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对手

梅里登山的起点是1980年。得知中国开放了西部八座山峰后，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AACK）便开始构想青藏高原的登山计划，首先考虑的是西藏的纳木那尼峰，以及昆仑山和梅里雪山。这几座山峰，都超出了开放目录的范围，可见当时中国登山协会急于同外资合作，以致放宽审查尺度的心情。1984年2月26日，由京都大学探险部的部长高谷好一和队员広濑顕联名，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攀登梅里雪山的申请。1985年，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跟同志社大学合作，与中登协组成联合登山队，登顶纳木那尼峰，此成功之举，为攀登梅里雪山做了铺垫。[1]

在日本，各登山机构为首登梅里展开了竞争。1987年8月至9月，日本上越山岳协会率先获得进入云南藏区的许可，企图从明永村一线攀登梅里雪山，到海拔5100米处知难而返。1988年3月，明治学院大学[2]也从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得到攀登梅里雪山的许可。[3]而京都大学与中国方面的沟通却颇费周折。栗田靖之先生讲起这段交涉经历，记忆十分清晰[4]：

我是1989年开始同卡瓦格博地区发生接触的，那年1月我先到北京，从中国登山协会那里得到进入云南的许可。然后我到昆明，跟云南省政府打交道。他们说不允许你们来，北京和昆明完全不同。我们在昆明跟政府交涉了三个星期。当时我们有几辆载电视设备的越野车，所以他们想要日本送五辆越野。我们要到中国登山，需有人居间协调，我们的协调者是日本名人，国际交流协会的吉田與和先生，他尤其擅长登山活动的协调。他说那好，我们就从日本带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当地政府和人民，于是由他决定，我们带来他们要的五辆汽车、两辆小汽车，还有三辆越野车，你见识过这样的交易吗？

送了这些东西，我们的申请最终被批准了。我们同云南地方政府签定了协议，你可以走这条路，但不许越界，即使越过5公里也不行。我们的活动由日本电视公司提供赞助，他们给京都大学资助，还要拿钱给地方政府。为此这个项目花费甚多。

经过最后三个星期的谈判，日方和云南省体委达成共识。1989年3月22日，日本京都大学与中国登山协会、云南登山协会正式签定日中合作登山的备忘录，拟组建“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为此，日本关西电视台提供了大约2000万日元的赞助，包括支付给中方的有关费用。从外部条件来看，梅里雪山的攀登时机尚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日本经济虽出现下滑的征兆，但众多企业仍有投资的实力，AACK三次实施卡瓦格博登山行动，曾得到100多家公司的赞助，其中不乏大企业（川崎重工、住友化学、住友重机械工业、三洋电机、日清食品、三井、三菱、日立等）、大财团（野村证券、日本生命保险、松下财团、三和银行、住友银行）和重要媒体（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关西电视台等）。[5]

云南省社科院藏族学者章忠云说，当时德钦属于未开放地区，但凡擅自进入的外国人，一律要被当地公安部门押送到大理，所以日本登山队能到德钦登山，是得到特许的。当年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对登山合同的达成起了促进作用。参加过1989年考察的尹绍亭教授回忆说，他那时担任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因懂日语，被委派参与谈判，并参加“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科学队”，于1989年5月8日至7月5日陪同日本学者和登山队员到怒江和澜沧江沿线考察。此次日方出动了两辆丰田越野，一辆中巴，一辆载运物资的卡车。考察期间，日方电视记者跟随拍摄，记录了怒族、独龙族、藏族的生活状况，他们也沿途受到热情接待。

即使在那个年代，日本登山运动已具备多学科协作的理念，无论前期探路还是正式攀登，其人员都来自探险、植物、地质、气象、人类学、新闻、医学等多个专业，沿途收集标本，做人体测量，调查经济社会状况，并全程摄制纪录片。[6]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AACK仿佛一个潜伏许久的忍者，并未消极等待，在正式得到许可证之前的1988年10月，便和中登协联合组织了一次攀登路线的调查，日本方面有三人，队长为横山宏太郎；中国方面有六人，队长为中登协的王振华。10月13日至11月16日，先遣队在德钦县考察了两条登山路线：一条线是斯农村的斯农冰川（日方文件称为森层堡冰川）方向；另一条线是西当村方向。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拟定了登山行动计划。

从1989年到1991年年初，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曾两次攀登梅里雪山。据刘文彪的著作所言[7]，为了寻找攀登路线，登山队曾在1988年（具体日期不详）组织了一次斯农的探察活动。到了1号营地（C1），三名藏族向导再也不肯往上走，转而离去。[8]据我们调查，卡瓦格博地区的所有藏族村庄都设立有封山线“日吿”（）的习俗，这条线以上是属于神灵栖息的“内部空间”（），不能冒犯。C1的位置估计已越过斯农村的封山线，三名藏族向导是因惧怕山神报复才离开的。

这次探察确定了斯农村附近的斯农冰川线路。正式攀登，刘文彪说是在1989年1月，日方报告却说是在9月4日至11月30日，本书遵从后者。这次攀登[9]，日方有14名成员，分别来自京都大学、筑波大学、帝冢山大学和几家医疗机构及报社，总队长是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的左右健次教授，登攀队长是横山宏太郎；中方有9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登山协会、云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昆明医学院，总队长是云南体委的杨必育，登攀队长为中登协的著名登山家王振华。

1989年9月30日，登山队到达斯农村，经过短暂修整，于10月4日在海拔3850米建成大本营（BC）。此后连日雨雪，难以开展行动，直到10月27日，才在海拔4660米处建成C1。以此为基地，中日队员横山宏太郎、中山茂树、工藤俊二、広濑顕、米谷佳晃、児玉裕介、孙维琦、金俊喜等轮班攀上冰川探察。来自昆明医学院的体育教师王建华本职工作是日语翻译，此次却成了突击队的一员。

登山队原计划在海拔5300米处建2号营地（C2），结果到中途才发现，上面的地形与此前探察时所见完全不同[10]：

冰川消融强烈，简直是由一排排锋利的大砍刀组成。无数的大砍刀寒光四射，使金俊喜和米谷佳晃禁不住心里发凉，浑身直打冷战。

以后几天，队员们不断往上探察，11月13日，近藤裕史、中山茂树、広濑顕、工藤俊二、児玉裕介、横山宏太郎、米谷佳晃、王建华等人沿斯农冰川上行，部分队员到达海拔5000米处，却无法越过90度的大冰壁。15日至17日，天阴降雪，全员撤回德钦县城。次日，天气转晴。[11]

1987年和1989年上越队、京都大学队从明永冰川和斯农冰川攀登行动的失败，证明正面强攻无效，必须另选路径。1990年2月11日至4月13日，中日再次组织探路队，寻找一条新的攀登路线，那就在德钦县云岭乡西当行政村下属的雨崩自然村。该村有一个位于雪山最深处的笑农牧场，海拔3470米，贴近主峰，攀登条件甚佳，也便于后勤供应。

这次调查确认了雨崩路线的可行性，中日双方随即组建了“日中联合梅里雪山第二次学术登山队”，这支队伍的构成，日方有十二人[12]：

总队长　　左右健次　57岁　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教授

登山队长　井上治郎　45岁　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助手

秘书长　　佐佐木哲男　38岁　会计师

医师　　　清水久信　36岁　医生

队员　　　近藤裕史　33岁　日本气象协会关西本部

米谷佳晃　32岁　朝日新闻社

宗森行生　32岁　共同通讯社横滨支局

船原尚武　30岁　神户大学大学院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生

広濑顕　　27岁　京都大学大学院农学研究科学生

児玉裕介　23岁　京都大学工学部学生

笹倉俊一　21岁　京都大学农学部学生

工藤俊二　21岁　京都大学文学部学生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日方是有备而来，为之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其人员分工明确，专业涉及文理科，并包括防灾、医疗救助和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颇有势在必得的气势。工作之余，有学者做了藏族村寨的田野调查，女医师清水久信还对部分村民做了人体测量。[13]

鉴于气象观察会直接影响到行动的成败，此次专门任命了一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担任登山队的队长，据登山队厨师段建新回忆[14]：

队长的帐篷里面有一台接收卫星信号的传真机，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看着都认不得。他带着500瓦的一台汽油发电机，单独要整一桶油，每星期定时接收从瑞士购买的卫星云图，是黑白的，用传真机打出来。在大本营就要保证它的供电，油还要拿个塑料桶背进来。到冬季晚上零下20多度，油都会冻得像猪油一样的，还要拿去热热，拿温火烤融化以后才能点得着。

中方的主要成员有十八人，分为登山的和辅助的两部分。在登山队中，总队长杨必育（云南省登山协会）和秘书长李崇礼（云南省登山协会）并不到现场，实际进驻大本营的是：

联络官　陈尚仁　52岁　中国登山协会

队长　　宋志义　40岁　中国登山协会

队员　　金俊喜　36岁　中国登山协会

孙维琦　31岁　中国登山协会

张俊　　33岁　云南省登山协会

李之云　34岁　云南省登山协会

王建华　37岁　云南省登山协会

这次行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日本人没有延请第一次率队攀登梅里的王振华，而是指定宋志义担任中方队长。中方的成员中，真正训练有素的是来自中登协的宋志义、金俊喜、孙维琦三位登山家。中国登山队的医学专家李舒平这样评价宋志义[15]：

他1974年开始登山，功绩显赫，九死一生，是一员梗直口悍的猛将。早在1983年攀登南迦巴瓦峰时，他曾与6名队员在下山途中由于云雾弥漫迷失了方向，转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下山的路，报话机又进雪失灵，与山下联系不上。就在摸黑下山探路时，宋志义一脚踩碎了悬崖边缘的雪檐，一猛子向深渊栽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仁青平措本能地将连接他们两人生命的结组绳绕住冰镐，并猛地把冰镐一下子插入冰雪，接着全身扑上死命压住冰镐，结组绳把宋志义吊挂在悬崖下。两个人到阎王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他对孙维琦也赞誉有加[16]：

孙维琦是登山新手，却是梅里老将，从1988年首次探察开始，这是第四次登梅里雪山。他为人沉稳干练，前程远大，我们很难数出他做出了多少骄人的业绩，可都明确无误地感觉到，维琦不在，事情干得就不顺手，不自在。他为了不让妻子担心，在家里从不谈登山的危险，只谈登山的笑话。他对妻子讲的最严肃的话，也不过如家信中所记：“我只想如果能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去努力一番，即便并非伟大，只要明确了目的，尽自己的能力追求了，就是有意义的。”妻子在他遇难后，在遗物中找到一本“秘密日记”，她从其中才知道了登山的本来面目。孙维琦在前三次登梅里时目睹了无数次横扫千军的冰崩、雪崩，亲历了漫天大雪中漫漫长夜的煎熬。他对记者讲过一番话：“人在高山前确实太渺小了，但这山本身的确使人产生了一种力量感。”他打算从梅里归来后自己写一篇定名为《四进梅里》的文章，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他将如何向世人披露心中的秘密。

云南登协是为此次行动成立的，三名参与者尚无专业登山经验，张俊从羽毛球队退役后主要在办公室工作，此行全盘负责协调的事务；李之云在此之前从足球队退役，既要登山，亦参与很多协调工作；王建华是昆明医学院的体育教师，因日语娴熟受日方邀请，临时推迟赴日留学的计划，参加此次行动，他不仅要登山，还要承担高海拔地区的翻译工作。三人中，仅王建华参加过1989年斯农冰川的探察。

辅助人员主要有八名，负责高海拔地区物资运输的协作人员（日本人称协力员），是通过当地政府招募的藏民：

斯那次里　26岁　德钦县人

林文生　　23岁　德钦县人

余新华　　21岁　德钦县人

松吉　　　22岁　德钦县人

扎史吾堆　26岁　德钦县人

扎史吉才　25岁　德钦县人

罗桑多吉　25岁　德钦县人

拖丁　　　20岁　德钦县人

另外，还有一批在低海拔搬运物资的“运输手”，也大多是当地的藏民。被选为协作队队长的林文生是阿东河电站职工，一年多以前领了结婚证。11月17日他与妻子和永梅举办婚礼，25日便去了大本营，此时妻子已怀有身孕。斯那次里是江坡村的电影放映员，年纪最长，被其他协作员当作大哥。他加入登山活动，还颇有一番曲折[17]：

……听到登山队重返德钦的消息却紧锁眉头。他一次次否定着，又一次次肯定自己的选择。他愁的是妻子脚有残疾；三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一岁零三个月；年迈的父母对心中护法神——梅里雪山崇拜得只要一提到就合掌念经，根本不会同意他去登山。于是，斯那次里平生第一次向亲人撒了谎，借口到县城换影片，悄悄参加了登山队。

进驻大本营的第五天是林文生的24岁生日，那天[18]：

大伙儿围坐在雪地上，摆上酒和干粮，为他祝贺。云南省体委的张俊送来了一条“红梅”烟。被誉为“雪域歌手”的斯那次里，唱了一首“祝你生日快乐”，又唱起了藏族民歌：

看见洁白的卡（瓦）格博，

我就想起了我的家；

在遥远的地方思念我恩德深重的父母；

愿他们健康；

看见流去的江水，

我就想起了我的家。

太阳落下山了，

余晖浮在江面，

布谷声声啼鸣，

游子思乡流泪……

无论林文生、斯那次里还是其他藏族协作员，均没有高海拔攀登的经验，无法像尼泊尔的夏尔巴人那样，承担起向导和辅助登顶的职责，只能负责把装备送上大本营（BC）以上的前进营地。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年轻人，在最危险的时候救了五名突击队员的性命，此为后话，且待下文再叙。

中方的登山队伍中，还有三名专业厨师，他们是：

段建新　23岁 　云南体委

张开云　29岁　云南体委

李帆　　20岁　云南体委

迪庆州体委和德钦县体委还派了农布、舒建华、李世尺三名干部，负责上上下下的关系协调。以上三十余人，就是梅里登山队进驻大本营的正式编制，他们要在山里面待一月有余。

待一切计划周全，1990年11月1日，日本的先遣队从神户港出发。12月1日，登山队全队进入雨崩村笑农牧场。按照事先签定的合同，大本营以下的物资准备由中方负责，大本营以上的物资准备由日方负责，这个分配，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探险运动的差距。此次梅里登山采用喜马拉雅式的攀登方式，登山队必须具有系统工程的思维和集团作战的调控能力。当时，日本的登山运动堪称亚洲翘楚，除了团队的紧密协作之外，所用器材的生产制作，攀登过程的管理都达到很高水平。即便如此，对待高度仅有6740米的梅里雪山，日方也并未掉以轻心。他们调动了充足的资源，不惜高昂的成本，依靠德钦县各级政府部门动员的西当和雨崩两村上百位村民，把重达4吨的物资以人背马驮的方式从西当村运输到大本营，再训练八位藏族协作员将必需的装备背上雪山。这些物资事先都由日方队员做计划，分门别类，包装妥当。讲起这些，参与过1992—1993年攀登的段建新颇为感慨，他回忆说[19]：

从日本运来的所有物资都按规划装箱在塑料制的瓦楞箱里，可以反复用。箱子上贴着编号和不同颜色的封口贴，蓝色封口贴的箱子装着绳索、上升器之类的装备；红色封口贴的箱子装着保暖的衣物；黄色封口贴的箱子装着食品，都是分好的，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箱子上的贴胶可以反复撕开又贴上去。运输的时候用大箱，里面又分成小箱。当时的管理还没有用笔记本电脑，是用一叠一叠打印好的表格，每个箱子前面都标着特殊的代号，可以在堆积如山的货物里面很快查找需要的东西。出库入库有专人负责，要找哪样东西，查到那个箱子和编号，就能在表格上看出里面装了什么物资，拿出去了就画掉。要分装了，调运到某号营地，这个箱的东西又分拆开，全部都有登记。虽然慢一点儿，但随时可以掌握物资使用的情况，某号营地有些什么装备，消耗掉多少，还有多少，只要看表格就一目了然。

对于登山队的战术，日方也计划周详，乃至每个成员每天的攀登活动，什么时间，上下几次，做了什么，都有图表记录在案，可以据此考察进展情况，并改进每个成员的行为。

彼时，山和人就像两个拳击台上的对手，一个高大威猛，依靠天然的力量，试图以狂风暴雪击垮对方。另一个矮小机灵，凭借精致机巧的人造装备保护自己，抓住对方疏忽的瞬间出奇制胜。在当时，尽管登山者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日方甚至掌握了卡瓦格博是藏地神山的信息，但因为没有前人提供的资料，也由于这座低于8000米的处女峰掩藏了自身的凶险，灾难的阴影只是悬浮在远方的云雾中，难以被斗志高昂的进攻者察觉。

同样是山，梅里显示出与世界其他冰峰迥然相异的特性，这首先是由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据1980年云南林业勘察队公布的数据，梅里雪山位于东经98°41′，北纬28°26′[20]，它所处的地点，正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受力强度最大的东地质“纽结”，河谷深切，山体破碎；几条攀登路径上均有冰川梗阻，这些低海拔、低纬度的冰川随着山地和高原季风的进退伸缩不定，因气温和降水的影响，登山队曾经历过一天之内在大本营发生数十次冰崩、雪崩和流雪的场景。为此，梅里雪山适合攀登的季节很短，诚如栗田靖之所言[21]：

梅里是一座非常特殊的雪山，它处的海拔位置很低。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季风季节前后都可以攀登，季风季节前是4月，季风季节后即10月以后是冬季，这两个季节都适合攀登喜马拉雅。由于海拔低的不利因素，只好选择冬天攀登梅里雪山。所以这个攀登是特殊的，罕见的。

这座雪山借助自己的天然优势，以反复无常的冰雪暴对它的挑战者施以震慑。尽管它比珠峰矮了2000米，却像个凶悍的小野兽，让众多挑战者难以得手。中登协技术部长王振华拿它跟珠峰做了如下比较[22]：

首先，梅里雪山的攀登路线长，珠峰8848米高，可大本营设在5200米处，驮运物资的牦牛可以到达6400米，真正的攀登距离是3648米；卡（瓦）格博峰只有6740米，但因山势太陡，大本营只能设在3600米处，全靠人力运送物资，攀登路线的垂直距离是3140米，攀登高度和珠峰差不多。其次是气候变幻莫测，大雪和浓雾威胁极大，冰壁就在陡峭的悬崖上，地温一升高，冰崩随时发生。再次，地形和地质结构复杂，山体切割厉害，破碎冰川多，冰崩雪崩区比珠峰多，冰裂缝多，极其危险。就综合难度上讲，上卡瓦格博的路比登珠穆朗玛峰的几条路还险。

王振华的这番评论，是根据他1989年作为中方队长，参加斯农路线的攀登行动遭遇失败有感而发的。但这次失败，反而激发了登山者的斗志，1990年11月，第二支登山队又向雪山进发了。到达德钦后，一位日本队员给家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字里行间透露着乐观的情绪[23]：

11月10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八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十天的晴朗。11月27日，两队合流[24]，12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1] ［日］酒井敏明：《秘境―云南西北部和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学术调查中间报告》，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梅里雪山委员会，1990年6月30日，第4页。

[2] 明治学院大学（Meiji Gakuin University），创办于1863年，是日本著名的基督教私立大学。

[3] ［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1992年1月24日，6—7页。

[4] 笔者1999年10月对栗田靖之的访谈。

[5] 参见［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日中友好梅里雪山峰合同学术登山队1996年记录》，载《AACK时报》No.13，1998年。

[6] 参见1989年日方拍摄的怒江、澜沧江考察纪录片，和云南省体科所1989年12月制作的纪录片《雪谊》，王衎提供。

[7] 对这次行动，日方报告没有记载，有关叙述参见刘文彪：《雪崩：中国登山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第8—10页。

[8] 刘文彪：《雪崩：中国登山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第9页。

[9] 以下攀登斯农冰川的叙述，参考纪录片《雪谊》；［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编：《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1992；部分细节参考刘文彪：《雪崩：中国登山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10] 刘文彪：《雪崩：中国登山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第12页。

[11] ［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1992年1月24日，22—23页。

[12] ［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1992年1月24日，37—38页。

[13] 笔者1998年6月对西当村村医扎青的访谈。

[14] 笔者2018年12月对段建新的访谈。

[15] 李舒平：《梅里雪山中日登山队员遇难7周年纪念》，《光明日报》，1999年8月9日。

[16] 李舒平：《梅里雪山中日登山队员遇难7周年纪念》，《光明日报》，1999年8月9日。

[17] 马向东、钱兴：《悲壮的登攀―记中日登山队蒙难的藏族队员》，《中国民族》，1991年7月30日。

[18] 同上。

[19] 笔者2019年12月对段建新的访谈。

[20] 参见吕培炎：《云南第一高峯―梅里雪山》，《云南林业调查规划》，1980年第4期；陈永森：《云南第一峰―梅里雪山简介》，《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21] 笔者1999年10月对栗田靖之的访谈。

[22] 杨增适：《他们与梅里雪山共存》，载仁钦多吉、祁继先《雪山圣地卡瓦格博》，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218—219页。

[23] 云南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卡瓦格博》（DVD），1994。

[24] 指先遣队和本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