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的经历

背着父亲灌输的这些沉甸甸的道理和鼓励，幼小的我很早就产生了想法，长大了去当供销社营业员，于是，开始好好读书。

我生于1960年9月。

1960年是老辈人记忆里的一个凶年。这一年，“大跃进”运动刚刚偃旗息鼓，但其破坏力仍在延续。

种个南瓜像地球，架在五岳山上头。

把它扔进太平洋，地球又多一个洲。

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

猪背可以降飞机，猪身成了飞机场。

……

这首曾经轰动全国的“诗歌”，足见当年的浮夸程度。

更有“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曾公然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这是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宣布的中国粮食亩产最高纪录。可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严重到何种程度。

也许是天人感应吧，1960年天象反常，入了春小旱接着大旱，夏粮基本绝收，秋庄稼根本不长。“三年经济困难”由此进入深度恐慌。

我在这样的时间出生，注定了起步艰难，流年不祥。

而我开始上学时，又赶上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

1966年大学招生废止，高教崩溃。

我是1967年进张村小学读书的。

跟着农村中小学教育也被掀翻，整个现存教育体制被打得稀巴烂。教学内容走向极端的政治化、单一化。当时，小学开设五门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劳动。据说，中学也是五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文革文艺、军事体育、劳动。

一次次停课闹革命，荒废了学生学业，教学质量严重下滑。

父亲提醒，不管学校乱成啥，有书念就好。你们必须做到：不打、不抢、不偷、不停止学习，好好读书才是老本。

我很幸运，在我小学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已下令“复课闹革命”，学校秩序有所恢复，教学内容也加强了文化知识。但我记得，上一年级第一堂语文，第一课内容是“毛主席万岁”，首先学会的三个字是“毛主席”。

万事万物，自有规律。不管当时多乱，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教育根基深厚，一场狂潮难以动摇教育科学的本质。

1、2、3、4如何突出政治？加减乘除怎样与阶级斗争挂钩？

公式就是公式，定理就是定理，祖冲之的圆周率和“斗私批修”没关系；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思考的是地球引力，而不是苹果是红是绿。所以，尽管学校也经常停课闹革命，请贫下中农讲村史、讲革命史，教学内容也一再鼓吹“阶级斗争”，但文化灌输、知识传导依旧占据着学校教育的主线。

因此，我在张村小学读书时期，还是学到了不少的基础知识。尤其数学一门，我兴趣浓厚，学得较轻松。当时，有上课，有劳动，有老党员讲革命史，有学“毛选”先进分子讲学习体会等等，无论如何，我没有放松学习。算术课的小数、分数，珠算加减乘除，我都学会了。语文课的字基本都认识，也背了不少毛主席语录，看了很多小人书，每次考试成绩还是满意的，名次也很靠前。

小学毕业，接着上了初中。

初中是按片划分上学的，开始划分到了史家七年制的学校，在那里上了一个多月，在史家上学就住在我大舅家。不知什么原因又划拨到了柿庄中学，随即我又到柿庄中学读初中，一直到初中毕业。上高中，不考试，是贫下中农推荐，我没有被推荐上。原因嘛，很简单，因我哥上过了高中，说是弟兄俩不能都上。当时推荐上的同学都入学报到上高中了。我真是着急，读不上书怎么办呢？晚上钻被窝里还偷偷流过眼泪。父亲也丝毫没有办法，只是一言不发。一天晚上，母亲突然发声了，说是母亲娘家有个近本家弟弟，在高平工作，我叫舅舅，妗妗在高平寺庄中学当老师，说明天柿庄一亲戚家嫁闺女，妗妗要来。我母亲说她要亲自见见我那妗妗，说说我读高中的事。当时我听了母亲的话非常高兴，但没抱多大希望。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主妇，一天学没上过，一个字不认识，与有文化又是中学教师的妗妗说事，我心里都觉得有点打战。母亲第二天见了妗妗，傍晚回来说让我等信吧，也就是事情如何，妗妗会捎来口信或书信。

这是母亲平生唯一说成的一件大事。母亲真把我上高中的事说成了！

两天后，妗妗捎来口信，让我到寺庄中学报到。母亲给我备了足有10多公斤重的行囊，是小米、玉米面之类的粗粮。第二天，父亲把我送到村口，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柿庄。从海则翻山到高平釜山，再到寺庄，行程约20千米，走一路问一路，累了就歇，歇了再走。上午出发，下午到达。到了寺庄村，找到了中学。一进校门，碰到了一名女老师，我上前便问，刚开口，那老师就说：“从柿庄来的吧？”我急忙三言两语说了情况。原来遇到的老师正是妗妗，让我把东西放她办公室，带着我见了班主任报了到，然后就住在了妗妗家。

我上高中啦！感谢母亲用了她一生少有的果敢和智慧，把我送进了高中校门。

在寺庄中学领了新书，上了一个多月高中后转学回到了柿庄中学。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

1978年3月，我在柿庄中学高中毕业。当时县里将想参加大、中专考试的柿庄、固县、胡底三乡当年毕业高中生，集中在柿庄中学办班复习。我参加了中考复习班，学习中考考试内容，在班里一直保持着第一的考试成绩。老师重视，自己也认真勤奋。在考前20天左右，县里来了通知，明确指出：应届高中毕业只能报考大学。7月份我参加了高考，没有考上。那年柿庄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包括往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返校复读；二是回家务农。但在那时，家庭负担很重，家里实在太困难了，父母年岁已高，生活压力很沉重，尽管这样，我硬着头皮选择了复读。我返校不久，也就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学校自雇的给我代物理课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前老高中毕业生，他给我说，县里要考民办教师，问我去不去？并说先就业也是好事。我没多想，就跟着去了，而且我与我的物理老师居然都考中了。当时柿庄乡初选14人，一个月后又去端氏复试通过，经县、公社确认，我终于获得了民办教师资格，11月份我安排到本乡算峪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一个寒风劲吹的冬日，我把首次24元工资交给母亲，父亲没有吭气，但我看到，已显苍老的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我揣测，父亲是满意的。尽管没有能到供销社站了柜，但总算有个吃饭的地方了。

有了这点工资，再加上哥哥也参加了工作，家里经济不再窘迫。1980年，柿庄联合学区，根据县局文件精神，选派我到晋东南地区教干校培训学习半年。学习结束，安排到柿庄初中担任初中教师。一年多后，即1982年7月，我报考晋城师范，当时同类考生500余名，我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1984年毕业，在城关初中任教，当了三年语文老师。

1987年，我通过参加成人高考，考进了山西大学，在教育系就读二年。

这是我的最高学历。

回顾我的求学之路，可谓坚持不懈，漫长艰辛。

我深深领悟到那句老话——知识就是力量。人生有许多机会，但只对有准备的人起作用。一个人的阅读量、拥有的知识量，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良好人生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决定了他的生存质量。当我把这一硬道理施之于两个孩子的教育与培养，果然也有成效，确实促使了他们的自觉学习和不断进步。

在山大期间，按设置课程，我较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理论知识，阅读了一些关于教育专业类的书籍，对教育有了更新的理解，理念得到升华。

1989年6月，我从山大毕业，调到了县教育局当干事。

1992年7月1日，当我站在鲜红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名党员时，对党忠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人生的使命。

一天早上我晨练后在街上散步，忽然看见政府门上贴着告示，招录秘书。再看时间，离报名截止只剩三个小时。我当时并没有清醒认识到这是又一次转变自我发展的机会，只是拔步就去找政府办一位副主任问情况了。副主任好脾气，说，不误，去报吧！就这样，一上午连报带考，居然被录取了。哈！当我带着惭愧去跟时任局长汇报时，他宽厚地笑了，说，放你走我不舍得，但不能阻你前途。去吧，年轻人，到了政府好好干。

此后的十多年，我都没离开县委大院，担任过领导秘书，县纪委副书记等职务。

2007年7月，组织调我到教育局任局长，把千斤重担搁我肩上。我有压力，但也欣慰，因为我真正地回归了本行，有机会重拾大学教育系授予的学识，在繁忙的行政工作间隙，联系全县教育实践，对中小学教育、管理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准确把握，进行研究、改进，针对实际提出了“安全、稳定、秩序、质量”的工作思路，稳步推进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我把这些可遇不可求的丰富经历、体会、心得带给家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促进了孩子们在学业上一路前行，不断攀登高峰。

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