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枢阁的变局

1. 洪武元年的奥义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的应天府（南京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坊巷庭院由最初的热闹走向平静，又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静，而像是一场狂欢来临前的期盼与等待。从洪武门到承天门，在这条城市的中轴线上，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粉刷一新，各家商铺换了颜面。随着人流穿过御街（先借用这个名称），两侧是即将启用的大明中央机关府衙。过了承天门，就进入了即将启用的宫城。

朱元璋登基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已完全就绪：新的“皇历”《戊申（1368年）岁大统历》已经颁布，新的法律《律令》及《律令直解》已经颁行，皇帝即位朝服、后妃官员朝贺礼服都已齐备。皇帝即位册立皇后、太子等各种仪礼已经起草完毕，包括皇帝仪仗的各种演习都已经相当精熟。

就在徐达的北伐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向元朝腹地挺进的时候，朱元璋登上权力巅峰的时机已经瓜熟蒂落。虽然徐达所统领的军队还没有夺取大都，元顺帝还没有退位，但决胜天下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再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还是很满意这一出君臣之间的双簧。当皇帝像是活在一场春秋大梦里，来得虚幻。不要说让别人认可，就是自我说服，也需要一个情绪的缓冲。当群臣打着天下民意的旗号将那个即将成为皇帝的人绑架于权力塔顶的时候，任谁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自己既然是来拯救万民的，为什么不能舍身取大义呢？

第二天，李善长等文武百官再次恳请：“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您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

许多人对于权力持欲拒还迎的姿态，越到跟前，表面上越要推三阻四，做出谦虚低调的姿态。正所谓越高位，越要低调。其实那些准帝王比谁心里都要着急上火，恨不得一步登天。但历朝的开国皇帝，不管是武力打拼来的，还是靠阴谋篡夺来的，都要践行“三推三让”的程序，好像唯有如此，才合乎天道。“三推三让”是礼，以礼来表现继位者内心的仁。

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憋了几年几十年，天下皆知，但是即位之前，还要像演戏似的“三推三让”。这种做法，无非是要告诉别人，自己当这个皇帝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天命难违，是民意难抗，不得不为之。为了摘掉造反者的帽子，朱元璋称自己“乐生于有元之世”，“取天下于群雄之中，不在元氏之手”。他笼络作为社会精英的缙绅和文人，加速融入儒家传统，借此证明他取天下的合法性。登基前，他摆出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姿态，凡有耳者当聆听，凡有心者当铭记。身为官员要体察圣心，瞅准最合适的时机，做出最恰如其分的试探。朱元璋环顾整个朝堂，发现没有比左丞相李善长更合适的人选。更为重要的是，凭李善长的能力完全胜任这样一个角色。

登基对于新皇来说，是极为隆重的事。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究的是开局顺，事事顺。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天皇城全面竣工。刘基参考了天地阴阳消长之规律，判断来年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大吉之日，于是登基大典就定在那一天。十二月份常常是雨雪连绵的阴天，如果到了即位那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就是一种不祥之兆。这一天，迁居新宫，祭告上苍，朱元璋说：“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简在帝心。如臣可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来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如果上天认为他可以做天下苍生之主，登基之日就会天气晴朗；如果认为他不够这个资格，那么老天爷就给个明示。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连十几天都是狂风暴雪。到了正月初一，上天仿佛得到了神明的某种暗示，风雪消停，朱元璋和文武官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四十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站在了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看上去踌躇满志，意气风发。1368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中国历史中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所谓的新朝。说新，其实也并无多少新意。

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打造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让自己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既是投机思维，也是普遍心态。翻阅历史时，我们一次次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机器模子倒出来的产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茨威格在名著《异端的权利》里说：“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像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他们只要能有一口气活下去，什么不公和屈辱都能忍受。一旦统治者残暴贪渎得超过限度，让他们活不下去，那种既不惜自己的命更不管别人的命的凶残和嗜血就会被释放出来，陷入非理性的互害丛林当中。

新旧交替，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表面的污垢被暂时性地清除。新朝之主看起来较为英明，官员们也较为清明，封建地主的剥削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王朝的统治又会陷入前朝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不同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头者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

历史的发展，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明朝也不例外。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朱元璋，肯定还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这一天是正月初四，整个天空像是被风雪洗过般洁净湛蓝，南京城沉浸于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氛。天朗气清预示着上天对朱元璋即位这件事是欣然接受的，也预示着大明王朝会有一个天朗地阔的未来。在大队仪仗的簇拥之下，朱元璋率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前往郊祀坛。郊祀坛是“天地合祀”之所，与后来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所不同，它不是分开的。到了郊祀坛，敬天拜地，中华帝国由此迎来新的君主。臣民们憧憬着朱元璋能够带领他们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为自己躬逢盛世而欢欣鼓舞。

朱元璋终于把命运活成了一个深藏的奥义，一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他将朱家从艰难苟活的困境里拖了出来，活成了一副不知今夕何夕的幸福模样。

“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穿戴衮冕，率领文武百官，在郊祀坛之南面北行礼，向上天祷告。即位的第二天，朱元璋在和身边的官员交流治国之道时，不无忧虑道：“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创业不容易，守业会更加艰难，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 懈怠。

第三天，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宴群臣，并说起自己当了皇帝的感受。他说：“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说的是皇帝该说的套话，但其中不乏真诚。为了将那些陷于痛苦和灾难中的人解救出来，让自己的人生奋斗变得崇高起来，他辗转反侧，内心忧虑，难以安寝。尽管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可造神运动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息。或许是看到朱元璋做了皇帝还如此忧虑，御史中丞刘基安抚道：“过去天下未定，皇上焦虑难安可以理解，如今四海一家，您应该少些忧虑。”自己和天下相比，太渺小了。一个人走路还有可能会摔跤，饮食生活不当还会引发疾病，何况一身担天下之重。

按说当了皇帝后，朱元璋应该放松下来，享受帝王生活。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重到必须时时警醒自己。即使宴请群臣，歌舞升平，他也不忘语言的敲打。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更不允许自己产生乐极一时的暴发户心态。如同一辆车子在险峻的路上往往会走得稳当，平坦的路稍一颠簸就有倾覆的危险。守天下就如同车夫驾车，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乎所以，不然就会江山不稳，帝业不牢。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思维。出生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在人生的旅途中备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他设计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朱元璋将自己的这种忧患意识归结为“三畏”。他曾对文臣宋濂说，做人不能无知无畏，人只有有所“畏”，才不会胡乱来。自己“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时刻不敢疏忽，生怕所作所为违背“天地之道”，违背老百姓的意愿，触犯老百姓的利益。朱元璋从早到晚都抱着警惕自持的心态，作为一国之君，若是无法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那么就会失去天下民心，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自从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常因为琢磨身边的人和事，寝食难安。

那么大一份家业，朱元璋总是担心哪一天被人颠覆，这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了；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念及于此，他就浑身出冷汗。眼前这帮王侯公卿，没有一个吃素的，都是刀头舐血过来的。尤其是徐达、常遇春、蓝玉、胡惟庸等人，个个都是狠角色。所谓的礼义纲常不过是花架子，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为了不让自己迷失了方向，麻木了神经，忘却了忧患，朱元璋特地让人搜集和编纂有关历史上那些无道昏君的恶劣事迹，供他借鉴。历史上的那些帝王，无论是向善，还是为恶，他都可以拿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少走弯路。

从游民领袖到一代帝王，社会地位的变迁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身份似乎有高下之分，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规则体系里生存绵延，异曲同工。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其他的皇帝，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深植于同一种文化的土壤，他们深信自己的个人意志应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并具有自由伸张的绝对权力。他们确认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为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具有绝对的真理性，都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一个叫“明”的王朝开启大幕，统一全国的战争还在向前继续推进。夺取天下指日可待，朱元璋需要那些为他炮制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和他一道筑造这个时代的乌托邦。大明是天下民众都在盼望的一个光明世界，寄托着朱元璋的治国理想。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国号，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也有的国号寄托了开国者的政治理想。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未明世界里奔走，一个人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光明呢？如果说“明”是智慧的本性，那么它又何尝不是在警示朱元璋和他的后世子孙：从光明到黑暗，是很容易的事。

大明的“明”来源于明教的“明”。小明王宣扬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将会给天下人带来幸福生活。红巾军要实现夺权，小明王是最好的一面旗帜。既然明王出世可以带来光明，那么就要在现实里找到一个明王带领大家推翻黑暗的现实。这是红巾军所信奉的宗教，也是红巾军所提出的政治理念。

当年，红巾军迎立韩林儿为“大宋皇帝”，使用“龙凤”年号。为了扩大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影响力，朱元璋的队伍也打着小明王的旗号。由此，朱元璋与小明王结下不解之缘，也与明教结下不解之缘。小明王是一块金字招牌，创业之始，人人都需要。每年的正月初一，朱元璋都要在军帐中专门设立一个座位——御座。虽然韩林儿没来，但那个座位也是属于韩林儿的，文武官员都要向着那个座位行叩拜之礼。虽然刘基等人私下称呼韩林儿为“牧竖耳”，但朱元璋表面上一直将其奉为正朔。

朱元璋在那篇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说过元朝末年有很多人“酷信弥勒之真有”，误中妖术，“聚为烧香之党”，大家纷纷起兵，“焚荡城郭，弑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祸害民众的怪力乱神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不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光明世界。如果说“明”仅止于小明王的明，是明教的明，人民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儒家也难以接受。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全方位改造，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一年前，他派部将廖永忠准备将安置在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接到南京来，船行至长江瓜步渡口即今日江苏六合附近，风起浪翻天，一船人全部沉没于江中。据随行护送小明王的卫兵描述，船翻后，廖永忠亲自跳入隆冬刺骨的江水中援救，怎奈天意绝人。小明王沉江后，朱元璋就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的红巾军完全脱离。他不再需要别人的金字招牌，自己就是招牌。

朱元璋仿佛是一个分身有术之人，隐身于光明的背面，看着自己建立的光明国。他必须要用这个“明”字，不能抛弃那些为了追求光明世界而追随他的部众，不能让他们失望。他要彻底改变信奉明教的红巾军部众无组织、无纪律的生存状态，要以“仁义”行天下，得天下。他身边不乏饱学之士，他们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之所以会接受“明”字来做国号，是因为他们赋予了“明”字一个新的含义。明是什么？明是日月同辉。中国古代有日月崇拜。历朝历代的京都之地都设有日坛、月坛，要祭祀朝日，祭祀夕月。皇帝们都说自己做皇帝是奉天承运，皇权是神授的，因此要敬日、敬月，日月相合就是明。他们赋予了“明”字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