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荷马

历史公允，却并非无懈可击。上述存在于文学和哲学领域里的模糊，倘若从“时间”的角度来评判，其实也说明了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不明晰。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诗风，其中之一便是思想和表义的“简约”。[1]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通常说来比较直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ēros（Ομηροζ）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2]Homēros被认为是homē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亦即“抵押”）解。然而，以诗唱换取客地居民招待以解决生计，是古代吟游诗人的常规做法，并非仅为荷马为之（荷马显然不是古希腊最早的歌手或唱诗人<aoidos，οιδóζ>），何故由他一人独得此名？此外，即使有人愿意用“诨名”相称，荷马也不会乐于接受，日后会予以改变。Homēros亦可拆解作ho mē（h）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除了某些后世资证外，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反推，[3]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诗家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和光亮的分辨尤为细腻。[4]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Homē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子弟们）倒推homē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Homēros倒读为Soremo，而后者是Soromon（所罗门）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5]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释事规则的常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诗向来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在生产力落后，人们的智力和智性尚待开发的古代尤其如此。在荷马史诗里，歌手可以不至过分地像对待王者、首领和英雄们一样，称诗人为“神圣的”（或“神一样的”<theios>）。[6]如此称呼合乎传统，既不会引起史诗人物的反感，也不致使荷马时代的听众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屠格涅夫说过，诗是上帝的语言。T. S.艾略特认为，一切真正的诗歌首先是传达神意（里尔克也持类似的见解），然后才能被人理解。二位大诗人不一定知晓，当他们如此说话的时候，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富有新时代特征地表述了荷马对诗和诗人的认识。诗人神圣，荷马本人当然不会例外。当然，这么说不是暗示荷马有意借颂扬诗人之名，行突出自己之实。我们知道，荷马没有像赫西俄德那样，在诗作里“顺便”提及自己的名字。[7]然而，希腊人需要有一位属于这个伟大民族的神圣诗人。在他们看来，荷马有传统赋予的古远和无与伦比的天资，有那样澎湃的诗情，那样丰广而高远的人文情怀和深厚的历史感，因此比任何诗人都更为接近于神圣，“神圣的”于他当之无愧。“神圣的荷马”（theios Homēros，θΟμηροζ）出现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里。[8]可以肯定，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和其他城邦，这不太可能只是个别人的提法。柏拉图（Platōn）批评荷马的神学，却推崇他的诗才。通过苏格拉底的如簧之舌，他称荷马为最好（aristōi），也是最神圣的（theiotatōi）诗人。[9]柏拉图的赞誉不像是言不由衷的。或许，正因为荷马是古代的诗歌权威，才促使他把荷马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立志战而胜之，用哲学的逻格斯（logos，λóγοζ）取代诗歌的秘索思（mythos或muthos，μθoζ）。显然，尽管受到一些哲人的批评，荷马已经如日中天，theios于他当之无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ēs）对荷马的赞美，在《诗学》里可谓溢于言表。他认为荷马独步天下，全面超越了其他史诗诗人。在情节的取舍方面，荷马同样胜人一筹，可谓出手不凡（thespesios，θ）。[10]thespesios的字面意思为“神说的”（或“神圣的话音”），亚里士多德没有用它赞誉过别人，包括他的老师柏拉图。诗艺（poiētikē）呼唤天资（euphous），需要迷狂（manikou）。[1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用他的理性主义和当时广为人知的“迷狂说”，取代了荷马的神赋论。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迷狂是通连神意的，亚里士多德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我们却可以从柏拉图的《伊安篇》里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它的神学背景。[12]亚里士多德是了解荷马之神圣的（theios），但他的理性主义诗学观却似乎不允许他从正面赞扬荷马的“神性”。thespesios的使用，或许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这个词的常规意思带有“似神的”内涵，但在它所出现的上下文里却不宜直白地作如是释解。借助表义上的模糊，亚里士多德巧妙地打了一个擦边球，既委婉肯定了荷马的“神圣”，亦即非同寻常，又赞扬了他构诗技巧的出类拔萃。

希腊人认同荷马，其中许有民族的感情色彩，也有想当然的成分，但是支撑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的依据，主要还是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散见于史料中的记载，以及根据这些记载所形成的认知传统。对于他们，否定荷马是不可想象的。否定确有荷马其人，甚至比否定传统的神祇，包括长期声名显赫的奥林波斯神族的权威更难。希腊人最终接受了耶稣，在信仰上放弃了宙斯，但他们却没有因为喜欢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没有因为世界上出现了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放弃荷马。过去、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只能这样。古希腊人相信，现代希腊人亦然，他们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叫荷马（Homēros）的诗人（aoidos），他天分极高，阅历丰富，创编过宏伟、壮丽和含带浓烈悲剧色彩然而却脍炙人口的史诗，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民族文化的奠基人。一般认为，荷马出生在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移民区，因而是一个伊奥尼亚希腊人。[13]据后世的《荷马生平》和其他古代文献的通常需要使用者去粗取精乃至沙里淘金的记载，荷马的出生地至少多达七个以上。至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古希腊人一般将他的“祖城”限定在下列地名中的一个，即基俄斯（Chios）、斯慕耳纳（Smurna）和科洛丰（Kolophōn），其中尤以基俄斯的呼声最高。在一篇可能成文于公元前七世纪末或前六世纪初的颂神诗《阿波罗颂》里，作者以一位顶尖诗人的口吻称自己是一个“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ēr），是一名最出色的歌手。[14]马其顿学问家斯托巴欧斯（Johannes Stobaeus，亦即John of Stobi，“斯多比的约翰”）编纂过一套诗文集，其中引用了从荷马到塞弥斯提俄斯（Themistios）等众多古代诗人和作家的语句。[15]根据他的记载，抒情诗人塞蒙尼德斯（Sēmōnidēs）曾提及荷马的诗行（即《伊利亚特》6.146），并说引用者认为这是一位“基俄斯（诗）人的话”（Chios eeipen anēr）。[16]值得一提的是，塞蒙尼德斯没有直呼荷马其名，似乎以为只要提及“基俄斯人”，人们就会知晓它的所指。上述引文或许还不能一锤定音地证明荷马（或一位创编过史诗的盲诗人）的家乡就是小亚细亚的基俄斯岛，[17]但至少可以就诗人的故乡归属问题，给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或参考项，为我们了解荷马其人，提供一条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些疑点的线索。

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推测，特洛伊战争的开打年代约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希罗多德很可能没有过细考察过战争的遗址，他的推测主要依据的应为当时被一些人所接受的在他看来可以信靠的传闻。据“帕罗斯石碑”（Marmor Parium）记载，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209—前1208年。古希腊学者厄拉托塞奈斯（Eratosthenēs，约出生于公元前275年）对此进行过文献考证，认为公元前1193—前1184年是可以接受的提法。近代学者将破城时间测定在公元前十三或前十二世纪，即迈锡尼（或慕凯奈）王朝的后期。依据并参考荷马的描述，德国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1870—1890年间对特洛伊遗址进行了发掘，结果表明该地至迟从公元前三十世纪起便有族民群居，先后出现过多座相当富足的城镇，其中有的明显毁灭于战火。[18]荷马肯定不是特洛伊战争的同时代人。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活动年代稍后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的估算，荷马生活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但其间相隔久远的年代。[19]与之相比，希罗多德的记叙似乎更多地得到了近当代学者们的重视。“赫西俄德和荷马”，希罗多德写道，生活在“距我四百年之前”，隔距“不多于此数”。[20]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35年左右。据此推算，荷马的在世时间似乎应在公元前835年前后。然而，希罗多德不太同意当时通行的以四十年为一代（四百年即为十代）的提法。在《历史》2.142里，他提出了以“三代人为一百年”的算法。如果按此理解推算，十代人的生活时段就不是四百年，而是三百三十年左右。[21]倘若这一理解可以成立，那么荷马的生活年代就不是公元前九世纪，而是许多近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赞同的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八世纪肯定将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如果它真的哺育过一位绝顶和无与伦比的诗才，真的酝酿和蔚然成就过一代凝重、宏伟和遒劲的诗风，真的见证了一套雄浑、初朴和弥足珍贵的古代百科全书的问世——一句话，如果它真的养育和造就了“神圣的荷马”。[22]当然，我们不宜过度夸大荷马的神圣性（亦即他的诗才），因为说到底他也是一介凡人，在包括思力和诗才在内的一切方面均有人的局限。

关于荷马的创作和生活我们所知甚少。[23]从《伊利亚特》（’Iλιáζ）和《奥德赛》（’Oδσσεια）主要采用希腊语里的伊奥尼亚方言编制这一点判断，推测作者为伊奥尼亚（希腊）人似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荷马（或《伊利亚特》的原始创编者）熟悉爱琴海以东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诗人讲述过亚细亚泽地上的鸟群，称它们四处飞翔，“展开骄傲的翅膀”，[24]提到过从色雷斯（即斯拉凯）袭扫而来的风飙。[25]他知道伊卡里亚海里的巨浪，[26]知晓在阳光明媚的晴天，登高者可以从特洛伊平原眺见萨摩斯拉凯的山峰。[27]读者或许可以从《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的活动中看到荷马从艺的踪迹，可以从众多取材于生活的明喻中感察到诗人对现实的体验。抑或，他会像《奥德赛》里的英雄奥德修斯那样浪迹海外，“见过众多种族的城国，晓领他们的心计（noon）”。[28]抑或，他也有快似思绪的闪念：“此人走南闯北，以聪颖的心智（noesei）构思愿望：‘但愿去这，但愿去那’，产生许多遐想。”[29]诗人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深刻和细致的理解，对人的掺和些许喜悦的悲苦命运表现出炽烈和持续的同情。他或许身临和体验过辉煌，或许有过幸福和得志的时光，但他肯定经历过“不一而足”（埃斯库罗斯语）的苦难，吞咽过生活必然会带给他和所有凡人的辛酸。毕竟，凡人“轻渺如同树叶，一时间生机盎然，蓬勃……而后凋萎，一死了结终生”。[30]在早已失传的《论诗人》里，亚里士多德称荷马晚年旅居小岛伊俄斯（Ios）并卒于该地。[31]荷马死后，活跃在基俄斯一带的“荷马的子弟们”继续着老祖宗的行当，以吟诵荷马史诗为业，他们的活动至少持续到伊索克拉底（Isocratēs）和柏拉图生活的年代。[32]但是，事情也可能不是这样的。基俄斯之所以成为荷马的故乡，有可能不是因为荷马真的出生在那里，而是因为有一些自称为“荷马子弟们”的诗人长期在该地从业。作为一个既成的事实，他们的活动有可能鼓励人们据此进行反推，得出并进而传播基俄斯是荷马故乡的“结论”。

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抒情诗人阿耳基洛科斯（Archilochos）有可能知晓荷马，女诗人萨福（Saphō）大概也一样，而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芬尼（约出生在公元前570年左右）则肯定知道荷马其人，厄菲索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亦曾提及荷马的名字。然而，塞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都没有明确结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谈论荷马。这是因为在当时，荷马几乎已是古代史诗的代名词，换言之，评论家们可以把任何一部古代史诗（如《小伊利亚特》、《英雄后代》、《库普里亚》等）归于荷马的名下。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提到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外的荷马诗作，[33]抒情诗人品达也在诗篇中多次提及不为后人知晓的荷马史诗。[34]荷马史诗是叙事诗的另一个指称，是古代诗歌（指讲述神的活动和英雄们业绩的史诗）的得到全民族认同的代表，是以往的诗歌文化留给后人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象征。这种情况以有所“变动”的表述形式，一直延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柏拉图似乎有意识地把荷马“专门”看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客观上终止了前人或多或少地泛谈荷马（史诗）的做法，将荷马确定为《伊利亚特》、《奥德赛》和《马耳吉忒斯》的作者。[35]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无例外地熟悉荷马史诗（因为此乃他们自小熟读的教材），许多人熟记了其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和警句，有的还能背诵大篇幅的诗行甚至整部作品。[36]作为受到长期和普遍认可的希腊民族的教师，荷马的影响长盛不衰于常识统治的全部领域——政治、历史、语言、地理、民俗、战争、工艺、道德、神学意识、世界观、行为规范——在所有这些方面，荷马所提供的史诗知识一直是受到重视的行动指南。[37]亚历山大的征伐传播着希腊文化，也扩大了荷马的影响。[38]至希腊化时期，至少在文论界，荷马对“诗人”（ho poiētēs，ποιητζ）[39]一语已经拥有冠词所赋予的特别享有权。换言之，在当时的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及hō poiētēs（the poet），对方便知其指当为荷马。[40]这种特定的指对效果，就如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尊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家”一样，含有“真正的”、“最好的”，或“名副其实的”意思。