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王朝的仁义之皮

元末乱世，天下势力分为几大派系。元军与红巾军、红巾军与红巾军、元军与元军，派系之间利益交织，矛盾重重。只要巧妙地周旋于几方势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能远交近伐，相互牵制；只要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养生息，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四面出击，扫灭群雄。而做到这两点的，只有朱元璋。

一支军队，通常会被打上指挥者的烙印。军队的特质，往往是指挥者的秉性。若是指挥者没有敬畏与情义，一支军队就可能会成为屈辱的代名词。就朱元璋而言，他的军队是一条船，而情义则是平衡内心与现实的压舱石。朱元璋应该感谢郭子兴给他取了个好名字，好过无数个重八叠加。古人深信，名字与一个人的运势紧密关联。读书人真是很好，他可以给自己取好多的名字，又是字，又是号。每一个名号就像他们戴在脸上的面具，代表一种命运的趋向，一种性格的观照。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就有好多重面具。面具多了，人的面貌与性格也就变得模糊。与普通武夫相比，朱元璋身上有着优于他人的品质，那就是对于士人的态度。早在1366年，朱元璋还是小明王节制下的吴国公时，就已流露出对儒家文化的归化和向往。这个出生于淮河岸边的泥腿子，向来对文化葆有一份敬畏。他命有司到处访求古今书籍，还对侍臣詹同等人说，每于宫中无事，自己常取孔子的书来读，像“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样的话，真是治国良策，“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

历史上出现的草莽英雄最容易犯的错误，大多集中于此。他们没有文化，也不读书，以粗鄙的言行掩饰人格的缺失。他们身上的粗豪气质与士人的迂腐格格不入，读书人的柔弱与敏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我且将元末士人的生命形态做一处观照。

概括这一时期士人的生命形态，没有比“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更合适的。在元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统治，把人民分为四等，森严的等级划分使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地位赫然挺立，汉人和南人屈居于蒙古贵族的脚下如同蝼蚁，但中国古代传统士人依然坚持“学而优则仕”，在这种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基础上，士人的命途可想而知。“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士人想借元朝的官僚机制实现人生抱负，几乎不可能。元初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荐举，使得官场大开奔竞之门，本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被粗暴地拧开。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后备梯队。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多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王朝易主，曾经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泡影。失去科场舞台的士人，犹如缺氧的鱼。即使体制的那道窄门，为某个人打开一条向上游动的通道，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他很快会发现，前方等待着他的是冷遇，是仇杀，是不得不隐退的选择。废止科举固然令读书人感到怅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大元非“伯乐”，士人自然难成“千里马”，部分士人便产生了归隐之念。

读书人争相脱离宦海，为帝国的官僚机器留下一副苍白虚弱的躯壳。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士人的命运，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利益，权力只能用来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如此，士子们身无所恋。从官僚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山林成为他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元对制度的漠视，源于对文人的漠视。

元末乱世，读书人沦为战争祭品。不为我用，即为我仇。只要被抓，一杀了之。朱元璋不识多少字，但他崇信文人，崇信他们的真知灼见。战争期间，朱元璋身边始终伴有谋士，他们教他读书认字，给他讲人心向背。这算是他和读书人的蜜月期，亲近且信任，许多人主动来投。接触日深，他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与他们探讨治乱之道。他可以写出相对工整的骈体文、诗词歌赋，自我感觉良好。读书真是天大的好事，让身陷泥沼的朱重八成为朱元璋，让朱元璋成为一块锋利的玉石。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那些读书人并不能帮他洗刷来自底层的胎记，尤其是他身上散发的血腥戾气。

朱元璋让失去希望的读书人，重新看到希望。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特质，正好符合读书人对于贤明之主的幻想。他们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手，重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他们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灌输给朱元璋，让他这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泥腿子豁然开朗，天下之道，在乎仁义。正如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所说：“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以此，很尊重有学问的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太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你不养，跑到敌方那儿或者被人养去，却会坏事。”

朱元璋认识到读书的好处，读书让他的行事有所皈依，让他的情感有所安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写下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随着年龄增长，朱元璋对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不乏得意之作。他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兵书，是史册，沉迷于前人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头。他将《孙子兵法》读得烂熟于心，研究历代战史、战例、战将。他甚至想过，若是他有幸生于书香门第，还会投身造反这项刀头舐血的事业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让朱元璋无比伤感。

朱元璋在文人面前有着不同的两副面孔，一副是谦卑的，甚至是自卑的；另一副则是不安的，甚至是憎恶的。登基前，他用钱权和诚意将文人诱出山林，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登基后，朱元璋则用威权将士人赶出山林，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他还在《严光论》中抛出“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他觉得他们虽然表面恭敬，但内心是瞧不起他的。他们目光如炬，审时度势，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那双眼睛。朱元璋敬佩他们，也害怕他们。

打下定远之后，最先投奔他的儒生是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他们来到他的队伍里，带来了一整套发展理念。他向他们问计天下该如何定，这也是朱元璋录用人才必须过的一关。通常情况下，一番交流之下，朱元璋就能知道他们肚子里到底有没有货，是不是他需要的人才。他们说了半天，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势者强，有德者昌”。

他们劝告朱元璋：“金陵（南京古名）龙盘虎踞，愿定鼎金陵，倡仁义以一天下。”对于他们带有前瞻性的说法，朱元璋感觉很新鲜，也很有道理。在此之前，朱元璋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发展方向与政治理念。他能够想到的是，如何趋利避害，让自己在乱世之中生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红巾军的组成很简单，就是一帮用武力捞取血酬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或者家有两亩薄田的农民，他们参加红巾军，不过是为了图一顿饱饭，希望借此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有德，就是不要乱杀人，不要乱抢财物，要有自己远大的目标。倡仁义，收人心，对于成就事业是最重要的。冯氏兄弟说的这番话让朱元璋豁然开朗，这套生存理念与先前农民军打家劫舍似的烧杀抢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将要对朱元璋的一生事业起到更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此人学的是法家学问，史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投奔朱元璋之前，李善长不过是乡间的小知识分子，只能算是粗持文墨，算不得大知识分子。李善长刚到军门谒见，便与朱元璋有过一番对话。

朱元璋向李善长请教：“天下大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

李善长的回答是，秦末大乱，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出身平民，性格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用了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主公的家乡在濠州，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并不遥远。人杰地灵、天命所在，主公应当仁不让。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平定。

多年以来，朱元璋对红巾军的诸位首领冷眼以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李善长的一席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于是，他把李善长留下做了掌书记，类似于行政秘书。从攻打滁州开始，李善长成了朱元璋事实上的幕府领袖。李善长是第一批加入朱元璋军事集团的士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自此，士人集团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攻取太平以后，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来向朱元璋进言：“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明公（指朱元璋）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能够听出来，此言有奉承之意。不过也再次警醒他，只有行仁义之举，方能平定天下。如果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的初衷，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找个混饭吃的地方，不至于像其父兄那样被这个食人的恶世吞没。走到今天，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他的心胸和眼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朱元璋的虚心问道，自有报答。尤其是儒生陶安、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相继而来，他们将儒家所主张的那一套“顺天应人”的理论，以及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灌输给了他，使他逐步摆脱农民军简单粗暴型的发展之路。

朱元璋的人才库里涌现出一大批贤人谋士，有滁州当地的，也有地域相近的，比如定远、凤阳、和县以及淮北等地区的。刚起兵时，他就率先亮出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时，他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彼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苦头。他竖起的这面大旗，可以说是当时最符合现实需要的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创业阶段，朱元璋祭出的法宝是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制人。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我能够听到你们不乱杀人，就非常高兴。你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也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而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 武装。”

朱元璋只读过一年半载的私塾，但在人生的打拼中，却实现了由草莽英雄向儒家王道的转型，这种转变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在元末诸军中，他能够以“独不嗜杀”闻名于天下，这是做得最成功的地方。那些儒家士子来到朱元璋的身边，反复向他倡导仁义。他们让他懂得了历史的演进规则，尤其是每一次新旧制度的更替，这块土地上都会散发出浓重的血腥之气。在浓重的血腥之中，谁能先做到用仁义洗刷血腥，谁就离成功不远了。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给他们提供苟安于世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乱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只要不全力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占据滁州之后，大批文臣儒将慕名而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安徽境内距滁州不远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政治的地缘效应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朱元璋的军队在打拼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品牌效应起到了吸引人才的作用。他们的信任，并没有换来朱元璋对他们的完全信任。为了防止集团内部出现离心叛德之人，他经常将那些征战在外将士的家眷留在身边作为人质。进攻南京的时候，马夫人和随军将士的家属就全部留在了和州。朱元璋攻取集庆后定下一条规矩：“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征战在外的将官顾虑老婆孩子的安全，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他严令那些心思深沉的谋士不得与武将走得太近，文武结合，难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同时，朱元璋还要求，凡是元朝官吏和儒生，都要由他挑选着用，逃者处死，严禁将领将读书之人留在身边作为谋臣。

功名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也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要命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能够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朱元璋不是喜欢唱高调的人，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元朝漠视制度，朱元璋起事后，深知欲成大事，离不开一套完备的制度，更离不开谋划制度的人才。每攻下一座城池，当地文人不管是为旧政权服务过的还是隐居林下的，都会被召来接见并授予官职。

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他的所有对手都在忙着割据，称王称帝，只有他在那里厉兵秣马、强筋健骨，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东面是张士诚所建立的周，西面是陈友谅的汉，北面是小明王韩林儿，南面则是福建山区，由效忠元朝的陈友定所控制。朱元璋要想突围而出，实现更大的宏图霸业，最大的威胁来自张士诚和陈友谅。

他与刘基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降与逃都不是办法，只有拼死抵抗。

刘基说：“捕杀野兽就要先捕杀凶猛的，擒拿盗贼就必须先拿下强壮的。今日之计，不如先讨伐汉国。汉国地域宽广，夺取之后，一统天下的格局就 有了。”

刘基将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陈友谅的建议，深得朱元璋的心意。陈友谅在掌握了西系红巾军统帅大权之后，将军事矛头指向元朝军队。虽然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但所作所为，与一个“义”字根本沾不上边。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张士诚器小，而陈友谅过于自大。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人性的弱点是突破口，在累累尸骨之上，是他们纵情任性开出的血色花朵。陈友谅是一个还算至情至性的热血汉子，临大事易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则偏于内向，缺乏雄霸天下的进取心。二人性格上的差异，正是朱元璋选择进军次序的关键所在。史家赞扬：“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

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几次正面交锋中，张士诚始终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鄱阳湖决战时期，朱元璋的军队倾巢而出，集庆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尽管如此，张士诚不但没有发动攻击，甚至摆出几分像是为朱元璋看门护院的架势，令人茫然无解。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那场令世人震惊的鄱阳湖大战全面爆发。这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生死对决。双方投入了八十万总兵力，其中，陈友谅六十万人，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实力悬殊。

陈友谅水师势力非常强大，他的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从人数来说，号称六十万，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要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几番杀伐过后，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于是他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称吴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不到半年时间，他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即小明王龙凤十三年，朱元璋改元为吴元年。这一年七月，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被押解至应天。

朱元璋当面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

张士诚回答：“太阳照你不照我而已。”

这句话难免会让人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样的回答让朱元璋恼恨不已，他可以武力征服对方，却无法令其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

这一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渡淮北上，在誓师大会上，他发布著名的讨元檄文，明确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争取北方汉族地主的支持。他同时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但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以争取蒙古民众，借以分化元朝统治集团。此时的元朝统治阶级已处于内讧和争斗之中，元顺帝倒成了孤家朕。朱元璋的军队已完成对元大都的三面（东、南、西）合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