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刘基的罪与罚

在体制中人眼里，浙东集团的首脑人物是刘基。刘基的才华毋庸置疑，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先生”。元末之际，“浙东四先生”在浙东地区已是久负盛名的贤士。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先生”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并无拉帮结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斗争时，浙东人士也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相抗。

刘基，字伯温，浙东青田人。不同于穷酸书生，刘基出身青田大族，虽不比钟鸣鼎食，但温饱有余，吃穿不愁。相较于朱元璋而言，刘基简直是天意眷顾的幸运儿。优越的生活环境，让刘基自小便在心里埋下读书入仕的种子。入郡求学后，刘基在读书方面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分。焦竑在《玉堂丛语》说：“ （刘基）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据说，他曾经在元大都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书店的主人见他手不释卷，便要将此书相赠，刘基谢绝好意，他说自己可以将全书默写出来。

元朝至顺年间，二十三岁的刘基考中进士。他的科举座师揭傒斯见到他，不由惊叹：“此人是魏徵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之人。”经过三年的注官守阙，经过铨选，刘基受命赴江西担任瑞州西安县丞。时人眼中，刘基绝对是一个世间奇人。他的奇，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弭，反倒如陈年的酒，越久越香，越久味越浓。他的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奇在相貌，满脸的络腮胡子，身材高挑而魁梧；二是奇在言行，常有惊人之言、惊人之举。他生就一张张飞的脸，满腹却是诸葛亮的才情。《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情绪外露的感性文人。刘基的学问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未卜先知之能。民间传说中，人们更是将他与“推背图”联系在一起，颇具神秘色彩。世人以为他的神奇，神奇在他所掌握的阴阳风角之术，其实他的学问不止于此。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亲口承认：伯温敷陈王道，数次用孔子的话教导我，岂有阴阳风角的影子？

这一时期，浙江一带灾异频仍，河南、广东、四川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之下，刘基刚刚起步的仕途风波不息。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考验个人在官僚体制中的适应能力。刘基虽有治乱之心，但仅凭一腔热血，也难以在浊浪翻滚的世道中求得安稳。他在执法期间，体验到了官途的黑暗与小民的苦难。辞官江西后，刘基除了隐居修学，还踏上游历之途，增长见闻。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朝廷起用刘基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这一年，浙东出现了一个在海上打劫财物的悍匪蔡乱头。就在元军例行抓捕之时，方家的仇人却趁机指证方国珍兄弟和蔡乱头是同党。方国珍做贼心虚，和几个弟弟杀死仇家，随即亡命海上。刘基建议“方氏首乱，宜捕而斩之”。为了剿抚反元义军，刘基奔走于南北，南下永嘉，北上杭州，沿途但见瘦马路人，城池荒芜，只觉心中万般凄凉，写下诗篇，诗曰：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健儿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诗又曰：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

刘基准备大干一番时，方国珍突然掉转方向归顺元朝。元朝政府为了招抚方国珍，将刘基及其家属羁困于绍兴。长达三年的监困，让这个青田才俊吃尽了苦头。无乱可平的刘基被削夺兵权，弃官返回青田故里。愤然离去之时，他不禁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空有一腔报国志，怎奈天不遂人愿。刘基尚有未竟之志，并不甘心就此老于林泉。既然无法再为元廷效力，他只能被迫调整人生方向。以刘基的神奇，天下大势又岂能躲过他的一双慧眼：北方红巾军如同被蝼蚁啃咬的河堤，随时有决堤之势；江南群雄中，方国珍、陈友定不思进取，苟安一隅，张士诚虽为豪杰，但甘于安逸，更主动请降于元，失去天下人心。纵观天下，仅陈友谅与朱元璋二人可代元成为江山新主，使天下归一，但陈友谅其人，威有余而恩不足，生性猜疑，为人狠辣；朱元璋出身布衣，处事谦善，善用人才，但此人似有骑墙之势，让人不明就里。在刘基看来，他们都不像是成事之主，倒像是趁火打劫的流寇，浑水摸鱼的强盗，不值得他以性命相托。既然无法实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落个清风明月自在怀，见机行事，随机而动，也是不选之选。

朱元璋对刘基动心思，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那时，他正在四处寻访人才。进入浙东前，他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金华宋濂、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人自然逃不出朱元璋的视线。朱元璋刚到滁州时，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宋濂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说，他的才学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带到南京来见朱元璋。朱元璋开出优厚的条件，想要留下刘基帮他。刘基不为所动，朱元璋只好将其放回。为了留下刘基，朱元璋还专门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试图打动对方，刘基坚辞不就。这让朱元璋大为恼火，他为此找来宋濂问其原因。宋濂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一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就羞于再来做朱元璋的官。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指示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说刘基出山。孙炎接到指示后，并没有亲自登门去请刘基，而是派使者前往。刘基不肯出山，只是回赠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孙炎拒绝收下刘基回赠的宝剑，他说：“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孙炎给刘基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陈说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或许为朱元璋的诚意打动，又或许是折服于孙炎的人格魅力，刘基决意走出林泉。据说，早在刘基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祥瑞，准备当场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彼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之人皆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吓得那些胆小怕事的文人躲得远远的。他们在刘基面前抱怨，说他将要连累他们被抄家灭族。据说刘基临行之际，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若是如此，刘基投奔朱元璋，并不是孙炎劝说，而是顺天而为，说到底还是自己做主。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朱元璋的出现迎合了他所想象的“天命”。而对方的一再征召，则让刘基颇为纠结。

一个乱世书生，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刘基想要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既不现实，也不够真诚。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隐，是因为天下无道；不隐，是因为天下道现。这种归隐不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一种追求生活格调的做法，而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人家找上门来，藏是藏不住的，刘基必须做出抉择。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乡处州，如果他有心复出，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虽说“一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枷锁束缚着他，但在纷扰的世道面前，道德只是幌子，不是现实本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已快到知命之年的刘基在应天府与朱元璋见面，朱元璋问他：“能诗乎？”

刘基回答：“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

朱元璋指着手中的斑竹箸，让刘基当场赋诗一首。

刘基随口吟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这首诗并不合朱元璋的口味，他说：“你这首诗充满了酸儒之气。”

刘基话锋一转，说道：“此言差矣。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

如果说，前两句诗让朱元璋领略了刘基的文采，后两句诗则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政治胸襟。经过一番交流，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术士变而为一介酸儒，再变为张良似的谋略之士。初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朱元璋曾谦卑地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

刘基绝不是单纯的术士，也不是只会写诗填词的文人，而是具有远大抱负的儒生。他向朱元璋呈献的那篇《时务十八策》就是极为高明的策论，可谓字字珠玑。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朱元璋授予刘基弘文馆学士时说过：“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的老百姓对我还不够信任，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说到底，刘基的出山，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则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刘基来投之日，正赶上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守将花云以及朱元璋的义子朱文逊。朱元璋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手下将领各说各理，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而刘基却向他献策：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被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奋力一战，争取胜利。朱元璋大喜，当场赐刘基一把宝剑，令诸将拜他为军师，如有不服者，立斩之。此次会面，刘基还为朱元璋带来了一幅军事战略图，堪比隆中对时诸葛亮献给刘备的那幅。这幅刘基亲手绘制的地图时，山峦、河流、湖泊、城镇、关隘一目了然，帝国军事战略跃然纸上。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朱家军被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廷压制在江南一隅。三面强敌，一面背海，形势岌岌可危。只有先弱后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北定中原，才能一举奠定乾坤。

刘基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诚如朱元璋所说：“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朱元璋将其视为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在朱元璋的竭力敦促下，以宋濂、刘基为首的一批江南学者接受任命，到南京礼贤馆就职。他们在新设立的一个叫儒学提举司的机构里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朱元璋时年八岁的儿子、未来的太子朱标讲授经学。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1361年，刘基的母亲富氏去世，此时，正值安庆、江州之战，刘基虽然悲恸欲绝，但出于战争的需要与朱元璋的挽留，他并没有及时回家奔丧。翌年三月，刘基回乡葬母，在江西与老家青田途中，恰逢洪都降将祝宗、康泰叛乱，好友叶琛遇害。刘基在丧母失友之痛中协助地方守将平定金华、处州的苗军之乱，延误了回乡葬母的日期。刘基回乡时已是其年四月，至第二年正月，他一直在家丁忧服丧。在这期间“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朱元璋时常以军国大事咨询刘基，他都回书一一作答。朱元璋在人前称其为“吾之子房”。

等到帝国建制后，君是君，臣是臣，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他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圈神秘的光环。这个精明的浙江人，为自己涂上一层天然的保护色，让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有一种叫作“李子”的水果。此果未成熟时，咬上去酸涩无比，一旦成熟，其表面便会涂上一层粉霜，那是它表皮分泌出的一种天然保护物。李子尚未成熟时，在枝头上散发着勃勃的光泽，一旦蒙上粉霜，便灰蒙蒙的，毫不起眼。在朱元璋看来，刘基就是枝头上的一颗李子，熟透了的那颗。他心底里一定藏着发痒的冲动，蓄积着不可遏制的力量。君臣之间，投桃报李显然不是叙事的结论。刘基不是淮河边上浪荡的游民，是生于浙江富足之地的读书人，朱元璋无法不对他怀有戒备之心。

刘基在南京时，虽然朱元璋对他优礼甚厚，但并不完全信任他；虽然授予他不低的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刘基缜密的思维，对于形势精准的判断，以及长远的战略眼光，让人惊叹不已。朱元璋感谢命运将这样一个人送到他的面前，庆幸他不是作为对手而存在。从龙湾战役、安丰战役、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一直到灭元之战，朱元璋想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刘基都替他想到了。很多时候静下来，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朱元璋会不由倒吸凉气，脊梁骨直冒虚汗。亏得刘基是自己的人，他若是早年跟随其他人，还能有老朱家今日的荣耀吗？这样的权谋之臣让人读不透，读不透，心就会悬在那里。朱元璋突然意识到，将刘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他不敢冒这个险。

淮西与浙东两大集团开始了明争暗斗，这或许也是朱元璋希望看到的。他对淮西官员除了乡情，还掺杂着驭臣之术。在浙东人看来，朱元璋有意压制刘基的威望，逐渐淡化他对政局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开始有意无意培植淮西集团，制衡刘基、宋濂等江左名士。朱元璋对刘基既依赖又忌惮，对李善长同样如此。有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丞相人选问题而展开。刘基劝说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问：“他数次想要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说话？”

刘基说：“这就像是给一间大房子换柱子，必须换最大的那根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换上去，这间房子很快就会坍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要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接着问：“你看胡惟庸这个人怎么样？”

刘基说：“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你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故意试探他：“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

刘基的脸上马上现出惶恐谦卑之色，说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合适。”

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听刘基的，继任的丞相，他还是先用杨宪，再用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才登场。据说刘基私下里很是失落，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些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天下百姓有福，大明王朝有福。”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离开南京北巡，命李善长留守应天，授权他一切便宜行事，直与监国无异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李彬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糊不明。而在民间记载的诸多版本中，有一版近乎小说家言：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后，李彬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座京城权贵的销魂窟。那里有他四处搜罗来的美女，还有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张士诚有一套纯银打造的家具也被他搬进这里。这里的餐食酒菜，不输于朱元璋所享用的御宴。而到这里消费的人，不仅要有钱，要有官衔品级，还需要推荐人。朱元璋对于嫖娼的官员惩处极为严酷，丢官事小，掉脑袋事大。趁着夜色，偷偷来此消费的人，都对李彬极度信任。

李彬是淮西人，是李善长的同乡和死党，官任中书省都事。那些来此消费的人，不光冲着李彬而来，更是冲着他背后的靠山李善长而来。他们表面上是来享用美色和美食的，暗地里则是来买官的。据说，李彬承诺他们最高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里每晚的成交额在十五到二十五万两白银。在当时的京城，人们暗中将这里称为“小宰相府”。而发现这里的人，正是杨宪，一个被朱元璋称为皇家恶犬的人物。

朱元璋离京前，委托李善长与刘基共同负责京城事务。李善长负责行政事务，刘基负责监察百官。朱元璋再三敲打他们，不希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百官懈怠，朝政松弛。李善长并未将朱元璋的话放在心上，放眼朝堂，淮西人占据了体制内的许多重要位置。作为淮西人的主心骨，李善长无疑是百僚之首。李善长挟监国之威，风头一时无两。身为御史中丞的刘基则显得忧心忡忡。他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个人中也会有八个人是淮西人。《明史纪事本末》曰：“基素刚严，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启太子捕置法；宿卫舍人弈棋于直舍，按治之；人皆侧足立。”刘基性格耿正，执法向来严苛。朱元璋前脚离开南京，杨宪就将“小宰相府”的事报告给刘基。刘基着人搜查“小宰相府”，并控制住李彬。

在李善长看来，刘基纠察百官，大多是冲着他和淮西官员来的。应天府当时流传着一句诗：“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朝中六部百司，一大半权贵要员都是李善长的淮西同乡，而一品以上的官员当中，徐达、常遇春、冯胜、汤和等也都是淮西同乡。他们占据着要津高位，关系盘根错节，潜在势力极大。这些掌权派不可能不犯错，刘基得罪他们，就是得罪朝中的掌权派。而中书省都事李彬的事发，将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完全公开化了。

李彬犯贪纵罪，落在刘基的手里，被投进大牢。朱元璋离京北巡，人不在应天，李善长只好去找刘基说情。刘基秉公执法，坚持将此事报告于朱元璋。这是一起典型的卖官贪腐案件，朱元璋平生最恨的就是贪腐，他当即传话回京，命令处死李彬，绝不姑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虽然愤怒却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李善长编造了一个理由。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李善长明知刘基深谙天文之道，却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让李善长没想到的是，刘基给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刘基这次真的失算了，处死李彬后，京城果然很久没下一滴雨。刘基如此决绝，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李彬被依法处死，李善长也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反击。为了既成的仇恨而仇恨，自然会招来更多的仇恨。这个仇恨的爆发点，不是别人的有意为之，而是自己将仇恨的血吞回肠胃，是发自身体内的爆炸。

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开始爆发。他到朱元璋面前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惹得天怒人怨。李善长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围而攻之。在围攻刘基的官员中，自然以淮人居多。对于淮西集团的官员而言，刘基成了他们捞取权力资本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朱元璋始终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征求刘基意见。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有数万人之多；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阴气郁结，都足以“上干和气”，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能下雨。朱元璋依计照办，但老天仍不下雨。刘基惹恼了朱元璋和丞相，只能以自己的黯然退场为代价。刘基这个人，是个还算有节操的读书人，虽然声望颇高，但从来不会主动挑事。可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看来，朝堂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淮西人，另一种是非淮西人。刘基是“非淮西人”，后世学者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名词，说他是“浙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李善长的众多假想敌中，刘基排名靠前。不管浙东士子有无集团化倾向，刘基都是淮西人的绊脚石。洪武初年，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而李彬案涉案金额之巨令人震惊。诚如李亚平所言：“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诱因之一。”而刘基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政治的根本，想要回避却已经来不及，他掌握王佐之术却掌控不了自身的命运。立德、立言、立功，三立于一身，三立皆达到顶峰，极目茫茫，历史上能有几个这样的人？朱元璋将其列为打压对象，其实是为了完全驾驭他。

洪武元年（1868年）八月，刘基借着妻子过世的理由，向朱元璋请求“告归”。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离开政坛。临行前，他向朱元璋提出忠告：一是不要迁都凤阳，二是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就在当年年底，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将刘基召回南京，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朱元璋对其信任更胜以往，每次召见刘基，都屏退左右，与他长时间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