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都之行

我第一次到京都时，完全没有留意周围的景致。事后回想，除了一所大学的楼房，竟然对这座名城毫无印象。

1999年8月5日，我跟随明永村村长大扎西、日本登山队员小林尚礼爬上冰川，找到三具遇难队员遗体。这次经历，让我获得了对梅里山难的感性认识，从此心里多了一个念想，希望更深入地调查这次山难的经过。当一个思绪非常强烈地盘踞在心里，往往会被出乎意料地兑现。次年10月，也即梅里山难的十年后，我意外接到邀请，同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到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参加学术会议。会后，筹划这次活动的横山廣子教授亲自陪同我乘东海道新干线，前往京都。她1984年开始到大理做白族研究，是第一个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的日本学者，和云南学者感情很深，听说我想寻访原梅里雪山登山队的成员，便特地安排了这趟旅行。

旅行的目的地不是当地的名胜，而是京都府立大学。进入该校农学部的会议室，早有三人等候，一位是59岁的栗田靖之教授，他是国立民族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曾负责日本梅里登山队对华协调工作，并担任科考队领队；第二位是京都府立大学农学部的老师牛田一成，44岁，他曾参加过1991年的救援队，并于1998年到明永接收被发现的遗体遗物；第三位是30岁的研究生中村真，他和小林尚礼参加过1996年第三次梅里登山活动。

我、担任翻译的横山廣子教授与三位登山者隔着长条会议桌相对而坐，我架好摄像机，开始提问。首先由栗田靖之教授讲述登山之前的前期调查以及跟中方沟通的情况。

访谈开始不久，他的一番话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介绍说，1989年5月到7月，他带领“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科学队”到滇西北考察，这个队伍的组成，日方有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同志社大学、北海道大学工学、农学、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师生，大阪红十字会医院的神经科医师，以及六位记者；中方有三位民族学者。其行程是沿怒江河谷上行，途经六库、福贡到贡山，沿途考察地质和民族文化状况。他们原本打算由此北上进入西藏，探寻从察瓦龙攀登的可能性，并经察隅前往考察雅鲁藏布江（在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大拐弯地带，因未得到中方的许可而作罢。[1]

透过栗田先生的寥寥数语，我似乎触摸到了那条隐约浮现，潜藏在时间岩层深处的历史脉络。沿着时光回溯，我来到1854年3月。彼时，日本德川幕府在美国黑船炮口威胁下签定《日美神奈川条约》，从此向西方敞开国门。十九世纪后半叶，掌握大政的明治政府推动改革，社会风气日益西化。然而，当举国臣民隔海眺望代表着人类文明新时代的西洋之际，有极少数特异之人，将探险的目光回望，投向依然对异域探险者紧闭大门的中国西藏。他们之所以有此远见，除了怀抱秉承朝圣传统的志向而外，也深受西洋探险之风的熏染。二十世纪初年，荣赫鹏率英军占领拉萨，前往世界屋脊的探险热潮骤然升温。嗅觉灵敏的日本人探知这一变化，即刻跟进，先后有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七人踏上西行的旅途，远赴藏地。其中除了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以外，其余均为僧人。这些僧侣主要的动机并非出于登山和收集情报，而是到西藏学习佛法。第一个开启进藏之行的河口慧海（1866—1945）在《西藏秘行》一书中讲述了他执意远赴西藏的目的[2]：

大乘佛教的佛典，在佛教的发祥地已经失传了，据说在尼泊尔或中国的西藏还有。为了得到原版佛典，必须去尼泊尔或中国的西藏。据欧美的东方学者说，藏语翻译的经文，无论从文法上还是意义上，都比汉译本要准确；这个说法被欧美学者所确认。如果藏语翻译的经文是准确的，那么即使梵语经文已经失传，利用藏语翻译的经文也能进行研究，而且将汉译的和藏译的经典进行比较研究，这是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此，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到西藏去学习藏语。

有中国学者评价河口慧海的西藏之行，认为“与同时期进藏的日本人不同的是，河口慧海既非受官方派遣，亦非宗教寺院派遣，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进入西藏，这使他的入藏活动具有某种灵活性和自由度”。[3]也正是这种如玄奘一般决绝的远行，使河口慧海成了日本赴西藏朝圣的先驱者。

在人类文明的古典时代，伟大的探险家往往都是僧侣，穿越丝绸之路来到大唐的景教（Nestorianism，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传教士阿罗本，西行天竺的玄奘和法显，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从天竺赴藏传播佛教的莲花生和阿底峡，云游在西藏、云南和青海果洛之间的十世噶玛巴，十七至二十世纪进入西藏和横断山地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士天主教传教士，都留下了远行求法与传法的足迹。到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受欧风美雨熏陶，传统的行旅方式逐渐向西方的探险模式转型。与河口慧海同时期远眺西藏的大谷派僧侣能海宽（1868—1901），首次提出“西藏探险”的概念。他以一种现代性的视野，超越了地理和宗派的限制，开启了将朝圣与探险合为一体的先河。而在中国汉地，还要晚至民国年间，进藏求法的风气才逐渐形成。[4]

能海宽不仅在《世界上的佛教徒》一书中讨论他的新构想，且身体力行地将其付诸实施。与取道印度的河口慧海不同，能海宽选择了风险更大的中国西部线路。1898年至1901年，他三次由川、青、滇徒步进藏，最后一次在云南德钦境内失踪，成为第一个殒命滇西北的日本人。[5]这位僧侣的悲剧，不但没有骇阻后来者的脚步，反而成为一种魅惑，召唤着日本社会的异类，去青藏高原践行生命中的“一期一会”。我在查阅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简称AACK）报告的时候，发现帝塚山大学的酒井敏明教授为阐明梅里登山的意义，将其精神渊源直接追索到了能海宽的行迹。[6]这一点拨使我恍然明白，当今日本人对青藏高原登山活动如此执着，绝非一时冲动；他们的前方，既有二十世纪前期的珠峰攀登史做铺垫，也有九十年前能海宽等先贤魂魄的召唤。

世界屋脊的登山运动是由英国人率先发动的。1600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成立，获得英国皇家给予的21年东印度贸易垄断权。1608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海岸建立贸易站，随之展开了在南亚次大陆的迅速扩张。到十九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和财产权收归英国政府时，印度已经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十九世纪初，英国人的势力伸展至喜马拉雅山区，这座横亘在北方的巨大山脉成了殖民者觊觎的对象。头脑清晰而具有科学精神的英国人，首先派出作为第一梯队的测量员和“班智达”，对喜马拉雅山地进行大地测量，确定了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随后，分别于1888年和1903年派出作为第二梯队的军事武装，两次入侵西藏，随之占领拉萨。

1760年，米歇尔-加贝尔·帕卡德（Michel-Gabriel Paccard）和雅克·巴尔马特（Jacques Balmat）首次登顶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勃朗峰，揭开了世界登山运动的序幕。整个十九世纪，是“阿尔卑斯”登山运动的黄金、白银和铁器时代。随着英国势力向世界屋脊的扩张，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登山探险的黄金地点逐渐转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地。1893年、1904年、1913年，英国军队三次组织攀登珠峰，均因当地藏族人民的反对而未能真正展开。[7]1921年，英国人首次试图从西藏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未果。之后，中国进入长期战乱和革命的年代，外国人的探险旅行完全中止，攀登喜马拉雅各大高峰的前进基地转到了尼泊尔。从1953年到1975年，共有来自英国、瑞士、美国、印度、日本、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的十多支登山队从南坡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其中以日本队居多。

1960年和1975年，中国国家登山队特立独行，两次从西藏境内的北坡登顶珠峰。

1988年，攀登珠峰的人数开始大幅攀升，此时，也正是梅里登山的高峰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降，日本逐渐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力渐强，其登山界对青藏高原的好奇心随之重新点燃。在1953—1978年13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记录中，有3次是日本队创造的，即1970年5月11日、12日，日本队先后分两个梯组共四人从南坡传统路线登顶，登顶队员是松浦辉夫、植村直已、平林克敏和尼泊尔籍的搬运工人乔塔里；1973年10月26日，水野祥太郎率领的队伍登顶珠峰，登顶队员是石黑久和加藤保男，这是珠峰攀登史上首次在秋天登顶成功；1975年5月16日，久野英子率领的日本女子登山队登上珠峰，登顶队员是田部井淳子和尼泊尔向导安则林。

从1956年至1978年，共有20多个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近百次提出要求来华登山，其中，美国先后提出7次，奥地利提出11次，日本是要求最强烈的国家，先后提出40多次。[8]

1976年，中国终于打开了长期对外关闭的国门，转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9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体委的报告，从1980年起，对外开放西藏、四川、青海和新疆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西藏自治区定日县与尼泊尔交界处）、慕士塔格峰（海拔7509米，新疆阿克陶县）、公格尔峰（海拔7649米，新疆阿克陶县）、公格尔九别峰（海拔7530米，新疆阿克陶县）、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新疆阜康市境内）、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贡嘎山（海拔7556米，四川省康定市）和阿尼玛卿山（主峰玛卿岗日海拔6282米，青海省果洛州）共八座山峰，接待自费来华的外国登山队和登山旅游者。

就在中国打开山门的当年9月至10月，日本登山队便在中国登山协会的协助下考察珠穆朗玛峰北壁及东北山脊路线。之后，从1981年到1992年，日本人开始了连续攀登藏地雪山的行动。

资料来源：舒小简：《日本人首登14座中国山峰8批遇难死亡人数超30》，腾讯体育，2017年12月14日；国家体育文史委员会编：《中国登山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3；［日］中村保：《喜马拉雅以东·山岳地图册》（East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 Peak Map），日本石竹株式会社，2016。据小林尚礼提供的信息，日本登山队在青藏高原的攀登活动远远超出这个统计。

与青藏高原众多的山峰相比，身材矮小的梅里雪山并不显眼，然而在日本探险家的心目中，攀登梅里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海拔高度，而在于这一行动将为进入“喜马拉雅以东”（或称“东喜马拉雅”）的冰雪世界打开山门，栗田靖之企图率队从怒江进入察瓦龙以及雅鲁藏布江大转弯处的南迦巴瓦地区，就出于这个念想。1991年梅里山难发生的两个月后，57岁的日本IHI香港分公司董事经理中村保（Tamotsu Nakamura）到滇西北沿怒江河谷旅行。第二年，他到德钦考察了梅里雪山。这两次行程，为他展开了一幅壮丽的山地图卷。此后，他花费30多年，利用中国的考察资料，对“喜马拉雅以东”雪山群进行了实地勘察，成为国际知名的喜马拉雅山地专家。他在其著作《喜马拉雅以东·山岳地图册》中，对这片雪域做了如下描述[9]：

只要放眼亚洲地图，你就会发现西藏高原东端的雅鲁藏布江在大弯曲点变成世界最大的峡谷，以环抱喜马拉雅东端的南迦巴瓦峰（7782米）之势转向为南。其北侧和东侧的地势因被藏东、云南、四川挤压而扭曲变形，数条大河向南奔流，山脉以东西横向或南北纵向延伸，连绵起伏。这就是被称为西藏东部的念青唐古拉山东段和岗日嘎布山群以及横断山脉的广阔地域，把它称之为“西藏的阿尔卑斯”再恰当不过……

中村保把这片险峻的山地划分为七个地带[10]：

从察隅河、伊洛瓦底江发源地到三江并流地带（西藏、云南、缅北）；

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云南）；

怒江-玉曲分水岭（西藏）；

他念他翁山（西藏）；

怒山-梅里雪山山群（云南、西藏）；

芒康山-云岭-白马雪山（西藏、云南）；

玉龙雪山-中甸高原（云南）。

这七个区域的数百座雪山，绵延成壮阔的“东喜马拉雅”山地。而中国学者通常把上述区域的大部称作“横断山脉”或“横断山系”。1901年，邹代钧为京师大学堂撰写《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其第一卷“亚细亚总论”有一段话[11]：

阿尔泰山系与希马刺亚山系间之高原……有大沙积石山，迩南为眠山，为雪岭，为云岭，皆成自北而南之山脉，是谓横断山脉，蜿蜒中国本部之西，自此以东，则属东部之亚细亚。

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多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横断山系的面貌逐渐清晰，它与东喜马拉雅紧密连接，从南迦巴瓦向东绵延，覆盖川、藏、滇、青、甘50多万平方公里。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的碰撞挤压作用下，从青藏高原由西向东延伸的巨大山脉急剧转折为南北走向，在地壳强烈抬升的同时，挟持在山峦之间的河谷急剧下切，形成七列纵贯北南的山脉［从西往东为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他念他翁山-怒山、芒康山-云岭、沙鲁里山（雀儿山、玉龙雪山等）、大雪山、邛崃山、眠山］与五条大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并排往南延展的壮观景象。[12]藏族历史上把横断山系覆盖的区域称为“四水六岗”（），四水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或黄河（），六岗是察瓦岗（怒山，）、芒康岗（云岭，）、朋波岗（沙鲁里山，）、马扎岗（折多山，）、木雅热岗（大雪山，）、色莫岗（巴颜喀拉山，）。

横断山系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学者将其自然环境巧妙地概括为“时空折叠”：

一是高山峡谷并列，将原来较为平坦的二维空间挤压折叠成立体化的三维空间；

二是在南北相距900公里的范围内，容纳了高寒山区、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带七个气候带，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创造了条件[13]，加上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季风的影响，使横断山区成为世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深藏在横断山系之中的卡瓦格博并不为公众所知。卡瓦格博的藏文原意是“白色的雪”，有关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藏文典籍中。苯教经典《神烟》记载“蕃域”（，藏人对雪域高原的称呼）各地方保护神，管辖“察瓦绒”的是卡瓦格博。[14]公元八世纪，密教大师莲花生从尼泊尔入藏，以神通降伏了蕃域山神和其他土著神，将他们纳入佛教护法神的体系中，并造作祭祀神灵的祈祷文《大广净神祭供》（），但凡青藏高原上、中、下三界鬼神，均受邀请接受供养，其中包括卡瓦格博。

从公元八世纪至今，藏文献对这座雪山的记载持续不断，而汉文的记载到二十世纪前期才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汉文地图和记载中，卡瓦格博被称为“白浪雪山”“白雪神山”“白山娘”“雪山太子”“太子雪山”“白雪山”“白色雪山”，[15]这些名称，均为当地藏语称谓的意译：“白雪神山”直接来自卡瓦格博名称的含义；又因卡瓦格博几个主要的山峰，有一个是他的妃子，所以有“雪山娘”这个汉名。[16]原云南省民委藏族干部马泽经研究认为，“太子雪山”是民国时为申明滇藏边地的主权而取的汉名，其含义系来自莲花生大师曾为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太子的典故。而现在广为人知的“梅里雪山”这一名称，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错误标注，又因1990—1996年中日联合攀登此山以及旅游所造成的影响，才逐渐流行开的。[17]

有关卡瓦格博的科学探索至二十世纪后期才起步，因缺乏大比例尺地形图，连地质专家都错把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当作云南省最高峰。直到1980年，云南省林业勘察大队才公布了该雪山的基本资料，确立了“梅里雪山”作为云南省最高峰的地位。[18]1991年梅里山难和随之而来的旅游开发，提高了这座雪山在公众中的关注度，也促进了相关的科学研究。

现在有关卡瓦格博的普及文章大多采用“梅里雪山”的概念，在界定该雪山研究范围的时候造成很多混乱，故有必要在此予以澄清。在当地藏族的观念中，卡瓦格博是由200多座大小神山组成的雪山群，同属怒山山脉的梅里雪山在其北边，与之相连。“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为“药山”。[19]若以藏族传统的南北外转经路线划分，卡瓦格博神山的大致范围是：北起佛山乡的梅里水村和说拉山口，此为外转经必经的北部要道；南至云岭乡与燕门乡毗邻处的永支村和多克拉山口，此为卡瓦格博的南部要道，其地理坐标为东经98°60′，北纬28°40′。[20]以行政区划来看，卡瓦格博雪山主要分布在云岭乡的境内，梅里雪山则分布在佛山乡的境内。主峰卡瓦格博位于整座雪山群的中央，是怒山山脉的最高点。

卡瓦格博所处的怒山山脉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该山群所处地域在地质上为纵向岭谷地貌，最险峻的地段是云岭乡境内长达100公里的大峡谷，澜沧江被挟持在卡瓦格博与白马雪山之间，从海拔2000米左右的澜沧江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顶峰，垂直高差在4500米以上，为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之一。[21]这种独特的岭谷地貌与季风、降雨、温度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造就了随海拔高度变化的垂直气候带和生态系统，从海拔2000米左右的干热河谷到6000米以上的冰雪区域，共有六个气候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以及九个植物分布带：干热河谷灌丛、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暖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高山灌丛、高山草甸、流石滩、冰雪带。[22]据研究，该地区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在海拔3000—4000米的范围内达到最高。[23]与之相应，在当地藏族的观念中，其人-地景观也分为人工创造的外部世界、野生动植物占据的自然世界，和神灵统辖的内部世界。

这片地貌复杂、雪峰林立的冰寒之境，因地理与政治的阻隔最难进入，一直是国际探险界的盲区。日本人作为探险运动的后来者，对这最后的秘境极为用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们便锲而不舍地前往这一地区考察和登山，乃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日本队在西藏、四川和云南藏区的登山活动中有29人罹难，其中大部分殒命在横断山地[24]：

1981年，四川省康定市贡嘎山，8人；

1982年，贡嘎山，2人；西藏定日县珠穆朗玛峰，1人；

1984年，贡嘎山，4人；

1991年，云南省德钦县卡瓦格博（梅里），11人；西藏聂拉木县希夏邦马峰，2人；

1992年，西藏米林县南迦巴瓦峰，1人。

上面的统计显示，遇难的29位日本队员，有25位是在卡瓦格博和贡嘎这两座雪山丧生的。而1991年的梅里山难，则是日本青藏高原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不仅是因为死亡人数最多，也因为日本人在其国力鼎盛的时代，面对一座海拔不到7000米的山峰，历经多年奋斗，耗费巨万，却落得铩羽而归的结局，对其心理的打击委实沉重。这个事件，与日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济盛极而衰的大趋势恰相吻合，在今天来看，似乎成了国运转变的征兆。而对中国人来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放山门，借助海外合作促进登山运动的专业化发展，这一进步，却是以惨痛的牺牲为代价的。

[1] 此行的详细经过，参见云南省体委体科所制作的纪录片《雪谊》，1989年。

[2] ［日］河口慧海：《西藏秘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

[3] 李丽、秦永章：《河口慧海的入藏活动及其对日本藏学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年第2期。

[4] 参见［美］滕华睿：《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陈波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

[5] 关于能海宽进藏的行迹，参见何大勇：《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研究》，《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

[6] ［日］酒井敏明：《秘境―云南西北部和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日中联合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学术调查中间报告》，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梅里雪山委员会，1990，第2页。

[7] 左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安全管理研究》，成都体育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第1页。

[8] 赵彧：《中国登山队60年大事记》，载中国登山协会《山野》2016年6月刊。

[9] ［日］中村保：《喜马拉雅以东·山岳地图册》，日本石竹株式会社，2016，第65页。

[10] ［日］中村保：《喜马拉雅以东·山岳地图册》，日本石竹株式会社，2016，第78页。

[11] 陈富斌：《“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山地研究》，1984年第1期。

[12] 李炳元：《横断山区地貌区划》，《山地研究》，1989年第1期。

[13] 耿华军：《时空折叠下的奇观！》，中科院格致论道讲坛，2020年6月15日。

[14] ［奥］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与鬼怪（上）》，谢继胜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267页。

[15] 李式金：《云南阿墩子―一个汉藏贸易要地》，《德钦文史资料》第一辑，2003。

[16] 黄举安：《云南德钦设置局社会调查报告》，1948（民国37）年，德钦县档案馆藏。

[17] 详情参见马建忠、扎西尼玛：《雪山之眼：卡瓦格博神山文化地图》，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第6页；郭净：《雪山之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17—223页。

[18] 吕培炎：《云南第一高峯―梅里雪山》，《云南林业调查规划》，1980年第4期；陈永森：《云南第一峰―梅里雪山简介》，《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19] 德钦县人民政府编：《德钦县地名志》，德钦县地名办，1986，第49页。

[20] 马建忠、扎西尼玛：《雪山之眼：卡瓦格博神山文化地图》，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第6页。该经纬度数据是作者为TNC做该雪山生物多样性调查得到的。云南省林业勘察大队公布的数据与之略有差异，是98°41′，28°26′，参见吕培炎：《云南第一高峯―梅里雪山》，《云南林业调查规划》，1980年第4期。

[21] 明庆忠：《纵向岭谷北部三江并流区河谷地貌发育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22] 参见欧晓昆等：《梅里雪山植被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

[23] 冯欣：《梅里雪山沿海拔梯度植物物种丰富度研究及Rapoport法则的检验》，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4] 资料来源：舒小简：《日本人首登14座中国山峰8批遇难死亡人数超30》，腾讯体育，2017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