—212页。

[49] 杜丽燕、余灵灵编：《布里奇曼文选》，第48页。

[50] 杜丽燕、余灵灵编：《布里奇曼文选》，第254页。

[51] 更具体的论证请见第一编。

[52] 转引自马里奥·利维奥：《最后的数学问题》，黄征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53] Eugene P. Wigner, “The Unreasonable E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i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13, Issue.1,1960.

[54] 马里奥·利维奥：《最后的数学问题》，第1页。

[55] 事实上，随着“逻辑的世界”开始动摇，还出现了一种数学即隐喻的观点。199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苏联数学家尤里·马宁就开始呼吁道：“对数学知识的诠释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数学是一部关于自然和人类的小说，一个人无法准确辨别数学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正如一个人无法准确说出《战争与和平》教会了我们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数学视作一种隐喻，强调其既有基于科学的一面，也有涉及人的本性的一面。（Yuri I. Manin, Mathematics as Metaphor: Selected Essays,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007, p.28.）问题在于，如此严格的数学怎么会是随心所欲的隐喻呢？

[56] 迈克斯·泰格马克：《穿越平行宇宙》，汪婕舒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页。

[57] 只有在“数学的宇宙”的支配下才能出现伟大的科幻电影。伟大的科幻电影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科幻要有真实的科学根据，二是数学真实和科学真实不可区分。这两个前提均在21世纪初具备，故今日是出伟大科幻电影的时代。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4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业界公认该片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幻片，其中对黑洞的描述完全基于科学理论计算。更重要的是，电影的执行制作人基普·索恩是美国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因发现引力波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他看来，数学是一种终极的语言。在数学的基础上进行实际观测，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如果仅凭数学去研究这黑暗而神秘的宇宙，进度将会非常缓慢，电影作为不同于数学的另一种语言，则有助于研究者利用起直觉，跳跃性地猜测我们要研究的方向。故在打造《星际穿越》之后，他还开启了引力波世界的窗口，在他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科幻故事和科学预言打成一片。（详见《打造〈星际穿越〉之后，他还开启了引力波世界的窗口》，雷锋网，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zhuanlan/GwDcS4sDQhgRkYQ.html。）

[58] 吠陀数学把数学计算视为来自古印度吠陀经典，其创始人是巴拉蒂·克里希纳·第勒塔季。他自称在森林中经历了长达8年的孤独沉思，观想根本的数学真理，最终整理出一部《吠陀数学》。（Bharati Krishna Tirthaji, Vedic Mathematics or Sixteen Simple Mathematical Formulae from the Vedas, Motilal Banarasidass, 1965, Author’s Preface.）问题在于，这本书并无可信的材料，以证明其内容就是来源于吠陀时代。例如，《吠陀数学》一书立论的基础是第勒塔季总结的16行吠陀经文，但这些经文的总结并没有直接的文本依据。（S. G. Dani, “Myths and Reality, on ‘Vedic Mathematics’” , 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https://www.tifr.res.in/~vahia/dani-vmsm.pdf.）然而，不管这本书的说法多么牵强附会，它都赢得了印度的宗教激进主义政党特别是印度人民党的追捧。后者公开主张在学校中用吠陀数学取代现代数学，以解除知识的殖民化。自20世纪末以来，已有多个印度人民党掌权的邦将吠陀数学规定为学校的必修课之一，如1992年北方邦、2017年贾坎德邦、2021年古吉拉特邦和喜马偕尔邦，都颁布了相关政策。（米拉·兰达：《印度的科学大战》，张成岗译，蔡仲校，载《“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213页。）在学校教育中，《吠陀数学》被等同于来自吠陀经典的数学。（S. G. Dani, “On the Pythagorean Triples in the Śulvasūtras”, Current Science, Vol. 85, No. 2, 2003.）

[59] 吠陀数学的兴起，体现了现代人应对真实心灵丧失的另一种方式：恢复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并以此来吸纳现代科学对人的价值世界的冲击。也就是说，现代科学被等同于一种属于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建立一套统一科学理论的理想，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由此，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去挖掘并推广各种地方性科学，从而与西方科学相抗衡。正是在上述氛围下，吠陀数学在现代印度日益流行起来。吠陀数学本质上是向传统社会的回归，试图用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来规定科学真实。借用一位印度裔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吠陀数学，正如很多进步的印度数学家和批评家所断言的，仅仅提供给学生代替假定中的‘西方’代数学方程式的计算工具，而这些计算工具不过是‘西方’代数方程中的例子。在民族自豪感的名义下，学生被剥夺了概念分析的工具，这些概念上的工具在解决他们像数学家和工程师一样将要遇到的真实世界的数学问题中，是非常有用的”。（米拉·兰达：《印度的科学大战》，第214页。）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发扬中国传统的热潮中，在中小学教授《九章算术》的呼声日益高涨。

[60]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全面解构，有一种观念兴起并在今天日益流行：科学理性本身是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源头，它“编译了西方和帝国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密码，因而对于非西方人们的利益来说是抱有敌意的”。（参见米拉·兰达：《印度的科学大战》，第208页。）

[61]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详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62]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第一编第一章。

[63]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第19页。

[64]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第四编第一章。

[65] 关于存在科学真实四种形态之证明，见第三编第二章，四种形态见表3—1。

[66] 详见第三编第二章和第三章。

[67]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第三编第二章和第三章。

[68]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第四编第二章。

[69]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第四编第三章。

[70] 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谈启蒙时曾给出一个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向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向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请注意，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仅仅是人摆脱童年的蒙昧能应用自己的理性，而且还强调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即有能力和勇气不受社会和他人（历史和现实世界的权威）意见的支配，由个人做出判断。这里蕴含着两种全新的价值，一是理智（我们称之为“科学理性”）必须是可以超越信仰和道德的，二是个人独立。理性古已有之，但在现代性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理智不能独立于信仰和道德作为判断是非和价值的最终根据。我们把独立于信仰和道德之理性称为工具理性。故启蒙首先意味着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制度和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标准。第二种价值更为重要，该理智的运用不必经别人的引导，它完全是由个人独立自主的决定，即每一个个人必须是独立、理性而自由的。它对应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制度和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金观涛：《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载《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年版，第97页。）因此，必须从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大历史看待启蒙。在此意义上，启蒙并不能归为把终极关怀和道德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

[71] 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侯新智、欧阳明亮、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72]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宣称，在高科技和工程领域可能存在因天赋和兴趣不同而导致的“性别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女子学理逊于男”的观点。之后，萨默斯立即受到广泛的批评，被指责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为此，他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引咎辞职。在一片批评的声浪中，平克却坚定地支持萨默斯，为他辩护。他认为，萨默斯不过是提出一个假说，猜想两性有统计学的差异，这样的假说理应经受验证，而不是遭到嘲笑。（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前言。）平克反对作为现代社会主流的“政治正确”，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认为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当以现实资料为支撑。这种观点使他成为21世纪最富争议性的学者之一，2020年7月，超过550名学者联名向美国语言学会发表公开信，要求将平克从“杰出学者”的名单中除名。（李文轩：《超550位学者发公开信，指控史蒂芬·平克轻视社会不公》，界面文化，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687786.html。）《当下的启蒙》反映出的问题，在当前社会日益普遍。

[73] 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对人文历史领域指手画脚，用科技来代替人文。如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提出“应然”只是事实陈述的一种简略表达，道德可以从科学中推出。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更是坚信科学是无所不能的，认为信仰像天花一样有害，但比天花更难以清除。（John Staddon, “Science and Morals: Can Morality be Deduced from the Facts of Science?”,The New Behaviorism, April 8, 2019, https://sites.duke.edu/behavior/2019/04/08/science-and-morals-can-morality-be-deduced-from-the-facts-of-science/.）还有一些神经科学研究者根据某些实验，断言人根本没有自由意志，完全看不到人有选择能力是一切道德存在的前提。（Kerri Smith, “Neuroscience vs Philosophy: Taking Aim at Free Will”, Nature, No. 477, Issue. 7362, 2011.）这些都是试图用科学真实性的结构来规定人文真实性的结果。

[74] 钱永祥：《重看历史，重建道德》，载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75]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第1—7页。

[76] 在平克看来，我们每天看到更多的负面新闻，因此回顾历史的时候，也更容易想起战争和伤痛，忘记人类取得的成就。他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三种心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一是“乐观的豁裂”，人们往往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为幸运，免受离婚、失业、意外事故、疾病和犯罪之苦。二是“忘恩之罪”，人们往往倾向于忘恩负义，“忽视‘科学发现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一客观事实”。三是“可得性偏差”，即新闻传播者更热衷于其中的负面事件，而非正面的消息。这样一来，我们日常容易被误导，相信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如何扭转这种认知偏差呢？平克给出的解药是理性：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理性是人类对抗这个艰难世界的最大武器；站在个人角度，理性也值得成为每个人的信仰。（参见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40—67页。）

[77] 平克称之为两种过时的思想，一种是所谓的“有神论道德”，即道德只能来自上帝。平克认为这种观念的缺陷在于：一方面，不存在一个可证实的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假设上帝存在，“如果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某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诉诸这些理由”（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463页）。另一种是“浪漫英雄主义”，即“卷土重来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动思想甚至法西斯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曾导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浩劫（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479页）。

[78] 平克提出：“弗林曾经推测认为抽象推理能力中包含了道德感，我也赞成这个推测。从生活中抽离自己的换位思维，以及‘我只是运气好了点’或者‘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世界会变得怎样’的沉思，无疑都是共情和伦理产生的基础。统计的结果印证了一条启蒙运动中关键的洞见：知识和健全的制度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参见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265页。）

[79] 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471—474页。

[80] 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第450—454页。

[81] 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82]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第57页。

[83]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