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王朝的江湖背景

洪水退去，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整个大地旷野。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的活路，人能奈何？对于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是他们最不陌生的一项关于生存的必考科目。沿着钟离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哀鸿遍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主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

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

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地上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这个世道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的根扎在土地上，一切纲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之类的大道理都与土地有关。但无处不在的压迫与榨取，将朱元璋和他的伙伴们从这块土地上连根拔起，他不得不转换身份。农民做不得，只好去做这个社会上的浮浪者，做一个浮食游民。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早已将附着于其身的，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当他不存在，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将他抛弃。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生息之地，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那些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风波险恶，温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学者王学泰这样描述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设置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为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御制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云游归来，朱元璋已拥有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因此推断他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里，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形态，甚至说他加入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成长和积累过程，三年的江湖经历对于朱元璋来说，相当于他在社会这座大学堂里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隅的农民来得更加丰富。也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历练了朱元璋的多重性格。寄身丛林，自然逃不掉丛林法则的困囿。至于道德，说多了就成了招牌和幌子。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整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底层百姓在一起摸爬滚打，既得到过帮助，也受过侮辱与冷眼。在他所经历的人间万象中，体察到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所有这一切，成就了朱元璋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迎刃而上，他比谁都拎得清楚。

鲁迅曾在演讲《流氓与文学》中谈到，“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他认为刘邦、朱元璋都是流氓，只不过他们后来当了皇帝。其实对于“流氓”“无赖”的理解，古今是有差异的。《中文大辞典》解释称：“ （流氓）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显然，今天的这个词是有明确的道德指责的，一提起“流氓”，我们马上就想到的是其品行不端，猥琐下流之徒。然而，这个词开始并不是这种意思。“流氓”，指的是“流民”，《说文》里称：“氓，民也。”“氓”与“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换用的用法多如牛毛。鲁迅所谈的“流氓”，更接近于“流民”，虽然也带着贬义，但并没有直接取品行败坏的“流氓”之义。

所以说，“流氓”取“氓”义解之，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解，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也就是说，“流氓”词义的不同，也可视为流氓演变史。流氓们开始只是没有土地，后来连品行也变坏了。不过，这是两千多年后的作家观点，虽然影响大，但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越发强烈。他这个乞丐，无数次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与其他乞丐挥拳拔刀。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刺刀见红。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朱元璋用自己的勇气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晚年时期，他在回忆那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帮助他跨过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用更加务实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世情冷暖，学会识人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的农家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特质的时候，也同样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只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朱元璋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如同一锅沸腾的水热浪滚滚。从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游民为了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亦称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吸收了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白莲社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所以白莲教也叫弥勒教；同时，因为白莲教宣传明王出世，又被称为明教。投身其间的教众认为他们正行走于黑暗的世道，都不满意当下。他们相信过不了多久，将会迎来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时代，“明王”或“弥勒佛”将横空出世。作为人间子民，他们要动员天下民众去迎接光明的召唤。一个宗教预言就这样口口相传，成为引爆现实的导火索。虽然有人质疑，但并不妨碍信徒对于信仰话题的传播。它像烈火一样燃烧，很快便产生了吞没一切的力量。

南北两派在起兵以后，由于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目标，于是合二为一。教徒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又因为教众烧香拜佛，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香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武器里，知情者能够通过香气辨别出他们属于哪一支队伍。或许是在苦水里泡的时间过于长久的缘故，他们也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群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来没被人真正关心过，救济过，甚至怜悯过，而明教组织恰好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在残酷的世界里，唯有精神的强大才能让人活下去。入教的农民滚雪球似的增长，明教的教区随之扩张，与朝廷抗争的行动越来越多。人们相信，在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一定会有闪电掠过天际，而明教就是那道裂空的闪电。光明将如期而至，弥勒佛也将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转变。于是，那些有心造反之人，借助弥勒佛降世大做天命神授的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朱元璋的行乞路线与弥勒教徒起事的场所有着惊人的契合，他的活动路线基本上集中于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而其中的前三个地方是彭莹玉的活动范围。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彼时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到处可见头上裹着红布的农民。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等到朱元璋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在一场暴乱过后毁于战火。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突然降临的灾难，再次将朱元璋抛离了原有的生存轨道。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三，颍州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他们颁布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该是中国的皇帝。而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按理说，他也应该以复兴大宋国运为己任。于是，他们共推韩山童为“明主”，择定日期通告四方首领共同起兵。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社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而此时，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管他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

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时，也会为他开启逃生时刻。就在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命运的书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说他已经是红巾军中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明史》记载，汤和“幼有奇志”，村里孩子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按今天的尺寸换算，他该有两米以上，高大倜傥，富有谋略，沉着、明敏，颇有才智。汤和非常了解朱元璋的生存处境，于是写信相约。毕竟对他而言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这封书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形势逼人紧：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此事；二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这意味着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也就是说，使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的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是为生活所迫。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投入造反的行列，是令人很难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生无所托的小民，不信天意，不信神灵，还能信什么？朱元璋渴望天意有灵，神意有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性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漂泊于世道上的游民。作为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与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太一样。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他们更加精于算计，会将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比较。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是有朝一日时来运转。“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左手英雄豪迈，右手鱼肉良善，全然不觉得有何矛盾，也不会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该坐第几把？容不得丝毫含糊。

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计算，为他将要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便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王朝机器，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当权者的意志都要付出惨痛代价。就算反抗，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造反的同时，必然需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加上一副好使的脑子，很快独当一面。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逐渐成为郭子兴身边的亲信之人。郭子兴更是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无从考证，但是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称之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后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时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他除了自身，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存在着抱团相抗的问题，并不和睦。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他们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和他的儿子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朱元璋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听到消息，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乱世求生存，他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被迫撤离，濠州解围。元军退去，但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的内耗，让朱元璋萌生了去意。他最想回到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尤其在乱世求生时，同乡情谊就更加牢固。近有湘军、淮军，远有刘邦信任的丰沛集团，都是同乡组成的团体。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乡地招兵买马。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拉起了一支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他来说，却意义重大。郭子兴非常满意，将其提拔为镇抚。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难成大事。朱元璋觉得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便将七百多人的队伍交给了郭子兴。

至正十四年（1354年）春天的某一天，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了大明帝国的开国英雄。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他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帝国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